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文月

小时候，最羡慕母亲袖子下挂着的一串钥匙。母亲无论夏冬都穿着旧式旗袍，总是将一串沉甸甸的钥匙系牢在袖下的第一个纽扣上，除非晚间休息，那一串钥匙总是跟着她的身影转动，叮当作响。

我已经记不清楚是由几把钥匙穿成那一串了，约莫有十来把的样子。那当中，应该包括有大门和各个重要房门的钥匙，另外，还有一些收藏重要物品的柜子、抽屉的钥匙。有一些钥匙，甚至连父亲都不曾有，只有母亲一个人能开启一些神秘而宝贵的抽屉。

我如今回想起来，当时那么羡慕母亲挂着钥匙串到处走动，大概与那些钥匙所代表的权威感有关联也说不定。譬如说，有些崭新的衣物锁在橱柜里，过年的时候，母亲用其中的一把钥匙打开橱门，将那些五彩缤纷的衣服从里面取出，满床摊开，分与我们。我和弟妹们围观，觉得像是看变魔术一般不可思议。我们也知道有一些铅笔和纸墨等文具，是锁在五斗柜上层的抽屉内，总是再三央求。母亲检点确实短缺不敷用，才慎重打开那个抽屉，取出文具。我经常都是趁机踮起脚尖浏览一番，那种经验，也实在是奇妙难忘的。

我连一把钥匙都没有。

我们的家在虹口江湾路，虽然算是比较安静的一区，但在上海这个十里洋场的大都市，谁也不敢信任谁，家家户户大门深锁。门虽深锁，但孩子们上学都不带钥匙，唯恐遗失，或插在钥匙孔忘了取下，所以放学回家，都得按门铃，由娘姨慢吞吞出来开门。等开门的时候，常常会感到自己的卑微渺小，一种无足轻重的落寞感，有时也令小小的心田翳[爱] 。

第一把属于自己的钥匙，是书桌抽屉的铝制钥匙。那单薄而平凡的钥匙，却可以将抽屉一把锁住；除非用它的凹凸齿纹对准锁孔，无人能够开启。第一次拥有钥匙，不只是满足了好奇心，似乎也夹杂着一些些权威感，可能也另有一些些成长的喜悦吧。其实，那个抽屉里面又能放置什么贵重的物品呢？还不是纸笔一类文具罢了，我那时甚至连值得避人耳目的日记都没有。尽管如此，我还是雀跃欢欣，因为第一把钥匙，正意味着寤寐期待的一串钥匙的开始。于是，小心翼翼用毛线编织成链子，将那把薄薄的铝制钥匙贯穿起来，拿在掌中心，竟也有晨起前之梦一般落实的分量。

而后，我自己的钥匙也不知不觉中增多起来。有一天，发现竟然也真正有了一串沉甸甸的钥匙：大门的弹簧锁、房屋前后门也各有一把精致的铜钥匙，还有研究室的门锁及其他里里外外、大大小小的钥匙。

钥匙设置的目的，是在开启门扉，或橱柜抽屉的锁；而锁的设置，是在防备他人；至于他人，则恒常是假设为“于我不利的人”。然而，若换一个角度来看，我，又何尝不相对成为他人假想中“于我不利的人”呢？

这个推想，颇令我悻然。但我仍然不得不每天携带着那一串琳琅满目、叮当作响的钥匙进退。每一把钥匙，似乎都在说明我对他人的不信任，这个念头一生，便更增加了它们的重量，和我自己心上的负荷。我厌恶这种重量与负荷，所以解去了一些家里的钥匙；至少，家人应该互相信任，我们的房门与橱柜不必上锁——家人是不可能互窃或互窥的。尽管如此，链子上仍余留着五六把非带不可的钥匙。我没有穿旧式旗袍，所以无法学母亲那样把它们挂在袖下。我的一串钥匙，通常都是放置在皮包的一个角落。

常常，我出门时换了皮包，却忘记将那串钥匙从旧皮包拎出，丢入新皮包里。于是，我原想把假想中“于我不利的人”锁在门外，却一不小心反而把自己锁在自家的门外，对着认钥匙不认主人的门，也只好徒呼奈何了！

我家的保姆，二十多年前来自南部民风朴厚的乡村，她当时骤入繁华的台北市，许多事物风俗都不能适应，包括处处上锁的门，各式各样的钥匙。我们旧居的屋后厨房所用的是号码锁，不识字的她无法学得开锁的方法，好在总有一个人在家，所以平时倒也极少使用这把锁。

一天，我提早下课返家，客厅的门是从里边上锁的，只好到后面的厨房。没想到，门上竟用较粗的铅丝颇费心机地捆绑缠绕着。我顺着原来的路线逐一解开，不消半分钟便打开了门。屋内空无一人。保姆大概是熬不住寂寞，到隔壁串门子去了。不久，她谈罢倦游归来，十分惊讶地问我：“咦，你怎么进得来呢？”她大概时常这样“锁”好门便出外的。她以为费心思设计了复杂的结，别人绝对解不了。我向她说明用号码锁是为了防止小偷，千万大意不得。

“哪里来那么多小偷啊，你别诅咒自己了！”她甚不以为然。保姆把台北也看作她的家乡。她的家乡我曾住过几天，当时的确是单纯可爱的村庄，入夜无须闭户，更莫道门上加锁了。

然而，在台北住了二十多年，耳濡目染，单纯朴厚的保姆也逐渐变得小心谨慎起来。我们搬到现在的房子后，她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舒适的房间，我们替她的房间也配了一把锁。每回上市场买菜前，她总是谨慎地锁妥房门。那个房间与我的书房相邻。有时我不免同她说笑：“我就坐在这里替你看门，你还要锁门？难道是防我不成！”她倒也泰然幽默地回答：“谁知道什么人是好人，什么人是坏人？”多年居住于台北，保姆与初来时颇不一样，包括学会使用各种各样比较复杂的锁。如果她的幽默是出自多年来观察人事的结果，则恐怕还要包括不再是坦然开敞的心扉吧。这个改变，委实令人惊讶。

台北居，大不易。今年夏天，我家遭贼。事后检查，发现小偷是从一扇与隔壁相邻的窗子侵入宅内，所以虽然家里前后里外设置三四道锁，根本影响不了贼心。同一天，邻居家也失窃，厨房的铁栏杆被撬开，一扇门上下安装三套锁，也全部给破坏。看来，锁与不锁，都起不了真正防范小偷的作用。去年退休的保姆，适于秋初来访，得悉此事后，既愤怒又同情地说：“唉，算是运气不好，财去人安。连我们乡下，现在也常闹小偷啊。”据说，现在乡村的风尚也不再纯厚，种田人做活儿，也得锁门带钥匙出外。

我对于钥匙的印象，早已不再存着孩童时期的浪漫向往了。经常不得不将一串沉甸甸的钥匙随身携带着，但我已明白它所代表的不是光荣的权威，而是尔虞我诈的世间自欺欺人的一种护身符。许多设计灵巧的锁，其实并不能封锁叵测的阴险；而人人自防，心扉紧锁，又有何种神妙的钥匙，能够开启彼此的心房，使心心相通呢？

如今，我宁愿不必携带任何一把钥匙，但我几乎天天都得成为钥匙的奴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