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晓

《乌云》与《尾数》之对比研究

赵晓晓

若将《乌云》与《尾数》进行对比分析，不难发现，这两部作品有着不少相似之处，福尔斯的精心、巧妙构思更是引人入胜。

女主人公 中国盒子式的叙事 模糊的开头与零度结尾

一、引言

《乌云》 是福尔斯的中短篇小说集 《乌木塔》（1974）的末篇：一个骄阳似火的夏日，一队英国人在法国中部的郊外进行派对，期间，以保尔和彼得为代表的男性，攻击正在编辑巴特《神话学》英译本的凯瑟琳为劣等的他者，该小说以凯瑟琳的神秘失踪而结束。《尾数》（1982）是约翰·福尔斯最短、最难懂、最受抨击的小说。该作品中女主人公分别以戴尔菲、女朋克手、艾洛朵以及日本艺妓等多种身份，与患失忆症的作家迈尔斯相遇，并帮助他恢复记忆力与性功能。若将《乌云》与《尾数》进行对比分析，不难发现，这两部作品有着不少相似之处，福尔斯的精心、巧妙构思更是引人入胜。

二、神秘莫测的女主人公

这两部作品中，谜一般的、神秘莫测的女主人公形象被福尔斯刻画得淋漓尽致。知性美女“凯瑟琳躲在黑色眼镜后面躺着，像只蜥蜴；满身阳光，蓄积着，自我沉醉，更像是白日，而不是白日下的人”。[1]238这一队英国人来法国的目的是度假、消遣，显然，凯瑟琳因其神秘性与这种氛围格格不入。而以保尔、彼得为代表的男性更是认为凯瑟琳漂亮、狡猾，躲在阴暗处，充满神秘感，像“一个可爱的蜥蜴；满身绿色”。[1]243而小说结尾处，凯瑟琳的神秘失踪为该作增添了不少未知成分。

而《尾数》中的女主人公更是多变得令人眼花缭乱。第一章中，女主人公以戴尔菲医生的身份对身患阳痿的迈尔斯进行触摸，进而帮助恢复他的记忆力，并初见成效。当被问及文学经典时，他已经能对答如流，这足以证明戴尔菲医生医术高明。而在第二章中，一个貌似戴尔菲的吉他手出现在迈尔斯的病房，她装扮雷人，并肆无忌惮地责骂迈尔斯，她开始弹奏吉他，然而，她的吉他变成了竖琴，她也变成了缪斯。缪斯试图将女性主义思想植入迈尔斯的写作之中，无果而终，便将冥顽不化的迈尔斯击晕在地。第三部分中，戴尔菲再次登场，对迈尔斯进行了新一轮的治疗。他们争吵不休，而墙上的布谷鸟钟声的响起，使得他们肆无忌惮地做爱，而正当他们酣畅淋漓之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尽管主角还在玫瑰地毯上意犹未尽时，灰色的墙壁变得透明了”。[2]152迈尔斯与戴尔菲被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下，众目睽睽之中，这一事件成为众人共同参加的行为艺术。第四部分中女主人公又以撩人、丰满的日本艺妓形象出现：

“好吧，甜心。你这个调皮的——”

这次，他已经不生气了；只是原始的男性的呼喊……两步并作一步，迈尔斯一跃而起，直扑床头，最后结果如何？……艾洛朵对此类事件非常有经验（即使是神也有可能受到伤害，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本能地作出了自我保护的动作。艺妓以最快的速度消失了。[2]190

迈尔斯的头结实地撞到了床上的天花板上，又一次不省人事。之后，戴尔菲又一次现身，收拾残局。

凯瑟琳以神秘为天然屏障，将自己与外界世俗阻隔；艾洛朵则以多重身份，向迈尔斯为代表的男权社会进行了挑战。然而，无论是谜一般的凯瑟琳，还是身份多变的缪斯艾洛朵，都令作品中的男性人物和现实世界中读者捉摸不透，百思不得其解。

三、中国盒子式的叙事

中国式盒子的叙事是指叙事嵌套叙事。《乌云》中以保罗和彼得为代表的男人视角构建了一个表层叙事，凯瑟琳则构建出了一个深层叙事，两个叙事之间形成了嵌套与被嵌套的关系，但这两个叙事都被男性绝对控制着。小说伊始，女性就是男性的附属品，要么是保姆式的妻子，要么是玩偶般的情人，要么是蜥蜴般的另类。安娜贝尔家庭美满，尽享天伦；莎莉是彼得的情人，并十分忠诚于这一角色；凯瑟琳经历丧夫之痛，尽管才华横溢，却被贬损为劣等的他者。她不得不躲在一个隐蔽的角落，向甥女讲述自己的叙事，可惜，她的叙事深受男权意识形态影响。她构建的童话《睡美人》中的公主“没有漂亮的衣服，或者王冠…… 她甚至连衣服也不穿……她的皮肤是棕色的，就像一头小野兽”。[1]270在男性权威的视野下，女子应该是处于蛮夷状态，唯有男性的亲吻才可以使其蛮性褪去、从沉睡中苏醒，女性必须永葆年轻貌美，才能赢得男性的爱情。女性已然失去话语权，所以必须保持耐心，静静等待王子的到来。尽管凯瑟琳的叙事嵌套在男性叙事内部，并讨论了性别歧视、种族歧视以及男性对女性的压迫等一系列问题，她的文本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该小说中的男权意识，对男性叙事进行了有效抗争，然而，除了爱玛之外，她别无听众，因而，她只能“凭借沉默和永恒的等待来确认真实的女性自我”。[3]

《尾数》中艾洛朵的叙事，消解了迈尔斯甚至是福尔斯的权威叙事。她向迈尔斯讲述了被萨梯强奸的故事，之后，她又对当时的年龄三改其口：从14到13岁，从12到11岁。足见艾洛朵对迈尔斯叙事权威的挑战，她将自己的叙事植入迈尔斯的叙事之中，并对迈尔斯的叙事甚至是福尔斯的叙事进行颠覆这一事实。尽管如此，艾洛朵的叙事但仍不免呈现男人书写的痕迹。她是母亲的象征，被去势的迈尔斯所渴求的被压抑的感情去势的象征。她告诉他：“我不可避免地成为你母亲的一个替罪羊——用别的话说，作为一个你发泄俄狄浦斯情节的主要目标，变成为复仇的需求。你真实的革命功能，作为一个男性，是你的精子，即你的基因，入尽可能多的子宫。”[2]26艾洛朵挑战了以迈尔斯为代表的男性权威，抵制了他的力量，拒绝了被书写了的女权主义方式；尽管，艾洛朵在这儿仿佛从男性领地获得了自由，她仍被塑造成与迈尔斯的战争中的失败者。艾洛朵也毫不示弱，试图抨击迈尔斯：“我不是艾洛朵！你完全正确。当然。萨梯是纯神话。当然那个古怪的情境从未发生，尤其，由于它涉及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完全的神话人物。”[2]84在这种男性社会中，女性被当做客体与他者。她“只是一个可悲的幻想人物，你病了的内心试图无中生有”。[2]85艾洛朵接着抨击迈尔斯对她主观性的控制和贬低，这个攻击更是对男性权力的抵抗，而不是对她自由的肯定。艾洛朵的叙事是对迈尔斯、甚至是福尔斯叙事的消解，但无法根本摆脱男性叙事，小说必须重回作家的书房，必须经作家书写，才能得以完成。

四、模糊的开头与零度结尾

《乌云》的开头提供的基本信息不详细，只提供了小说人物、事件以及大概时间：

这是伟大的一天，初夏来到，满眼的蔚蓝与葱绿将磨坊边上的平台分成了阳光下的和阴影中的两部分。莎莉和凯瑟琳舒展地平躺着，彼得穿着短裤坐在餐桌旁，光着脚，袒露着胸脯，保尔和安娜贝尔则坐在对面的太阳伞下。[1]23

小说以乌云的出现、凯瑟琳的神秘失踪而结束：

“一片乌云，不，是一片神秘的乌云，是一种人们一见不忘的乌云，因为有点异常……它南边过来，正是从彼得返回的悬崖而来……因而它应该是飘过来的，可怕的、不详的，白边灰色的波涛笼罩了石头砌成的墙壁，一场暴雨在所难免。”[1]288同伴们纷纷对这片云发表见解：

彼得说：“天哪，它从哪儿来呀？”

保尔抱着双臂，看了看乌云说：“有时会是这样。天气热的太快了。从普利尼斯过来的冷空气。”

坎迪看着莎莉说：“整夜又要电闪雷鸣了。”接着，“我们很担心凯特。”

保尔笑了笑，抚摸着她的头。

“她会看到的。或许她已经回到家里了。正在担心我们呢。 ”[1]288-289

经过讨论之后，他们决定不再寻找凯瑟琳：

保尔抱起了女儿，她则用手抱住爸爸的脖子。他们三人走的稍慢些，也并不轻松，仿佛有什么要抓住他们似的，或许是想逃脱。

他们消失在白杨树之间。草地上没人了。唯有小河，草地，悬崖和乌云。

公主在呼唤，可是现在没人能听见。[1]291

凯瑟琳只是静静地躺着，心底发出呼喊爱人的讯息，却无人回应。模糊的开始与零度结尾浑然一体。

《尾数》中有许多基本信息语焉不详，只提供了小说事件、地点和基础事件，甚至连具体时间、基本大环境也未给出：

这股烟雾最终飘在了平流层，仿佛以五步抑扬格的节奏，最终平躺在了床上。头顶是一盏台灯，一块干净的、长方形透明的白色塑料面板。灯亮着，是夜里。一个小灰色房间，一种苍白的灰色，这种灰色像海鸟的翅膀。永远的前途未卜，至少是无所事事，难以容忍的一无所成。但愿这两个女人没有向下张望。[2]10

该小说以迈尔斯失去知觉、记忆入院治疗开始，又以他失去知觉、记忆结束：

这个失忆病人躺在病床上，以他特有的位置，盲目地看着天花板；只意识到自己是一股明亮的捉摸不定的烟雾，以阿尔法、欧米伽或介乎之间的样子，在雾气云海上飘游。悄悄地降临在这个灰色的房间；或者想这样做，要不是钟表中的那只鸟……宛如爱尔兰绿色田野和高山草场的溪水潺潺，这种纯粹的祝福能够转化为对某个后裔的责任，最后发出了温柔、单调，十分单调的咕咕声。[2]192

无缘的开头与无由的结尾，遥相呼应，相得益彰，更令读者回味无穷。

五、结束语

《乌云》中的凯瑟琳、《尾数》中缪斯被福尔斯给予深度介入、构建、消解小说的自由，福尔斯的大叙事中包含着另一个由女性人物构建的小叙事，“有了人物的自由，叙述者便可以更好地肩负虚构叙述的责任”。[4]因而，《乌云》是《尾数》的变奏，讨论的焦点问题是如何匹配虚构叙述中作者、叙述者、人物以及读者的自由与责任。

[1]Fowles,John.The Ebony Tower[M].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75.

[2]Fowles,John.Mantissa[M].London:Jonathan Cape Ltd, 1982.

[3]张和龙.后现代语境中的自我——约翰福尔斯小说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7:129.

[4]王卫新.福尔斯小说的艺术自由主题[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174.

（作者单位：新乡学院外国语学院）

本论文是2013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13CXW004）的阶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