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

21世纪全球经济格局发生最重要的变化是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然而，新兴经济体也面临着中等收入阶段的种种“成长陷阱”。随着全球经济复苏势头减弱，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因陷债务危机举步维艰，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主要新兴经济体也出现增势放缓。

全球金融危机主要成因

2008年，爆发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最为严重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这场危机突如其来，由发达国家引爆，迅即波及发展中国家，给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减贫事业增添了诸多困难。在这场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上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认为全球失衡源自东亚各经济体在1998年危机后作为自保而采取的出口导向战略和外汇储备积累以及中国对人民币汇率的低谷。该观点继而推论：全球失衡以及这些国家用超额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才导致美国出现廉价信贷和房地产泡沫。

早在2003年，就有高收入国家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指责中国是全球经济失衡加剧的罪魁祸首。但实际上，中国直到2005年后才开始出现巨额贸易逆差。

我认为，美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金融监管放松所带来的高杠杆率，加上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后执行的低利率政策，共同导致了21世纪前十年的流动性剧增和房地产泡沫现象。房地产泡沫以及因监管放松而大量涌现的金融创新，造成了鼓励居民家庭过度消费的财富效应。这一消费热潮加上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形成的财政赤字，共同导致了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和全球失衡。

走向复苏的共赢之路

如果没有结构性改革提升竞争力，日本和美国将继续保持宽松货币政策，压低利率，以扶持金融体系和负债家庭并减少公共债务的成本。低利率还会鼓励短期投机资本进入国际大宗商品市场，加剧价格波动，并进入新兴经济体，带来资产泡沫、汇率升值以及宏观经济调控的困难。为避免上述悲惨结局，高收入国家必须通过刺激需求为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

财政政策应该具有反周期性质，就像我当初在全球危机爆发之初所提出的建议，应采取“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实施办法，重点放在促进当前就业和提高未来生产率的项目上，尤其是基础设施、绿色产业和教育等。在高收入国家，能促进生产率提高的国内投资机会非常有限，似乎也不足以将它们拉出经济危机。但在发展中国家，能促进生产率提高的基础设施投资则大有空间，这也给高收入国家带来出口需求，产生类似于货币贬值的效应。

基础设施投资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当前和未来而言都将是共赢的策略。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缺陷广泛存在，不但影响到数十亿人的生活质量，还增加了交易成本，削弱了企业竞争力。基础设施不只是增长的副产品，还将成为经济发展的驱动力。通过全球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为那些有助于突破发展瓶颈的基础设施项目融资，可以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创造急需的工作岗位，刺激需求繁荣。“超越凯恩斯主义”的启示是：发达国家应该创造条件支持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从而实现双赢。这对当前和未来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言，都是一项全球范围的共赢策略。

落后国家如何实现追赶

只有在发展中国家能实现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促进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全球计划才能行之有效。对低收入国家而言，在全球化时代，经济转型的机遇比比皆是。在未来数年，有着8500万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岗位的中国富余劳动力将逐渐枯竭，其经济结构将从低技能、低工资的部门提升到资本和技术更密集的部门，这会给低收入国家释放出巨大的就业机会，让它们借以启动本国的快速工业化进程。

之前的发展理论主要关注发达国家拥有哪些条件而发展中国家没有，或者发达国家在哪些领域有出色的表现而发展中国家没能做好。发展经济学还是应该立足于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细致地观察经济发展过程的结构性变化，这些才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我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就是倡导这个观点，这与过去的理论在逻辑和哲学观上有很大不同。我认为应该反过来，发展中国家应重点关注自身拥有什么要素以及在此要素禀赋下可以做什么，而政府应该帮助企业将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做大做强。

如果发展中国家能顺应自身的比较优势，发掘后发优势潜力，采纳和适应新技术，则完全可以在未来数十年实现经济结构转型和迅速增长，实现从低收入跨入中等收入甚至高收入经济体。西方和东方若干取得成功的经济体都曾通过“雁行模式”走过了这样的道路。如果它们能取得成功，当前的全球危机就可以转化为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今天和未来带来共赢结果的良机。

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最优产业结构是由特定时期的要素禀赋结构内生决定的。实现这样的最优产业结构，需要有运行良好的市场，以便企业在选择业务和技术的时候能顺应本国的比较优势。如果企业能进行这样的选择，整个经济就会有竞争力，实现资本的快速积累。经济体的资源结构和比较优势也将逐步发生变化，产业结构也可以随之转向资本密集度更高的类型。产业结构的改变要求对基础设施的软硬件进行升级，减少交易成本。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失败是因为它们违反比较优势，反而采取进口替代战略。这一战略不但妨碍在自身比较优势的领域发挥后发优势，而且通过扭曲和寻租行为保护优先产业部门的低效率企业。“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私有化和金融部门自由化等改革的失败则是因为这些改革忽略了扭曲的内生性和依靠政府促进产业升级的必要性。

中国在1979年采取双轨制转轨策略后，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提高。其他采取类似转轨策略的国家也取得了不错的发展。现在，随着中国的富余劳动力被逐步吸纳，工资相应上涨，中国需要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的产业转型。鉴于中国的巨大规模会给依然处于劳动密集型工业化发展阶段的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拓展巨大的发展空间，有人已经称这种新现象为“领头龙模式”。如果巴西、印度和印尼等中等收入大国保持目前的增长速度，其他区域的低收入国家也会获得类似的发展机遇。

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一个很重要的分析和判断就是中国的后发优势还有多大。要把这个潜力挖掘出来，中国必须进一步进行市场化改革，消除双轨制遗留的问题。同时，要改善收入结构和收入分配的问题，也要解决贪污腐败等一系列问题。这是政府要努力的方向，我也相信政府和全社会将努力解决这些问题，把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潜力挖掘出来。

对谜题的集中思考：新结构经济学

对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增长策略进行回顾，首先应仔细分析结构变迁及其结果、产业升级和多元化，然后模仿那些曾经让少数国家从低收入跨越高收入行列的成功模式。研究者应该认真分析哪些因素推动了各种类型的国家进入繁荣，如英国、美国、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以及20世纪的其他一些国家。“新结构经济学”提出了一个有关结构变迁的理论框架，可以为过去的经济发展策略提供补充。这一框架考虑了以下几条原则。

首先，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了其比较优势，但与特定的发展水平相对应，因此该国的最优产业结构也会因为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不同的产业结构意味着各个产业的资本密度、最优企业规模、产量规模、市场范围、交易复杂程度以及风险性质都存在差异，结果就导致任何一种产业机构都要求相应的软硬件基础设施促进其发展。硬件基础设施包括电力、交通和电信系统等，软件基础设施则包括金融体系及其监管、教育体系、法律体系、社会网络、价值观以及经济中的其他无形构造等。最优产业结构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生产边界，生产能否达到这个边界则取决于基础设施是否完备等因素。

其次，各个经济发展阶段都是从低收入农业国向高收入工业国连续演进过程中的一个点，因而不能把两个阶段完全割裂：贫穷阶段和富裕阶段，发展中阶段和发达阶段。由于各个发展阶段的产业结构具有内生性，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和基础设施升级的目标与高收入国家未必相同。

再次，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要持续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在国内外市场上形成竞争力，其最佳途径就是发展适应自身比较优势的产业。由此，一个国家能够创造最大的剩余，使投资能够获得最高可能的回报，产生最大的储蓄动力，其资本也就能以最快的速度积累。这样，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就能从劳动力或资源富余向资本富余过渡，其比较优势也会变得相应更趋向于资本密集型。后进国家的产业升级可以发挥后发优势，进行追赶。这意味着后进国家拥有比领先者发展得更快的潜力。

最后，市场是实现发展必不可少的机制。只有通过市场竞争，让相对价格反映要素的相对丰富程度，才能引导企业发展适应本国比较优势的产业。但因为产业升级和多元化时期必然存在市场失灵，在经济从一个发展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跃进时，需要政府的行动力帮助企业克服协调问题和外部性障碍。

这一发展思路并不限于理论。历史经验已经表明了后进国家如何能够利用后发优势，给那些愿意追随雁行模式的国家提供实用的经济发展战略，因为这一模式已经帮助许多追赶国家实现了追赶。随着新增长极的出现，巴西、中国和印度等大国取得了突出成就，全球化给低收入国家开辟了新空间和新机遇，这些经验在今天显得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