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优

一个可以救活的病人，被送到医院，老公泪流满面地说：“大夫，我们不看了，我们回家。”相信我，他并不是不爱他的妻子，只是他真的再也拿不出多一分的救命钱了。

一个已经脑死亡的患者，静静地躺在那里。在一旁急得满头大汗、号称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抢救他的人，可能根本就和病人不认识——他其实是某个国企的领导。病人只要撑过了7天，就不算事故直接致死，他就能减免些许相关责任……

我是一名医生。我说的故事里充满了悲喜剧，其中的演员就是身边的你我他。看得多了，也就能从悲剧中看出生命的脆弱、社会的不公，历练坚强的人格；从悲剧中看出命运的安排，苦中作乐，感悟人生。人有病，天知否？

早年在骨科轮转，有个患者让我终生难忘。

一个安徽来的女人，老公在我们这里打工，开拖拉机。她每天都会在家门口等丈夫回家。那天，如往常一般，老公在乡间小路上开着拖拉机，带着几岁大的儿子，迎着夕阳回来了。离家很近了，他几乎已经看清了老婆脸上的笑容。突然间，拖拉机失控了，直直地冲向老婆。他可以打方向盘让车翻下路基，但儿子就坐在身边，翻车极有可能伤到小孩子……就在那电光火石的一瞬间，老公选择把儿子推下车，然后就撞上了老婆。

母亲和老婆落水后先救哪一个？这看似是个用来搞笑的老问题，但当一个人需要真实地面对这样的选择时，我们只能感叹命运是何等残酷。

老婆伤得很厉害，骨盆、双下肢都有骨折。皮肤自腰部起向下剥脱至小腿，就像一条带血的连裤袜。我和主任一起去清创，把皮缝了上去，给双腿都打了牵引，然后将下半身从肚脐到小腿全部加压包扎。女人有些胖，彼时还有月经和腹泻，创面也一直有液体渗出，下身经常是各种颜色流了一大摊。每次换药，至少需要两个医生合作，用上两包烧伤敷料、一槽纱布、十几卷绷带，差不多要一个小时。常常刚换好，病人就又拉肚子了，我们只好重新来过。

病人家很穷，我们想了很多办法帮他们省钱，每天都会花很多时间在这个患者身上。日子一天天过去，感觉她已经脱离了危险，皮瓣也基本上没有坏死，我想用不了多久就可以回当地医院了，心里暖洋洋的，特别有成就感。

就在所有人都很乐观的时候，她老公却放弃治疗了——他实在是借不到钱了。出院的那一天，他找来担架，让人把老婆抬了出去。他哭得撕心裂肺，认为是自己害死了老婆。我心里也特别难过，付出了很多心血，却觉得再不能多帮助些什么。

此后很久，我都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位丈夫当时能否做出更好的选择？我不太能想明白，但我们其他人是否做得足够好呢？作为医生，我清楚：我们的医疗保障体系缺乏普遍的覆盖；我们的医保系统自付额比例过高，以致削弱了保障功能；我们的大多数医疗服务机构因不公不私而导致职责和社会功能不清；我们缺乏真正意义上的医疗服务第三方购买者；我们的政府要么对医疗服务投资不足，要么不知道如何运用其购买力以引导医疗机构承担合理的社会责任……如此种种，使得这些离去的妻子们过去有，现在有，未来依然可能会有。

有本书把社会人等分为多个层次，在下层民众之外还有一个“看不见的底层”。其实在社会中，没有人是隐形的，只是我们没有用心去关注，或者是刻意回避了他们的存在。而我是一个医生，没有理由也没有办法去忽视这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洛 洛摘自《看天下》2013年第23期，李小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