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学东

刚刚翻阅完了雷颐老师的作品《逃向苍天——极端年代里小人物的命运沉浮》。

当我从雷颐老师手上拿过这本书，看到封面上的副标题时，一下子抓住了我。我对雷老师说，个体命运最吸引人，也最易引发共鸣和反思。

在本书《自序》中，雷颐老师引用了海涅的一句话作为开篇：“每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随他而生，随他而灭的。每一块墓碑下都躺着一部整个世界的历史”。

每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每一块墓碑下都躺着一部整个世界的历史！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多么的心有戚戚啊。

我此前并不曾读到或听过海涅的这句话，但我读过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知道滴水见大海的道理。但践行却不够。

年轻的时候愤世嫉俗，好高骛远，观察写文章，好宏大叙事，夸夸其谈。或许，这不仅仅是我个人的问题，也曾经是中国社会的毛病。

这几年做媒体，几经挫折之后，我个人也沉潜而改变了许多，包括自己对社会对历史的观察思考。我对小人物普通人和作为人的名人们的命运越来越有阅读的兴趣。所以当我做《中国周刊》，确定的报道主旨，便是通过个体的命运沉浮，来呈现中国社会的变迁，触摸活的中国，表达我们对社会关怀。在我的认识中，社会国家都由个体组成，个体有成长，社会才能成长，国家才有进步，每一个个体，无论其居庙堂之高，或处江湖之远，都象征着一个活的中国，折射着中国的命运。中国在每一个人身上。

我在做《中国周刊》时，重翻斯诺编辑的中国现代小说选《活的中国》，就很受启发。

斯诺选择用描写普通中国人命运的小说来向中国之外的读者推介现代中国，别具慧眼。

正是在这些普通人的生活中，如同斯诺所说：“通过了解他们的生活，犹如以巨眼俯瞰它的平原河流，峻岭幽谷，可以看到活的中国的心脏和头脑，偶尔甚至能够窥见它的灵魂。”

同样的，在《逃向苍天——极端年代里小人物的命运沉浮》一书上篇里，通过那些作为普通中国人的命运沉浮，可以观照出那个极端年代曾经的荒唐荒诞与黑暗残酷。

在雷颐老师选择的人物中，其实里边大多数都曾经是倡导平等的“新社会”“新政权”的“肱股之臣”，栋梁之材，无论是曾任北大中文系主任程贤策，大文豪老舍，还是位高权重的老革命彭柏山，“革命同路人”何济翔，“红色老报人”马达、冯英子，以及大名鼎鼎的柳亚子等等，按老人的旧说法，算得上是“人上人”。

这些人，都拥有一定的知识地位，他们对新的时代充满期待，都热忱地拥抱新的生活新的时代，愿意为国家民族的未来奉献自己的一切，但他们的热情，他们的真诚，在极端的年代里，却被辜负、蔑视、践踏，甚至摧毁，从思想灵魂到肉体。

极端的洪流一来，携着独霸天下的“革命信念”和权势，摧枯拉朽，无论你身居何位，都逃脱不了被冲刷侮辱的命运，甚至尸骨无存。

如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彭柏山，正牌红五类，在血雨腥风中加入中共，在上海曾参加左联，受胡风和鲁迅提携，多年后以胜利者身份回到上海时，已经是三野二十四军副政委，算得上根正苗红，能文能武，但在极端年代里，一夜之间变成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被开除党籍，发配青海，任其军队领导故旧援手，也无力改变其命运，最后被“革命群众”毒打致死，家人去收尸时，“整个人被泡在医院福尔马林的药水里，人已经面目全非，彻底变形了，但是被打的痕迹却历历在目”。整个过程的残酷，以至于他的家人几十年之后，仍然“没有勇气去面对那么残酷的一段岁月”。

“文革”后，聂绀弩先生听说老友彭柏山命运，写了两首挽诗《挽柏山二首》痛悼老友：

其一为“山外青山楼外楼，人生禁得几拳头。崖边报道苏区景，想是反苏错报仇”。

其二为“冯唐易老老彭难，何似当初美孔颜。八百岁时一回马，再活八百亦等闲”。

真是“人生禁得几拳头”，时运不济，命运多舛。

我在给陈远的《负伤的知识人》一书写的序言中，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一个号称敝帚都要自珍的国家，却如此这般豪奢地对待自己民族的文化菁英，弃自己的肱股之士如同敝屐，这又是怎样的悲剧？”

这是怎样的悲剧？我不知道。

极端的年代里，不惟国之栋梁肱股之臣的命运如蝼蚁般不堪，虽然普通百姓尤其工农的命运仿佛好一些，其实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都是蝼蚁般的命，都是命若琴弦，不知何处会把命丢弃。

《逃向苍天》一书中，有《原生态农民生活史》一文，是真正的小人物命运，写的是辽宁农民梁书香的回忆路《难忘岁月》，里边饿死人的记录，如今已有多种史料可以互相佐证，所以，此处所录，并非最残酷的记忆，其可怕惨烈要远小于1959年信阳的冬天所发生的事。

不过，其中有两个细节让我特别留意，一个是梁家，是靠在城里上学的孩子省下的口粮，度过了饥饿的劫难。另一个是学生时期的梁书香，写自己偷玉米挖红薯的经历，自比花木兰红线十三妹等古代侠女，“心里还产生一种凛然神圣的感觉”，其母亲则大力鼓励她这样做。

要什么样的力量，才能让身为良家父母的人，默许纵容甚至帮助子女偷窃？雷颐老师问。我读至此，也是如此相问自己。

吾生亦晚，幸好未能赶上大饥荒，不过，生长在鱼米之乡的我，饥饿的记忆却也有。我有时常想，连我故乡那种土地如此肥沃物产如此丰饶的地方，我小的时候，竟然也不够吃。

今天想来，我们小时候当作游戏的偷盗队里的甘蔗玉米荷花郎，偷盗邻居家的桃李枣子红薯黄瓜南瓜之类，除了游戏解馋之外，或许更有饥饿延续的印记吧。

什么样的情况，才会导致如此局面？能把一个地方管成如此，其水平让人无话可说。

另一个小人物的命运，是在《梅花劫与等分十二角之难》一文中写到的上海育才中学的初中生何榕森，因对样板戏中国民党军帽上的帽徽图案像是平分的十二角星，感兴趣琢磨如何平分十二角，画出来被告发在画国民党党徽，以现行反革命罪被意判刑7年！

所以，极端年代的危墙之下，不幸的命运随时会降临。

我常常想，除了阴谋家的故意盘算筹划外，那些原本也是良善之人的普通人，何以在那极端年代，忽然间变得如此凶残，成为那些残酷的帮凶？比如逼得程贤策老舍王重民自杀，把彭柏山活活打死，举报初中生反革命？

上面提到的书中良善的母亲姑息纵容孩子偷盗，《表态的艺术》等文章中贺麟、梅兰芳、叶圣陶等大家包括胡风本人，在极端年代里的不同表态，都从一个侧面给了我们启发。

可惜，资料还远远不够。

雷颐老师书中也讲了些其他故事，比如《驯服的艺术》，《只能逃向苍天》，《黑暗时代的人们》等等，也是从另外的视角来看待黑暗时代，他人的命运。

《逃向苍天》引述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说：“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及全部范围。像我们这样习惯了黑暗的眼睛，几乎无法告知人们，那些光到底是蜡烛的光芒还是炽烈的阳光。”

彭柏山在黑暗的岁月里，有机会任教，依然兢兢业业做好自己的教学工作，学生作业空白处，“密密麻麻地眉批”。他教过的学生中有后来名动天下的刘再复。刘氏后来在回忆中感激彭柏山，“实实在在感到有一支充满温情的老作家的手臂在推着我向文学的花果园靠近”。

我想，彭柏山逆境而教，是一种黑暗中的启明，程贤策老舍王重民等以死相抗争，向死而生，引发后人沉痛反省，同样也是一种黑暗中的启明。

虽然代价之沉重，实在让人痛惜。

严酷冷静的历史学家可以像医生一样拿着手术刀，剥开层层史料，寻找背后的逻辑脉络，以告诉未来，启明未来，但作为普通读者，读过了只有心惊肉跳，只有扼腕叹息，只有对操弄权术和人性中残酷一面的力量的憎恶与避之不及。

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一书中，开篇写了“谁记得一切，谁就感到沉重”。

翻开如此沉重而血腥的历史，谁又能不感到沉重！

今天旧事重提，是为了让人们永远记住这些沉痛的教训。

如同本书中引用波兰历史学家的话：“关注未来不能被视同愿意忘却。绝不应该认为忘却是通向社会和平的通行证。记忆是国内和平的组成部分。”

是的，记忆是国内和平的组成部分。

感谢雷颐老师的钩沉。

旧历去岁这个时候，我重新翻阅了茨威格的《人类的群星闪耀时》。

茨威格的这本书中，有一个剧本，是为续接托尔斯泰未完成稿《光在黑暗中发亮》而写的结尾，描写了风烛残年的托尔斯泰，在几经痛苦之后，最终选择与自己的生活决裂，在挚友医生的陪伴下，悄然离家出走，奔向茫茫旷野，奔向苍茫天地，最后病发客死在一个小火车站上。茨威格的作品题为《逃向苍天》。

今年雷老师把书给我的时候，看到题目我就愣了一下。

雷颐老师把自己这本文集《极端年代里小人物的命运沉浮》定名为《逃向苍天》，我想也有向托翁和茨威格致敬之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