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卧云

在一个人的成功道路上，总有那么一个或几个起决定作用的关键时刻，一个国家的成功也必然有那种决定性的时刻，它由此而走出千回百转的历史峡谷，转入一条宽阔大道。

国家的这个时刻，一定是一种新的精神的诞生。虽然新的精神不会一夜之间降临，但它会由于一些制度阻力的消除，突然变得沛然大观，莫之能御，成为一个时代的精神，国家和社会因此获得了空前的活力。历史上任何一个地区的任何一次革命性进步，都首先是新精神的出现，进而形成一个时代的精神主流，然后才有新时代的全面到来，就像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宣告了现代欧洲的到来一样。

当然，这是人民的力量。但人民创造历史这样的宏大命题虽然理解上十分方便，回到现实生活、遇到具体问题时却又让人困惑不已。如果在现实中到处都看到种种丑恶现象在疯狂蔓延，却看不到人民的力量予以纠正，你可能就会产生疑问：那个创造历史、推动历史前进的神奇力量到底在哪里？相反，人民的表现却令人沮丧。人民如果是那个沉默的大多数，他们竟一直依靠沉默来推动历史？

一个流行的说法是，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和什么样的国家。如果我们在承认这个论断时不把自己排除在这个“人民”之外，不能说它有什么错误，但是如果我们不是站在人民之中说话，而是站在民之外说话，把自己从他所不满意的“人民”中排除出去，那它就不过是一种怨妇之言。先是不满意政府，接着又不满意国家，最后不满意人民，结果就只能怨天尤人了。

新精神总是开始于对自由的追求。没有自由的地方，也没有精神上的创新，人类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永无止境，人类的创造精神才永无止境。一旦旧时代对自由和精神的限制已经严重地阻碍了社会发展，引起了大众的普遍不满，人民要求变革的呼声就将日益强烈；这时，新精神有如待产的婴儿将呱呱坠地，等着接生的人们扫清障碍，作好准备。

不过新时代并不会像婴孩那样自然地出世。旧时代的利益格局包容了相当巨大的力量，它依然令人望而生畏，而革新的力量似乎还并不是那么显著，甚至还在潜伏状态，远不是让人一目了然。

从事物的性质分析，精神具有穿越时空界限的基本特性，人们没有办法把新精神锁定在一个固定的范围内，无法阻止人们去接近它，但事实上，它在一些国家又被长期地成功地阻于国门之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清朝统治者在面对西方世界的精神入侵时采取的总体战略，它包含着如下论断：西方的物质文化是先进的，但产生这种物质文明的精神和制度文化则是腐朽的；反之，中国虽然在物质生产方面落后了，在精神和制度领域却有着巨大优越性。这种看似聪明的为我所用的思想对国家为害之巨，自甲午战争之后一连串战败的惨痛记录就已经暴露无遗。

国家的失败并没有阻止“中体西用”继续将作为基本的治国策略。完全不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在世界上并不是国家政治的常态。人们要问，这种不思进取的历史现象，是由于统治阶级的自私贪婪所致，还是因为人民愚昧懦弱造成的？在英国的历史中，会发现贵族的节制和自律、资产阶级的自由价值观在国家法治传统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有益的作用。在美国的历史中，则会发现人民追求自由的普遍自觉和勇气，一批杰出人物在关键时刻的非凡表现尤其令人惊叹。在日本历史上，也能看到明治时代一拨生气勃勃的年轻政治家大力改革政治，为日本的快速崛起打开了良好局面。但在中国的历史中，既看不到某个阶级的带头作用，也看不到人民对自由的追求。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没有精神上的分层和分野，他们的文化水平可能在很长时期内有显著差异，但他们的精神没有差异，升官发财是他们的共同夙愿。

国家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统一体，对于国家的历史和现状，统治者有统治者的责任，被统治者有被统治者的责任。普通人的责任在于由于你不想担责，就有人替你打点一切，成为主人；由于你缺乏勇气，主人就会胆大妄为；由于你下跪求饶，主人就不可一世；由于你膜拜神，你造神，神就控制了你的心灵。对现状的不满，首先应该对自己表示不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现状的一部分。自我寓于国家和人民之中，国家和人民也寓于自我之中。

当我们在自己身上去发现社会问题的根源时，才能真正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所期待和寻找革新的力量，不在别处，就在每一个期待革新的自我身上。但是，它通常被我们自己忽视了。

既得利益集团的强大，从来让人感到个体的渺小和无能。每当在一方集中掌握了极其巨大的社会资源的情况下，同它进行抗争看起来是十分愚蠢的。这时，一种更加自然的思想会悄然进入，就是指望时代伟人横空出现，或者寄希望于既得利益者出于国家大义主动放弃特权。但是，在你看到既得利益者不但没有迹象要放弃特权，而且千方百计地抵御民主思想传播，结成联盟加强权力控制，失望中的人们于是在放弃对旧神的崇拜后，又开始崇拜新的神，新的偶像，这新的神新的偶像是华盛顿、甘地、曼德拉等。他们的确无与伦比，伟大人物的作用的确巨大，可是如果要还是看不到伟人的出现，于是你最后的希望都破灭了，对未来只有绝望。在人类追求和实现理想的道路上，最靠不住的、最没有希望的，莫过于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了，原因就在于，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去把握他人做什么不做什么。

但是我们能够把握的是自己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当我们始终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把力量投放到自己可以驾御可以把握的范围内，就可能走得很远，取得成功的希望将大为增加。

即便是再强大的力量也有它内在的脆弱之处，有它的阿克琉斯之踵。任何强大的凌驾于社会的权势都有一个共同的致命之处，就是它完全依靠大众得以存在，先有基本大众的支撑，然后才有权势，大众为它提供土壤，滋养它。只要没有大众作支架，失去大众的滋养，权势就将失去最重要的凭借。

每一个想改变社会现状的人，只要把眼光投向自身寻找力量，放弃对外部力量不切实际的幻想，就会看到希望，就会克服个人的无力感。那种对自我的无力感，其实是来自于对外部力量的过于期盼，在看不到自己期待的力量出现后。把自己作为力量之源，就会信心大增。作为个体，不一定需要有济世之才，也不需要一定从事惊天动地的伟业，只要做自己能做的事就已足够。有能力改变别人的思想，改变一个还是多个，都有益于社会；不能改变别人，但可以改变自己。当你为国家的未来开始改变自己时，新的精神就又获得了一次拓展，一次胜利。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确认自己精神已经刷新，而不是旧精神的暂时改头换面。我们绝对不能高估自己超越现实和传统的能力。人类超越现实和传统的能力虽然不是像揪住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那般绝对没有可能，但过于乐观则是草率的，仅仅就不受约束的权力之无限风光和巨大利益而言，它已具有足以吞噬人们的理智和德性的能量。我们时代的现实将它最腐朽最具破坏性的方面以最触目惊心的形式展示出来。对于希望推动中国民主事业的人们，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用民主精神装备自己，进行自我反省：是否真的与一统江湖的思想划清了界限，开始学习容忍异己；是否真的在精神上与绝对权力保持了距离，开始学会去尊重所有人的自由；是否真的摆脱了升官发财的诱惑，开始尝试去适应人类的普适价值；是否真的能不让自己对腐败的仇恨遮蔽建设的理性，做到对自身的反省重于对社会的批判。

改变自我，就是在改变国家，一个人的民主，就会推动整个社会的民主。个人既是一个微观世界，又是一个宏观世界；既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又是一个同万千世界发生联系的节点。作为微观世界，他构成宏观世界，是同宏观世界进行联系的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说，改变自我，是改变国家社会的基础。作为一个独立的宏观世界，他的精神同无穷的宇宙一样广阔，潜能无限，在这个意义上说，每个自我都具有改变国家社会的可能。

人是靠精神在改变世界的，仅凭肉体的力量，他基本上没有力量可言，正因为如此，人的自信从来不是建立在对自个肉体力量的信心上，人的自信是因为对自我精神力量持有信心。肉体的力量不能影响大众，不能实现由少数到多数的转变，只有精神的力量才可以，因为只有精神才拥有正义和对正义的认知，人们在精神的指引下迟早会归顺到正义的力量一边。建立在肉体基础上的武力，其力量比人们通常所想象的要小得多，尤其是当人们需要不断靠武力强化自身的时候，就已表明他越来越没有自信。“爆头哥”的暴力并不能给他自信，团体暴力也是如此。精神力量不是外部武力能给予的，而武力，最终也要受制于精神，并处于精神的控制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