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静

（上海交通大学 媒体与设计学院，上海 200240）

中原地区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在八大古都中，中原城市群独占三个，分别是郑州、洛阳和开封，且都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历史记载，早在3600年前，郑州就是商王朝的重要都邑，并曾有夏、商、管、郑、韩五次为都，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八代为州。洛阳是中国建都最早、朝代最多、历史最长的都城。隋唐时人口达到百万，四方纳贡，百国来朝，盛极一时。北宋时期的开封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大都市。因此，以郑州为中心、洛阳为副中心的“中原城市群”，名副其实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资源极其丰富的区域。在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的当代中国，以传统农业资源与农业文化见长的中原不可避免地需要重新思考未来发展的方向。无论是《中原城市群总体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打造具有中原文化特色的沿黄文化长廊”，或是《中原经济区发展规划（2012—2020）》定位于“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都表达出以文化城市群发力的路径选择。重新整理、审视、反思中原城市群的文化资源及其使用情况，已成为迫切的理论与现实需要，由此可厘清中原城市群文化城市的建设环境与深层困局，也可为其他意欲文化立市、文化强省的地方政府提供一些借鉴。

一、中原城市群文化资源概况

文化是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概念，汉语中的“文化”即文明教化之意，而“文化城市”的概念，最早是在1985年于雅典举行的欧洲联盟文化部长会议上提出的，旨在认识文化在城市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当代中国,文化已超越了传统的作为政治附属物的观念,而被普遍认同为培育核心竞争力、竞争优势和提升软实力的核心价值要素之一”[1]。文化资源也自然成了与自然资源、政策资源、经济资源等同等重要的发展动力源。

文化资源根据其特性可以分为三类：物质文化资源、社会文化资源和审美文化资源。物质文化资源主要包括自然景观资源、生态系统资源、土特产品资源、古建筑资源以及它们的具体情况，社会文化资源主要包括农业文化资源、历史文化与民俗文化资源以及它们的具体情况，审美文化资源主要包括各种世代相承、有地区文化特色、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口头文学、音乐歌舞、游戏竞技、民间艺术等[2]。与以往从内容的角度划分相比，这种以属性划分的分类方式更加清晰、概括，贴近本质，对我们思考如何分析、利用各种类型的文化资源更具有针对性与操作性。

由于中原城市群地域广泛，文化资源丰富，按照以上的分类方式将之一一标注工程浩大，本文仅选择极具代表性的几个文化资源样本展开研究（表1），而这种选择典型案例进行的研究结果是具有一定普适性的，对同类型的文化资源都有借鉴意义。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区域，中原城市群的文化资源具有不同于长三角、珠三角等任何一个东部沿海城市群文化资源的特点，主要表现如下：

从历史角度讲，具有根源性特点，表现为中原文化在整个中华文明体系中具有发端和母体的地位。无论是无人类记载的史前文明，还是有文字记载以来的文明肇造，都充分体现了这一点。“盘古开天”“女娲造人”“三皇五帝”“河图洛书”等神话传说，以及早期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等考古学发现，都发生在河南。被视为中华文明根源的夏、商、周三代，同样发端于河南。作为东方文明轴心时代标志的儒、道、墨、法等诸子思想，正是在研究总结三代文明的基础上生成的，它们生成的主要过程也发生于河南[3]。

表1 中原城市群文化资源类型

从数量角度讲，具有富集性，表现为作为中华文化之根的史前文化、华夏民族崇祖文化代表的神龙文化、华夏政治文明基石的政治文化、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圣贤文化、中华文明核心的思想文化以及灿烂的名流文化、英雄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科技文化、医学文化、汉字文化、诗文文化、宗教文化、民俗文化与武术文化等。但也不可忽视一点，与中原文化的主要构成要素集中在古代历史文化方面相比，河南近现代文化资源相对匮乏，或者说开发、重视不够。

从系统角度讲，具有关联性，表现为文化系统高度完整，各文化要素之间有机关联。如作为中国佛教的首传地，号称“神州第一刹”的白马寺，不仅是中国第一个官府设立的佛教寺院，而且更被尊誉为中国佛教的“祖庭”和“释源”，它与龙门石窟一起将洛阳推向世界。此外，如牡丹与武皇资源、包公与戏曲资源、河洛与姓氏文化资源、大遗址与非物质文化资源、神话与文学资源等，都密切相联，形成了中原城市群的文化链。

从功能角度讲，具有传承性，表现为中古以来，特别是唐宋两朝的首都洛阳与开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代表性，在中原的传承脉络格外清晰。东汉时期，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移至洛阳，东汉后期汉灵帝在东都立鸿都门学吸引天下平民才俊，与刘秀在洛阳修建的太学成为文化上的两大景观。后来，汉末陈留(今开封)人蔡邕抄刻熹平石经，标举儒学正统的意识，到唐代孟州(今焦作)人韩愈则明确提出道统文统的观念，北宋二程在伊洛河畔融会三教而开创的理学，更是具有决定性地影响了整个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这些文化史上的坐标性人物及其贡献，鲜明地佐证了中原文化精神薪火相传的事实[4]。

从发展角度讲，具有包容性，表现为中原文化具有兼容众善、合而成体的特点。中原文化通过经济、战争、宗教、人口迁徙等众多渠道，吸纳了周边多种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实现了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思想观念的全面融合与不断升华。考古人员发现，20万年前南北文化就交会在中原一带。进入新石器时代，文化交流更为频繁，文化融合更为深化。新石器时代中原文化与周边地域文化具有许多共同点。如中原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就是东夷集团的海岱民族和中原民族交往、融合的结果；郑州大河村遗址中出土的一些富有山东大汶口文化特征的陶器，说明了中原文化在那时就开始吸收周边文化成果，熔铸自己的文化。胡服、胡乐、胡舞、胡人食品在汉唐间传入中原，都融入中原文化之中。世界其他地区的宗教基本都具有排他性，但是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传入中原，却被本土的儒道文化所接纳，成为中原文化和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3]。

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一方面代表着其文化地位的正宗与正统，可以享受周边地区的仰视与羡慕，但另一方面，“富不过三代”的传统也适用于此，文化资源普遍具有的非独占性特点，决定了中原城市群的文化资源不会自动转化为城市软实力，对文化资源的正确使用比大量挖掘更为重要。

二、中原城市群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现状分析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核心在中原地区。中国之名，表示“中央之国”，显示的是地理位置的优越，而与中国并称的中土、中州、中原，其所谓“中”，就是指当今的河南省。中原城市群与中原经济区部分地区叠合，《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将中原经济区定位为“国家重点开发区域”，对它寄予很高期望。但与我国其他主体功能区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原作为曾经的世界文明中心、中华文化核心区，已经在历史演变中形成了一整套独立、完整的文化系统。概括来说，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中原地区地势起伏相对平缓，以平原和黄土丘陵为主，农业文明生产生活方式根深蒂固。其次，儒家三纲六纪哲学思想自此发散，崇尚秩序等级，依靠人伦关系整合社会。再次，中原文化崇尚庄禅式的审美理想，将无限的欲望本能与有限的自然资源进行调和，实现精神的超越与解脱。这一套中原独有的文化系统，如果能扬长避短、与时俱进地加以利用，就能发挥出“以文化人、以文化城”的作用，但如果不能克服小农社会的迟钝、短视、多疑、惧怕新事物、缺乏创新精神等劣根性，必将成为严重阻碍城市发展的一块绊脚石。

作为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地，这里曾经集群式地出现了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玄奘、二程等文化“恒星”，但是在今天，这里却鲜有中原文化的新思想、新体系出现。虽然河南省的各类文物点与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庞大，但2013年年初河南省社会科学院预计当年河南省文化产业增加值将占GDP的比重是1.9%[5]（早在2011年云南省的这一数据已经达到6%[6]），仍旧没有显示出文化资源大省的优势。事实上，自河南提出“旅游立省战略”以来，中原城市群成员都将文化资源作为最经济、最重要、最直接的资源进行保护与开发。

（一）在思想认识上，有了保护文化资源的态度

从最初的《文物保护法》到《关于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意见》及各类配套政策，中原城市群从省到市乃至县域都出台了一系列关于文化发展的指导文件。如2005年9月《河南省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2005—2020年）》、2005年10月《河南省旅游局关于大力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出台，以及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郑州、洛阳、开封三市在历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都反复强调要加强重要文化遗产和文物的保护、开发和利用，重视对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这些都显示出城市管理者在思想认识上的进步。另外，有些城市在具体行动上也有一些创新行为，如被称为“露天博物馆”的新郑市不仅成立了以市长和副市长为正副组长的文管会，而且在各个系统都进行机构精简、压缩编制的情况下，扩大文保所编制，有效保护新郑文物资源。

（二）在具体行动上，有了一些政府主导的文化推广活动

中原以物质文化丰富著称，也以非物质文化传统悠久闻名。近年在一系列相关文化政策的推动下，洛阳龙门石窟和安阳殷墟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少林寺”“龙门石窟”“云台山”成为世界知名品牌。古都开封依托宋文化，打造宋都古城文化产业园区。大型实景演出《禅宗少林·音乐大典》、舞剧《风中少林》以及清明上河园实景演出《大宋·东京梦华》，已成为中原的文化名片。在新郑、郑州等地举办的黄帝拜祖大典、世界客属第十八届恳亲大会、第十届亚洲艺术节，以及众多姓氏世界性的宗亲恳亲大会等活动，不仅为中原各城市搭建了一个广阔的经济、文化交流平台，让国内外华人亲临领略中原历史的源远流长，感受中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且很好地宣传了中原文化，提升了中原文化的整体实力。

中原城市群的文化资源保护工作已得到重视，但在开发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表2），这些开发过程中的困局同时也是我国其他城市在文化建设中普遍遇到的难题。

刘士林曾指出，传统文化积淀过于沉重的城市在城市文化建设方面会面临马一浮先生所说的“得多失多”的情况[9]。中原地区是中国古代农耕文明与皇权专制最根深蒂固的地区之一，由此形成的一整套伦理功能极强的思维模式是阻碍中原城市群文化城市建设的一大因素。

其一，传统伦理观念中“成王败寇”“斗争哲学”的封建思维方式，使得各城市间难以树立共赢精神，难以消除零和博弈情结，从而造成不必要的内耗与资源浪费。长期以来，中原城市群效率低、发展慢的发展状况，造成了它们一方面希望得到城市化的各种资源，另一方面，鉴于城市化给传统农业社会造成的重大冲击，内心深处又往往厌恶自己扮演的角色，这就造成了在深层心理上抵制城市化，乃至精神与行为分裂的恶果。具体表现是：人们面对外界的经济刺激，无法以平常心对待，或者是过于自尊，虽然向往城市，住进了城市，但是在城市中找不到归属感，原先与土地打交道的生活经验与现实中浓厚的商业氛围无法协调，或者无条件无原则地退让。

其二，传统宗法制度中“亲属结构”的盛行，阻碍了中原地区各种资源的合理流动，使其在文化城市建设的道路上也难以避免“熟人社会”的各种弊端。“‘亲属结构’主要表现在血缘、地缘与学缘三方面。……通过资源、权力与信息的控制以及人才与人力的配送而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使拥有良好硬件设施和发展潜力的中国城市在很多方面沦为一个放大的家族组织、宗法社会或隐形的利益小集团”[10]。在缺乏合理的奖惩制度或者风险高于收益的情况下，人们势必会对自身利益过分重视，难以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关系，由此造成各种不合常理的规划、不合情理的项目频频亮相，劳民伤财。因此，中原文化发展的困局不是资源的多与少的问题，而是资源配置的问题，是如何正确对待资源的有效利用与浪费破坏的问题。

三、对中原城市群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建议

芒福德曾指出：“城市从生长、扩展到崩溃瓦解这个周期常常重复着，其原因之一可能在于文化性质的本身。我们已经看到，在许多情况下，城市趋向于把社区有机的多彩的生活禁锢在僵化的、过分专门化的形式内，这个形式为了求得自身的连续性，不去适应变化和进一步发展。城市本身的结构，如同石头容器一样，它控制着有吸引力的磁石，在过去也许在很大程度上是产生阻碍适应发展和变化的原因。到头来，它使崩溃和瓦解（通过战争、大火或经济萧条枯萎）成为打开城市新生大门的惟一途径。”[11]可见，文化资源是城市发展极其重要的基础性要素之一，同时也是一个城市文化的存续与复兴的源泉。因此，中原城市群文化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需从精神与操作两个层面展开。

表2 中原城市群文化资源开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后果

一方面，作为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对比重的区域，中原地区传统农业社会的文化范式，不可能被直接用来为中原的城市化进程服务，并且，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许多贫穷国家、民族、地区遇到的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就是价值观取向、人们的思维方式等精神文化的障碍。对新社会秩序的抗拒或对旧传统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依恋都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中原传统文化是典型的政治—伦理型文化，依靠传统宗法血缘关系建立的社会秩序，虽然在对抗工具理性与物质主义方面有着一定作用，但是在城市化进程高速发展的当下，中国人传统性格中的这些劣根性将成为严重阻碍城市发展的一大因素。面对城市化这一不可阻挡的大势，依靠地方文化资源发展旅游、拉动经济是目前阶段最经济、可行的发展方式，但发展文化与经济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对日渐稀缺的城市空间的争夺。而中原城市群在面积与人口规模上都远小于长三角、珠三角等具有先发优势的城市群，因此，以劳动密集型或产业扩张型为竞争手段明显是不可取的。对于这种情况，城市的管理者首先要学会淡化赶超情结，摈弃亲疏陋习，建立分享精神，追求共赢局面。

另一方面，规范和完善文化资源的开发权限，精准利用文化资源，实现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推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这不仅是科学发展观的当然要义，还是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开创人类共同美好未来主题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适度开发

文化资源是一种无价的资源，一些名人的胜迹由于保护和利用得好，不仅极大地提高了所在地的知名度，也为当地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即便如此，我们的首要任务还是“保护”。所谓保护，是指防止、限制和禁止对保护对象的威胁、干扰和破坏，保证保护对象健康地可持续发展。因此，对于中原城市群而言，文化资源的开发首先应适度。具体应考虑以下几点。

1.保护物质文化资源环境

物质文化资源是一个地区或一座城市最直接、最形象的资源，中原城市群相比其他城市群，拥有数量较多的物质文化资源。长期的挖掘与开发，使得它们更需要政策与制度的保护，因此，制度环境的建构尤其重要。虽然有个别城市在文物保护制度上有了一些创新与努力，但总体而言，文化资源在开发过程中仍缺乏限制性指标。另外，生态环境保护不容忽视。中国城市化建设过程中付出的环境代价有目共睹。中原城市群作为一个年轻的中部城市群，在经济、交通等要素上比不过东部一线城市，只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对环境的依赖性极强，云台山、伏牛山、信阳毛尖、开封菊花，都依赖当地独特的水质、土质等自然条件，因此，在开发过程中应保持头脑清醒，不能因经济利益而不顾污染环境的恶果。在必要的时候应提前制定相关法律、法规，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悲剧一再上演。

2.规范社会文化资源属性

不可否认的是，文化资源抢夺大战一直在中原大地上演着。一个历史名人、一段历史故事，不像一座古墓、一座名山那样有着非常明确的地理属性，它们往往因各种典籍的误读或讹传而“身份不清”。中原名人被其他省区冒领、抢占的事件比比皆是，如山东抢夺姜子牙和墨子，安徽抢夺老子、庄子和张良，湖北抢夺花木兰和诸葛亮，山西抢夺白居易和司马光，陕西抢夺白居易和杜康，河北抢夺赵匡胤、韩愈和蔺相如，等等。究其原因，正是源于中原当地自身缺乏对这类文化资源属性的有效规范。从理论的角度进行梳理、规范、论证，也许不会提升经济值，但对于保护中原文化资源不被无限制甚至错误地使用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3.修复审美文化资源结构

应组织专家建立中原审美文化资源数据库，从人才队伍、艺术类目、事业与产业等角度对其进行修复、重建。目前，审美文化资源存在寡头竞争的局势，除了少林武术与太极拳被众人追捧之外，大部分当地民间艺术后继乏人，河南省境内的“中国民间文化之乡”数量颇丰，亟须政府及媒体的大力宣传，以吸引更多人加入继承与发扬之列。另外，正如历史上的中原一度是发达文明的代名词一样，中原的艺术也曾为世界瞩目，但如今的中原缺少能震撼全国的艺术门类、缺少能引领某一流派的大师名家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需要挖掘出能站上“金字塔”顶端、真正叫得响的审美文化资源。

（二）精准利用

事实证明，城市群在任何一方面的集聚效应都是单体城市所不能比拟的。中原城市群作为一个整体在产业、经济、交通等方面的联合行动，最终需要依靠一种共同的文化向心力来凝聚、放大。因此，要精准利用中原城市群的文化资源，必须建构系统思维，提炼出产业联动的整合方案，以产业化的方式，消除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之间在体制、机制上的障碍，繁荣和发展文化市场，满足社会的精神文化需求，实现中原文化资源价值的最大化。具体对策如下：

1.“广销”物质文化资源，提升城市品质

典型遗址及文化景观的复建往往造价昂贵，相关机构为了尽快收回投资成本，在具体运营中往往进入门票贵、游客少的恶性循环。为了改变这一现象，一方面，政府部门应制定相关规定对景区门票实施调控，另一方面，开发商也应转变投资思路，从低碳的角度设计、改进景点特色，比如运用现代影像技术、制作3D版文物资料展示，拍摄以某一文物古迹为故事背景的电视剧或专题片，编撰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立体的古迹画册等。在这里，“产业”与“事业”的界限不应该划死，以建设文化事业的意识来指导文化产业的发展，以发展文化产业的思路来开展文化事业工作，最终的目的就是将现有的文化资源尽可能多地让人们知晓、了解、喜爱，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开阔眼界、提高修养，从而挤压、边缘化已有的低俗、粗陋的文化园区，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实践支撑，提升中原城市群整体的文化品质。

2.“过滤”社会文化资源，定位城市风格

文化资源是城市历史的活化石，更是一部编年史，它真实地展现城市的文化传承、文脉延续和文明进程。城市的记忆在各种群体性活动中一遍遍被演习，各种民族节庆活动，往往代表了中原城市群的文化风格。比如前几年拜祖热潮蔓延，各地竞争模仿、盲目攀比，既缺乏文化特色，又污染文化环境。因此，无论是节庆活动还是各种名人故居或与此相关的文化活动都应考虑是否符合该城市的风格，不应盲目。在还一份文化底蕴给城市的同时，也可以更加清晰地向世人表明自己城市的定位，从而加强城市营销的辨识度，提高城市形象的美誉度。

3.“涵养”审美文化资源，塑造城市品位

艺术，从来不是靠商业发扬光大的。当今世界是一个由消费欲望主导的社会，任何事物都可以被当作消费的对象。审美文化因能够对社会成员发挥精神教化作用而尤其要小心对待，长三角城市群之所以能够自明清以来一直处于全国经济、文化的中心地位，与它不曾间断的江南文化源流有着密切关系。中原文化自宋末以后开始式微，虽是政治中心东移造成的，却也与它逐渐退化的“涵养”功能有关。河南人在数量上居中国前列，人多事多影响大，以致河南形象一度成为反面教材的典型。中原城市群原本拥有丰富且历史悠久的审美文化资源，政府与学界的太高“期待”和现实中人均GDP的落后，容易造成在城市品位上“眼高手低”的尴尬境地。因此，重拾传统道德文化精髓，建构中原城市精神，在城市化水平相对较高的中原城市群区域内，由政府鼓励、支持民间艺术家从事纯艺术创作，并适当放开对当地文化艺术活动的限制，引导富有传统美德、高雅艺术品位的市民社会的形成，意义重大。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中原丰厚的文化资本只有与当代中原城市群的战略定位结合，在保护中整合、重组，在继承中创新、提升，才能推动中原城市群的整体实力向更高更好的方向发展。而中原城市群的文化资源对中原城市群文化城市目标的实现而言，犹如老子之“道”，是根基，是起始。

[1]李宁.国内区域文化发展战略比较[J].学海，2009，（6）：179—182.

[2]刘士林，刘永.上海浦江镇的文化资源与发展框架[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1—10.

[3]中原文化的显著特点[EB/OL].河南省政府门户网站.

[4]高丽杨.试论中原文化资源的基本特点[J].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11，（5）：93—95.

[5]今年我省文化产业占GDP比重将达1.9%[EB/OL].河南经济报，2013-01-07（2）.

[6]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全省GDP比重6%[EB/OL].云南网，2011-03-24.

[7]河南境内楚长城屡遭破坏 专家吁划定文物保护红线[EB/OL].中国新闻网，2011-05-25.

[8]河南楚长城遗址遭破坏 文物部门遇执法尴尬[EB/OL].大河网，2008-06-07.

[9]刘士林.上海城市的生命历程与文化创造——刘士林教授在上海交通大学的讲演[N].文汇报，2010-08-07（8）.

[10]刘士林.中国城市的国际化必须打破“亲属结构”[J].学术界，2009，（4）：7—13.

[11][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M].宋俊岭，倪文彦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5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