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 平

在胡耀邦和习仲勋看来，对待基层信访的态度，不论来信说什么，各级领导干部都要认真对待。这是关系到一个执政党对群众的态度，是执政党人民性的试金石。将心比心，以情换情。你把人民装在心里人民就把你装在心里。深入群众，群众才会拥护你；善待群众，群众才会善待你。党的执政基础要想牢固久远，始终“不能让老百姓失望”，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习仲勋和信访工作

习仲勋特别重视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他在担任国务院秘书长期间，专门指定秘书定期到信访接待室，协助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及时了解社情民意。习仲勋强调，“处理人民来信来访工作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人民来信来访的实质是党和政府同群众的关系问题，这种关系越密切越好”，“不能让老百姓失望，必须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1954年底，西北地区来信来访反映在统购统销中食油供应紧张，棉花、棉布购销不合理，一些地方政府强迫命令，干群关系紧张等问题。习仲勋认为此事关系重大，应当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他指示一定要把农村的真实情况反映给党中央。来信中讲了两件事情：一是反映说，“现在食油比旧社会还要紧张”，“食油4两，想起老蒋”；二是反映说，有个农民赶着轱辘大车跑运输，车轱辘因没有润滑油发出“吱吱”的叫声，这个农民气得大骂：“我都没有油吃，你还叫唤啥哩！”说完就向车轱辘撒了一泡尿，发泄对食油供应政策的不满。秘书觉得，这些例子不宜写进报告。但习仲勋认为：这两个例子有一定的说服力，还是加上好。毛泽东和周恩来看了这份报告后，非常重视，立即批示有关方面尽快解决。

1957年5月31日，反右派运动已经在党内酝酿，当时社会上的形势已经很紧张。这个时候习仲勋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信访工作会议，并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讲话重点批评了一些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不关心群众疾苦，不重视信访工作的官僚主义态度，并且分析了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同时对改进信访工作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这在当时的环境下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习仲勋在讲话中说：

我们有些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对人民来信来访工作置若罔闻，不当一回事，采取官僚主义态度，工作中缺点错误很多。因此，党内外对我们这项工作意见很多，人大党委会每次开会都提到这个问题，他们了解的只是几个专门案子，不了解很多情况，但是那个批评已经很严厉了。

人民来信来访工作中官僚主义是主要的。但绝不只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也是严重存在着的。老百姓写信给领导机关或领导人，不是一件容易事，是有很多困难的。就是机关干部写批评领导的信，也要再三斟酌和经过思想斗争的，遗憾的是，我们采取认真负责的态度办理群众来信的事，是太少了；而对于群众提出的问题，采取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办法的具体事例，却是不胜枚举的。

习仲勋认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在主观方面。全国胜利，领导机关进城后，生活、工作环境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对干部的思想意识有一定的影响，和群众离得远了，群众观点减弱了，对群众生活疾苦的关怀淡薄了。有些人认为来信来访只不过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是“额外负担”，认为“告状的没有好人”。仲勋同志举例说，国家测绘局在西安要修一建筑，用推土机一下推了58亩快要成熟的麦子。他认为即使是花钱买的地，这种做法，老百姓也很有意见，骂“共产党是什么党”?!

他深刻地指出：我们国家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之前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但在三大改造胜利完成之后，人民内部矛盾就是主要矛盾了。信访工作所反映的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因此，处理人民来信来访，“不是小事，是大事，不是一般工作，是个重要的政治任务”。

仲勋同志问道：现在人民来信来访是一个什么形势呢?我看形势是越来越紧张，究竟会紧张到什么时候，现在还很难说。因为现在的形势，是矛盾大量涌现的时候，而且来信来访也起了一些变化，特别是来访。

习仲勋最后说：过去这项工作没有人管，也没有人重视，上上下下做这项工作的同志都很辛苦。过去工作中的缺点，不应由他们负责，主要应由领导上负责，这样才公道。今后做好这项工作，关键在于领导。但对专职干部也要加强教育，因为他们直接与群众打交道，他们的言行对群众影响很大。(以上见《习仲勋文选》《在全国来信来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59年由于大跃进引发的大饥荒，各地群众意见很大。据时任国务院信访室主任的马永顺回忆，“1959年6月，甘肃群众不断来信反映当地缺粮严重。当月26日，我把一封来信以及随信寄来的一包当地群众充饥的食物经当时国务院副秘书长杨放之看后交习仲勋同志，习仲勋当场毫无顾忌地掰下一块拿到嘴里尝了一下说：‘这哪里是人吃的东西!’第二天一上班，他即指定由我率领两名干部当晚出发去甘肃，会同当地处理：经过一个月的努力，甘肃省委采取了积极措施，从邻省调来了粮食，群众严重缺粮的状况得到了缓解”。(见曹辛：《习仲勋：他一辈子没有整过人》，《报刊荟萃》2009年第6期。)

1959年春，甘冀鲁皖等省群众来信来访反映春荒严重，信访室调查后，于4月中旬给习仲勋并周总理作出情况报告，总理责成习仲勋处理此事。仲勋同志决定4月18日开会，通知11个与缺粮有关的省的负责同志参会；国务院财贸办公室、农林办公室、粮食部、内务部等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同时参会。18日，习仲勋听取各省汇报缺粮情况和原因。各省认为是浮夸交了过头粮所致，造成群众缺粮吃不饱饭，得了浮肿病；而安徽省的领导说他们省群众得浮肿病是偏食(吃粮多)造成的。仲勋同志指示信访室当晚即出会议简报，急报周总理。19日下午，周总理主持会议研究解决办法，并将安徽省群众得浮肿病是吃粮多的简报，批给该省第一书记审阅，要求检查并酌情解决。经过各省和中央有关部门积极努力，解除了当地群众的生活困难。

1961年春季，群众来信、来访反映“大跃进”时，浙江新安江、河南三门峡、河北阜平库区移民安置问题，有的地区没收农民开垦的小片荒地问题，有的地区公社和生产队占用、拆毁群众房屋赔偿问题。习仲勋把信访室写的情况简报，以国务院名义转发到各省省委，要求解决这些问题。

习仲勋重视保护信访人的民主权利。1961年初，仲勋同志收到新疆一位领导人的来信，批评国务院接待室不重视信访工作，因接待室指责反映问题不实，新疆两个上访人由北京市公安局拘留等。经了解，二人被拘留与接待室没有关系。但仲勋同志从来访人员到京后可能遇到的困难出发，指示：“这件事与信访室没有关系，但是也应从中引为教训。如果我们对来访人负责，就会注意到他们的食宿困难问题，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信访室即同北京市民政局研究如何接济有困难的来访人在京食宿和返程路费问题。

上世纪60年代初，扣压群众来信，打击迫害信访人的现象严重。刘少奇为此指示，严禁追查来信来访、打击报复，加强信访工作。仲勋同志1961年2月8日在国务院召开中央有关部门副部长及有关人员参加的信访会议。仲勋同志指出：“信访工作必须加强，要研究提出一些改进办法”，同时指示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秘书厅，调研后起草一个给中央的报告。

1978年习仲勋复出工作后，许多要求平反的信件和电话飞往广东省委的习仲勋办公室。面对无数的群众来信，他不满足于省信访办筛选后送来的少数信件，指示秘书贾延岩到信访办直接查看人民来信和倾听来访者呼声、到大街上抄看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大字报。一天，贾延岩被一群从远处赶来的披麻戴孝、悲愤不已的群众贴出的大字报吸引，内容事关数百条人命的血案。事关重大，贾延岩出主意叫他们到省委门口信访室去直接申诉。这种做法招来同事批评，说他感情用事，一个领导的秘书不该叫百姓到省委闹事。仲勋同志听了贾的汇报后，没有批评他，严肃地说：“你没有做错，共产党的机关，共产党的干部怎么能怕老百姓，对老百姓没有感情，那能叫共产党的干部吗？这样的干部在封建社会都不算好官！”贾延岩回忆，他“每一次有关普通群众来信或上诉的汇报，习书记都是听得那么认真，有时他还颇动真情和感慨”。（见贾延岩：《往事历历——习仲勋不朽》）

胡耀邦与信访工作

胡耀邦是出了名的关心人民群众来信来访问题的，他不摆架子，富有同情心，实事求是，重要的案子亲自过问、审查、批示，直至最后解决。

1977年12月15日，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很快，中组部和胡耀邦家门前便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聚集着一群群上访的人。胡耀邦夜以继日地工作，处理上访问题。

12月19日，胡耀邦在中央组织部全体人员大会上发表讲话。在讲了中组部面临的平反冤假错案的艰巨工作后，他说：最后提出两个要求：一是认真做好来访接待工作，二是认真处理群众来信。指出：大家共同努力恢复与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把党的组织部门建设成为“党员之家”、“干部之家”，扫除这些年来“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官衙恶习，使每一位来访的党员、干部，不论党龄长短、资历深浅、职务高低，都能感受到一视同仁的亲切温暖，无话不可谈，无事不可求。他说：今后如有蒙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我都要和他们见面谈话，请任何人不要阻拦。凡是信封上写有“胡耀邦”三个字的来信，都请及时送给我，如没有我的同意，任何人不要主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

在部里老同志支持下，部里回京待分配的干部、老年支部的干部和一部分在职干部，合编成老干部接谈组、待分配干部组和右派改正组，耀邦同志指定由陈野苹副部长负责，认真做好来信来访工作。他对陈野苹说：“你大胆地干，有什么事情我来承担就是了。”他说：“一定要以深厚的感情来做接待工作，对年老体弱走不动的老同志，可以用车接到部里来谈；患病在床的，我们应该主动拜访，找上门去谈，倾听他们的意见。对那些来访的蒙冤多年的老同志，要让他们坐在沙发上，沏上一杯热茶；到吃饭时还没谈完，就请他们吃顿便饭。一次谈不完就谈两次、三次。”

年底，胡耀邦收到署名原对外文委二百零五名干部的来信。来信反映：对外文委已被撤销，只有他们这二百零五位一直“没人要”，“四人帮”剥夺了我们的工作权利，我们强烈要求恢复工作。特向“党员之家”、“干部之家”求助。信末署名有副部级干部五人，司局级干部十四人，处科级干部八十六人，精通多国语言文字的科级以下干部一百人，其中包括国内外著名文化人夏衍、楚图南、原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曹瑛、革命战争年代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陈忠经等同志。他说：这简直是瞎胡闹！对夏衍、楚图南、曹瑛、陈忠经等等这样的老同志，怎么都诬称他们为“社会糟粕”呢？怎能因为他们的“家庭出身”和“海外关系”之类的不由自主的客观存在，就剥夺他们继续为党工作的权利呢？“文革”十年强加给他们的种种磨难，难道还不够重吗？随即指派中组部干部组负责人与国务院政工组取得联系，共同组成工作组，由干部组的成员带队，前往调查研究。

1978年年初，就上访人员登门申诉问题，耀邦同志对老秘书高勇说：“现在找我的人很多，有的是看望的，有的是要求帮助解决各种问题的，也有不少上访的。”他说：“高勇，你告诉大家，谁要是想提拔，不要来找我，这些事我都不管。要是受了委屈，遭到错误打击，找我，我管。”

1月11日，耀邦同志主持中央组织部召开的待分配干部代表和政治部门负责人座谈会。研究解决中央、国家机关“五·七”干校6千余名待分配、安置的干部问题。指示中组部成立“安排待分配干部工作组”，由曾志领导。经过半年的努力，工作组和244名干部谈话，处理了220封干部来信，安置和分配了5344人工作，占53个单位待分配老干部的87.2%，其中副部级以上干部16人，司局级干部537人。

年初，中组部来访人员每天有几百人。耀邦同志对警卫人员打招呼说：对找到家来申诉的上访人员，一律不要阻拦。有些上访者凌晨就登家门等候，他一边吃早饭一边接待上访者。他在中组部一年时间里批复了四千多件来信。

1978年9月，中央信访工作会议在京召开。耀邦同志在讲话中论述了信访工作的现状，肯定了信访工作的重要意义。同时他还分析了信访工作的性质。他说：从中央组织部接触的情况看，去年底以前，每月来信一千多件，现在上升到八千多件；来访的由每天二三十人增加到现在的一百多人。来访者绝大多数是好的，他们所反映的问题基本上是属实的、可靠的，提出的许多意见和建议也是积极的、可取的。信访工作出现的这种大变化，说明我们的广大干部和人民，对我们党充满着信赖。坚信我们党有决心、有魄力拨乱反正，彻底清除林彪、“四人帮”造成的种种恶果。说明我们的广大干部和人民，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发表意见；对损害党和人民利益的坏人坏事，敢于批评，敢于斗争。说明我们党和国家的正常民主生活，正在逐步得到恢复。

耀邦同志分析道，来信来访中，有关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占的比重很大。全国究竟有多少人要落实政策，有多少冤案、错案、假案，我们没有要各地统计。天津市在“文化大革命”中立案审查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十六，上海市占百分之十八，陕西、甘肃各占百分之十二。有的省、市比例大一点，有的小一点。如果按百分之十五估算，全国各类脱产干部受审查的，就有二百多万人，加上不脱产的干部，数量就更大。从复查的情况看，受审查的人中，需要落实政策的，占相当大的比重。

他说：信访工作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工作。来信来访的人各行各业都有，涉及的问题很广泛，情况千差万别。这就要求做这个工作的同志，有高度的政治觉悟，有非常负责的精神，付出艰苦的劳动，做耐心细致的工作。只要是对人民有利的事，再困难、再麻烦也要去做。信访工作又是一件思想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我们天天要接触许多来信来访，倾听各种各样的意见和要求，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说话、办事都要符合实际，符合党的政策；也只有实事求是，按政策办事，才能把问题解决好。信访工作也是一件保持我们党实事求是、联系群众的好传统的过硬工作。通过处理来信来访，经常保持同群众的联系，倾听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愿望，体察群众的疾苦，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这对于执政的党极为重要。干部、群众找上门来，反映情况，要求解决问题，是对我们的信任，也是对我们敢不敢坚持实事求是，是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考验。我们应当不辜负人民的期望，经得住这样的考验。耀邦同志还指出，当前做好信访工作的最大任务就是要落实好干部政策。

1979年1月，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后，鉴于粉碎“四人帮”后，各地信访机构和工作虽逐步恢复，但阻力很大，工作得不到应有重视的情况，耀邦同志指示：每个领导干部平均每天要看一两封有典型意义的群众来信，秘书不能借口爱护首长而任意扣压。他身体力行，平均每年阅处三四百封。阅处群众来信，已成为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从一封封来自基层和普通百姓的信件中，了解社会问题，倾听群众呼声，改进党和政府的工作。

1978～1979年是平反冤假错案的关键年头。在这期间，党中央先后就复查冤假错案，为右派分子摘帽改正，为地富分子摘帽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落实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等问题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大张旗鼓地为彭德怀、陶铸、陆定一、彭真等平反，这些政策措施极大地激发了各个阶层受到不公正待遇人们的强烈回应。

1979年1月11日，在全国宣传部长座谈会讲话中，耀邦同志又专门讲到认真对待群众来信来访问题。胡耀邦说：现在来信来访很多，有增无减。中央每月收到的来信已突破60，000封，到京上访常住的人口在4，000人以上。中央组织部也是如此，每月收到来信10，000多封。纪律检查委员会一成立，已经收到来信三麻袋。来信来访所以猛增，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造成的。这是一个历史时期的特有现象，为建国几十年来所未有。此外，还有我们主观上、工作上的问题。干部、党员、工人、农民的合理要求，如冤、错案的平反昭雪没有得到解决，中央规定的政策还没有在他们身上落实。这些人的正当要求，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合理解决。必须要看到这两个方面。中央的意见是，这种现象不能再拖下去了，否则，人心、党心、军心不安，对于实现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利。

胡耀邦说：西双版纳的知识青年70，000人联合罢工，已个把月了。70，0OO人中，四川 30，000多，上海30，000多，北京二三千人。为什么他们那里矛盾特别突出，还是要从我们的工作上检查一下。农场没有办好，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严重。中央也可考虑抽三五百人到西双版纳去帮助他们搞一年工作。抽几个副部长挂帅。中央同志强调要做好工作。要求各级党委对事情不要推，不要踢皮球，不要受框框的束缚。不要说这是中央定的案子，这是那个部发的文件，我没办法；还是要实事求是，敢于负责，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如右派摘帽问题，文件发下去三四个月了，开除党籍开除错的，就纠正过来，50万人中，有多少要恢复党籍?有个估计有20万人，有20万就20万，实事求是嘛!有些人为冤案上访九年，跑了一百几十次，没人理。我觉得，我们当官的，可怕人啦!

胡耀邦说：中央同志最近提到上访问题时，他讲了有几种情况要注意一下：

(1)会不会有些搞现行反革命活动的?

(2)有没有混进一些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极端不满的人?

(3)有没有这样一些人，特别是有些小青年，是民主个人主义者。把这些人抓起来不好。现在不要抓，将来也不要抓。

(4)少数人，千分之一二、万分之一二，他确实受了委屈，背了冤枉，这一定要平反；但平反以后，往往要求更高。

胡耀邦说：讲讲这方面的现象，无非是提请大家注意一下。不是说又要去抓人了，是要我们的领导人对这些人多做工作。即使是个别的现象，也要调查，要分析，要做工作。中央同志反复讲，对这些人也要做工作。比如民主个人主义者，你不要定他什么分子，要在思想上帮助他；不然，要发展到不好的方面去。

由于胡耀邦在处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的问题上出了名，因此1978年底胡耀邦到中宣部当部长后，中宣部的群众来信来访成倍增长，不少信件是直接写给胡耀邦的。1979年上半年，中宣部平均每月收到来信1，500多件，1至6月份共受理来信9，334件，是上年同期的3.6倍。来访者络绎不绝，应接不暇。据时任中宣部办公厅信访处负责人的马懋如说，当时的中宣部信访处设在沙滩一个失修的楼房底层，接待室里只有一张掉了油漆的乒乓球台子，两张长条板櫈，几张旧木椅，一个坐着要陷下去的长沙发，一部电话机，两个竹皮热水瓶。在这里工作的人们，每天面对的是一个弱势群体，一批受害者，是血和泪的控诉。那些人哪有钱买信封信纸，不少来信写在废纸上、手纸上，香烟盒的背面或书报的边角空白处，有的信上还留有血、泪的斑痕。不少信件字迹不清，很难辨认。来访者，不少来自边远地区，有的是从监狱或劳改农场出来的，他们中不少人，早已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流离失所，他们扒火车，或步行数日、十数日，或沿途乞讨，他们身无分文，衣不御寒，食不果腹，含着冤、淌着泪，带着伤痛，怀着极大的希望，来到京城，找中央，找党，找耀邦同志。重要的来信、来访，每日必摘要报送耀邦同志，耀邦同志必及时批示下达。耀邦同志对中宣部信访处的人和事极为关注，曾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见马懋如《耀邦同志教我们做人做事》)

1979年1至8月，出现了上访群众三次冲击新华门的严重局面。1月是一次高潮，4月是一次高潮，8月又是一次高潮。

1979年8月30日，耀邦同志召集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最高法院、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民政部、总政治部、铁道部、北京市革委会、中办信访局、联合接待室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开会。胡耀邦说：这几天，新华门前很不平静。昨天静坐的有七百多人，围观者有几千人，四十几个外国记者在那里拍照，这很不好。所以召集这个紧急会议，使上访问题得到很好的解决。

胡耀邦说：在来京上访人员中，相当大的数量是要求落实政策，彻底平反冤假错案的。一些冤假错案为什么会一直得不到彻底平反？今年5月21日，我曾提醒有关部门，有些地区落实政策有些放松，要加以督促，同时防止新的偏向。今年8月3日，又提醒有关部门注意，有些地方落实政策名实不符，发现哪里有问题就继续督促哪里办好，不要再搞一般号召。今年8月23日，我在公安部反映上访人员在西单“民主墙”贴大字报的电话摘报上批过一段话：据说最近上访的人，确有不少是因为冤假错案得不到平反、落实而来的，而这部分人又多系县以下党委和政府人员阻挠而得不到解决的。那就要对这些上访的人寄以高度同情，并找出切实可行的办法，如派人下去或找该级负责人来，迅速予以解决。这样认真办，一、才能真正使纠正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做到善始善终；二、才能真正制止那些对中央路线、政策抱抵触情绪甚至阳奉阴违的党组织和人员的违法乱纪行为；三、才能理直气壮地对付那一小撮无理取闹的人。此事关系重大，务请百折不挠地办出一个结果来。

据当时统计，中央机关部长、副部长以上的干部有六百人，司局长级干部有四千人，处长级干部有七千人。来京上访的人员在接济站住宿的是二千八百人，露宿街头的约二千五百人，总共有五千三百人到六千人。

胡耀邦要求高中级干部要亲自处理上访群众的问题。胡耀邦说：我们中央机关一万一千六百名高级中级干部，那么多同志，有哪些同志亲自找过上访人员谈过话，亲自听取过上访人员的申诉，认真处理解决过上访人员的问题？我们的高级和中级干部，如果每人每月接谈一个上访人员，就是一万一千六百人，超过现在来京上访人员一倍半。每人每年找十个群众谈话，摸摸群众的脉搏，解决一下群众的思想问题，那就是十一万六千人！我们的处长、局长、部长不亲自抓，中央领导同志还亲自处理、解决上访群众的问题，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这么干？我们要扎扎实实地做点工作，不接触群众，不了解情况怎么得了！这种状态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胡耀邦认为，对来京上访人员，要向他们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调查、了解和平反冤假错案，做广大上访群众的思想工作，对他们受“四人帮”迫害的遭遇要给予极大的同情，要花点精力，做艰苦的群众工作、思想工作。

胡耀邦指出：对新华门前闹事的人，不要动不动就抓。这里面绝大多数是好人，是受了冤屈来中央要求平反的。我们只有做通了大部分人的工作，少数无理取闹的人，个别混入群众上访队伍煽风点火、兴风作浪的坏人，就被孤立了。

他指出：有人说，上访群众有过高的要求，有过激的情绪，一讲话就要捉拿制造冤假错案的凶手。同志，人家亲人遭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有的致残，有的致死，有的遭受打击迫害，他们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讲。他们有气，有过高的要求，有过激的情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他说：在来京上访人员中，一种是该平反的没有平反；一种是已解决问题，但不解气，要求对诬陷者判刑，这里要作说服教育工作，不能冤冤相报，这对我们国家、民族不利；还有一种是无理取闹的，那是极少数。对那些政治上已经平反，但经济上未落实政策的人，要多做工作，向他们讲清楚，国家经济上还有困难，但也不要一刀切。总之，我们要向前看，要团结起来搞“四化”。

要组织一千名宣传员队伍，认真处理上访问题。他说：我们定那么几条：从中央机关抽一千干部到上访群众中去，大张旗鼓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这一千人，既当接待员，又当宣传员、调查员。他们下到地方，与当地配合起来，一竿子插到底；成立中央机关处理上访问题领导小组；不论是谁，经过调查，有根有据，只要他顽固地对抗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而又屡教不改，就要严肃处理，调开，甚至撤职。要他们知道当土皇帝是当不成的；出版一个专门反映上访工作的内部刊物，专门刊登内部材料。要敢于反映情况，要敢于摸老虎屁股。

胡耀邦说：请中办、国务院办公室联名提一个建议，发给中央各部党组负责人讨论一下。就是请他们亲自处理问题、亲自接待上访群众，要推广文化部过去实行过的每周一天或半天接待群众的制度。当部长、副部长、司局长、处科长，不能只划圈圈，加上发牢骚，而不做实际工作，不接触群众，不以平等态度待人。建议写好后发给党组书记亲收。不能自己不看，由秘书代劳。

耀邦同志批评道：现在我们有些地区、有些部门，不是把他们的工作规定服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是服从四化，而是阻挠四化。一个处长就是一个独立王国。

他要求不能在那里空口说大话，从原则来到原则去。原则问题，要讨论，但我们每个党员、每个干部还必须做具体工作，做实际工作。落实党的干部政策，要一个人一个人地解决，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决，光说空话不行。

（以上见胡耀邦《在中央机关讨论上访问题会议上的讲话》）

信访工作是党联系群众的纽带，了解民意的窗口。耀邦同志自1980年担任中央主要领导职务之后，依然高度重视信访工作。他在到基层考察的过程中，在旅途的飞机、火车上，在党的重要会议的空隙，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都要挤出时间阅读群众来信。据中央信访部门统计，自1979年至1985年的6年时间里，耀邦同志共批阅人民来信2000多封。耀邦同志批阅的信件，基本上都得到了落实。他曾在一封信上写道：六年以来，我每个星期都收到要求落实政策的信，大部分我都批了，批了的大部分都有回复，都大体落实了。对人民来信反映的问题，“我主张由专人负责，查一个就解决一个，使官僚主义无法推托”。正是出于秉公办事，敢于负责，心中始终装着人民疾苦的态度，耀邦同志一件一件落实，一抓到底，这就是他一贯倡导的工作作风，也是共产党人应有的作风。耀邦同志曾经说过，他不批条子只批信。

1979年8月17日，胡耀邦在中宣部信访处写的《信访处今年——上半年处理人民来信工作小结》上作了重要批示：

“那些默默无闻，但每天每时都在点点滴滴为人民办好事的同志，是深深受人尊敬的，也是值得每个真正的革命者去爱慕的；而那些威风凛凛专说大话瞎话给人民造成损害的老爷或少爷，人民心里是痛恨的，每个真正的革命者也有权鄙视这种人。”

马懋如说，耀邦同志的这一批示不仅仅是针对信访工作的，也不仅仅是批给中宣部做信访工作同志的，含义很深。从中看到了耀邦同志的为人、做事；看到了他所敬重和鄙视的；他所提倡的和反对的……正是我们这个社会所要提倡的和应该反对的，耀邦同志是在教我们做人、做事：做人，不要当那些威风凛凛专说大话瞎话的老爷或少爷；做事，要甘愿去做那些默默无闻，点点滴滴对人民有利的事。耀邦同志离世二十多年，批示时隔三十多年，虽时过境迁，批文没有过时，没有褪色，依然(更加)切中时弊，有益当今。

习仲勋心中始终怀着“不能让老百姓失望”的态度。耀邦同志心中也始终装着人民疾苦。这种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正是中国进步的根基、力量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