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文蓉

1918年钱玄同等人在《新青年》冲锋陷阵，和胡适、刘半农等发表了第一批白话诗之后，除了顽固派的反对外，社会上的反应一时还不那么强烈，沉闷的中国思想界，既没多少人赞同，也没多少人反对，“从他们打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以来，始终不曾遇到过一个有力的敌人们。他们目‘桐城为谬种，选学为妖孽’。而所谓的‘桐城选学’也者却置之不理。因之，有许多见解他们便不能发挥尽致。旧文人们的反抗言论既然竟是寂寂无闻，他们好像是尽在空中挥拳，不能不有寂寞之感”。①为了打破这沉寂的局面，造成文学革命的声势，巩固文学革命的成果，钱玄同和刘半农合演了一场论战的“双簧”，在信中将被新进之士视为“桐城遗老”的林纾拉出来，作为批判的靶子。

一

王敬轩的信中，散发着封建遗老的气息，并故意引出一些遗老来批判，林纾被他们推了出来，“林先生为当代文豪。善能以唐代小说之神韵。迻译外洋小说。译笔雅健。如云吟边燕语。云香钩情眼。可谓有句皆香。无字不艳”。②钱玄同以此欲扬先抑，为刘半农的批驳设下伏笔。在《覆王敬轩书》中，刘半农故意以一种不恭敬的嘲弄，以掀起旧派文人的不满情绪，在对“王敬轩”所谓的中国文豪极尽嘲笑之后，转入对林译小说进行批评：一是原稿选择得不精，往往把外国极没有价值的著作，也译了出来；二是谬误太多；三是“以唐代小说之神韵，迻译外洋小说”。

“双簧信”果然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一方面扩大了新文学革命的影响，另一方面所谓的“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们也开始进行反扑。北京大学的刘师培和黄侃，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反对新文学。之后，“拼我残年极力卫道”的林纾，先后发表《荆生》、《致蔡鹤卿太史书》、《妖梦》批判新文学运动，指责新派人物“覆孔孟，铲伦常”，并对白话文大加嘲讽。此举受到蔡元培、鲁迅、李大钊等人的批驳。在这种情势下，林纾更是横下心来，“我老廉颇顽皮憨力，尚能挽五石之弓，不汝惧也，来！来！来”！

二

从1919年2月4日起，上海《新申报》为林纾特设“彝叟丛谈”专栏，专门刊发林纾所作的短篇小说，这实际上就为林纾反对《新青年》提供了一块有力的阵地，林纾开始借小说来反对新文化运动。1919年2月，林纾发表了一篇含沙射影、杀气腾腾的文言小说《荆生》。

《荆生》写一个名叫荆生的伟丈夫，在少年田其美、狄莫、金心异（影射陈独秀、胡适、钱玄同）三人聚在陶然亭，一起指摘孔孟提倡白话，说得正热闹之际，突然破壁而入，大打出手，欲杀之，“三人相顾无言，敛具下山”，仓皇逃之。在文中，林纾指责他们的语言是“伤天害理之言，禽兽之言，乱吾清听”，他还希望荆生能把他们杀掉。林纾无力改变新文学顺势发展这个现实，只能幻想有一个像“荆生”这样的人物出来，改变这一切。

时代的潮流是弃旧图新，林纾无力改变，但他却不甘心，以韩愈“原道”自任，期想挽狂澜与既倒，使纲常名教不致中断。他利用和蔡元培以前在杭州时的旧交情，写了《致蔡鹤卿太史书》。以书信体格式，写得彬彬有礼，谦和诚恳，充分显示了和蔡元培的故旧之谊，并表明了作为晚清遗民的立场和维护封建纲常，反对新文化、新道德的观点，把新文化运动的活动阵地北京大学作为攻击对象，并指责新文化运动“覆孔孟，铲伦常”，是禽兽行为；认为白话文是“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绝不能用来写文章。

林纾在还没有把这封信寄给蔡元培之前，寄给了《公言报》，《公言报》于3月18日以《请看北京大学思潮之变迁》为题，发表了林纾这封信。蔡元培在《公言报》上读到了林纾的信，当天即写《致<公言报>并答林琴南君函》，对林纾的指责一一驳斥，针锋相对，很有点王安石《答司马谏书》的意味。蔡元培把林纾的长信内容概括为两点并加以驳斥：针对“覆孔孟，铲伦常”之说，蔡元培在信中从两方面进行反驳，一是北京大学涉及孔孟思想的讲义里没有“覆孔孟”之说，“《新青年》杂志中，偶有对于孔子学说之批评，然亦对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说者而发，除非直接与孔子为敌也”。③138-139二是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仁、义、礼、智、信，这些传统的伦理道德，新文化运动并不排斥。针对第二点“尽废文字，行用土语为文字”的指责，蔡元培说北京大学没有尽废古文而全用白话，“大学预科中，有国文一课，所据为课本者，皆古文也。其每月中练习之文，皆文言也。《北京大学月刊》中，亦多文言之作。所可指为白话体者，唯胡适之君之《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而其中所引古书，多属原文，非皆白话也。白话与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内容一也”。③140最后，蔡元培又重申了北京大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悖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③143

也许林纾早已预料到蔡元培不会改弦更张，蔡元培的回信还没有到之时，林纾又发表了一篇小说《妖梦》，在文中以校长元绪、教务长田恒、副教务长秦二世分别影射蔡元培、陈独秀和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又进行了一次指责。内容概述为有一个书生郑思康，夜梦随长髯人游“阴曹”，到了一个广场上，有高阀，大书曰：“白话学堂”，大门对联：“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什么东西。”二道门匾上大书“毙孔堂”，有联云：“禽兽真自由，要这伦常何用；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1]接下来是林纾对“元绪、田恒、秦二世”的描写，同《荆生》一样，林纾也幻想着有一个人能够消灭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这就幻化出来一个罗睺罗王“直扑白话学堂，攫人而食”。

林纾的这三篇向五四新文化运动宣战的文章，相继在《新申报》和《公言报》上发表，由此也引起了一批新进人士，如蔡元培、鲁迅、刘半农等人的反击。鲁迅在《随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说：“做了人类想成仙，坐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腐朽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2]

三

林纾是一个孤独的反抗者，态度坚决，言辞激烈，不惜“自毁形象”对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军们进行反抗，以至于先觉者们把批判的矛头全部集于林纾一个人身上，对这个“守旧顽固”的典型进行了猛烈地批驳。其实当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不满的大有人在，只是有的不屑争辩，瞧不起这些青年，比如严复在与人的信中说：“革命时代，学说万千，然而施之人间，优者自存，劣者自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劫持其柄，则亦如春鸾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林琴南辈与之较论，亦可笑也。”[3]可能在别人看来，林纾的行为有点像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荒唐可笑……

但新文化运动毕竟是一个时代，一个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林纾知道自己已无力挽回纲常伦理与古文终将灭亡的命运，“吾辈已老，不能为正其非；悠悠百年，请诸君俟目待之”。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打倒孔家店，呼唤民主与科学为精神，从根本上铲除了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把人们从孔孟思想的精神束缚中解放出来，揭开了中国现代历史的序幕。这个曾负着“译界泰斗”、“古文殿军”等名号的“大文豪”，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结束后，在正志学校讲课，每讲到纲常伦理道德的废除，就失声痛哭。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情况下，抛开当时的政治因素，林纾为维护封建纲常伦理道德以及保护古文所表现出来的百折不挠的精神，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丝悲壮与可敬。

在新进之士对其进行贬损和批驳时，被“年轻少年”指着鼻子进行嘲弄和奚落时，林纾所做的也只是对其自己立场的坚守，让传统文化在这个 “狂飙突进”的时代延续一丝生机。在古文讲习会讲授古文时，林纾告诫青年要“力延古文之一线”。社会时局的混乱，传统道德的沦丧，林纾忧虑的是传统文化随着古文的衰落而消亡。1919年4月，林纾在《文艺论丛》月刊上发表了《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一文，对古文与白话之间的渊源和承继关系进行了深入阐发，表明两者各有所长，均不可偏废。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相承和创新，不至于被彻底斩断，一个老者，在尽自己最大的余力。

1921年10月林纾写了这首自寿诗：

谁拥皋比扇丑图，磨牙泽吻龁先儒。

江河已分随流下，名教何曾待我扶！

强起捋须撩虎豹，明知袭狗类鼫鼩。

一篇道命程朱录，面目宁甘失故吾！

由此可见，年近七十的林纾在晚年的心境，他还是徜徉在传统道德的精神领域中，夹杂着沮丧与悲愤这两种情绪。1924年10月19日，在这个纷扰的尘世上，度过了七十三载的林纾，溘然长逝。在林纾逝世后，新文化运动的先觉们也曾作文反思自己当初对年迈的林纾的反驳是不是太严苛，刘半农就曾回忆说：“后悔当初之过于唐突前辈。我们做后辈的被前辈教训两声，原是不足为奇，无论他教训的对不对。”④其实钱玄同、刘半农等辈，他们岂不知林纾对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巨大贡献？只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人士，作为文学革命的领导者，他们必须找到一个强有力的对手，将其打败，以使自己的主张更有说服力，为人们所信服。作为一个“封建遗老”，林纾并不是“面目可憎”，他维护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社会文化环境应该是古今相承的，不可割断两者，只取其一。“拼尽残年以卫道”的林纾，像“困斗犹兽的老廉颇”顽固且可爱。

注释

①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

②吴锐.钱玄同评传[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30.

③薛绥之,张俊才.林纾研究资料[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④高勤丽.疑古先生:名人笔下的钱玄同 钱玄同笔下的名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207.

[1]孔庆茂.近代卷林纾传[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8.

[2]吴中杰.吴中杰评点鲁迅杂文(上册)[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3]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书札六十四[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