金雯

最近30多年，中国城市“学习”国外的潮流，基本与领导出国考察的路线一致。

从水泥森林纽约曼哈顿，到光怪陆离的拉斯韦加斯，从花园城市新加坡、宜居城市温哥华到全球最吸引眼球的城市迪拜，中国城市的学习口味总体是“外貌协会”，喜欢宏大叙事——它们会被那些高大整齐、气势磅礴的外观所吸引，后来才开始逐渐注重内涵。

苏式规划，埋下了“城市病”的隐患

在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出现在中国时，学习的范本是多样的。

1929年《首都计划》的蓝本是美国的华盛顿。伪满洲国时期的《大新京都市计划》由日本城市规划专家设计，参考了19世纪巴黎改造规划、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以及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城市规划设计理论。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梁陈方案》吸收了大伦敦规划的“有机疏散理论”。但是，最后对中国城市产生深刻影响的是来自苏联老大哥的规划，由意识形态做出的选择为如今的城市病埋下了隐患。

20世纪50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的156个重点项目推出，为配合这批项目，中国在短时间内，尤其是东北地区出现了许多相似的城市。这一阶段留下了苏式建筑、工人新村，还有城市病的隐患。城市格局看起来严整、理性，被清晰地划分为生活区、工业区、商业区，功能区规模宏大，路网结构庞大，城市看起来很气派，但是上班、购物、生活分别在不同的区域，交通成本高，并不宜居。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田宝江说，承袭自苏联的规划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