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蕾 王跃洪

一、引言

众所周知，亨利·詹姆斯是享誉全球的美国作家之一，其在文学、心理学和哲学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他是国际主题的鼻祖，即以美国社会与欧洲大陆之间不同的文化和道德观念的碰撞为背景的题材。然而《华盛顿广场》是不同于他早期国际题材的小说，这部小说主要立足于国内，并没有涉及太多关于欧洲的描写。但作者明显加重了对人物个体的刻画，从而折射出社会现实问题。

国内外学者对《华盛顿广场》的研究，大多数关注的都是文中柔弱可怜的女主人公凯瑟琳·斯洛泼。Greg W.Zacharias(1990)认为詹姆斯意在强调个人在社交和文化中需要忍受的责任。Gargano,James W.(1976)则认为读者应该注意到凯瑟琳早期比较活跃的生活并且她在自我意识觉醒后变成了早期詹姆斯式女主人公肖像。Harold Schecter(1973)把视角转到了斯洛泼医生身上，觉得他是与霍桑的不可宽恕的原罪者们极度相似的现实主义角色。国内学者们又从不同的角度对《华盛顿广场》进行了分析。陈敬莲（2006）主要分析了詹姆斯早期作品中的女性意识，王跃洪和马俊（2010）主要分析了《华盛顿广场》中人物形象的含混性，张慧艳（2011）则从成长角度分析了女主人公的成长历程以及受到的限制。但是鲜有人从宗教的角度对该作品进行研究，本文从《圣经》出发，试图揭示宗教影响下的父权制文化在西方的盛行，以及人们对父权制的微弱的隐形抗争。

父权制（patriarchal）是讲求男尊女卑、男强女弱，以男性为主导地位的社会。德国女性主义神学代表Elizabeth Moltmann Wendel在《女性主义神学景观》中就认为父权制的实质是人对人的统治、占有，是人与人之间人格上的不平等，是人的物化、奴化，是一种“通往存在之深渊的魔方”。父权社会在西方世界由来已久，这一男女间的权力不平衡可以追根溯源到圣经。《创世纪》的第二章：“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叫亚当，神认为他独居不好就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这关于人类诞生的最早记载，特别是关于女人来自男人肋骨的论述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圣经》不仅是基督教文化的精神支柱也是西方宗教与社会的道德准则。基督教中至高无上的上帝显然是一位威严的家长式的父亲，高居世界万物之上，“上帝是国王、法官、统帅、银行家，他的活动反映的是男性的业绩，他的品质源于实力、君权、万能的男性理念”。（Elizabeth Moltmann Wendel著，刁承俊译，1995:88）

二、父权制文化的体现

在父权制度下，男性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男性是社会的统治者和家庭的权威。文中的斯洛泼医生虽说是科学的、开明的医疗业界的代表，但其在这荣耀的外衣下，骨子里却是一种传统道德观念的宗教维护者。文章第一章里就有所提及：“斯洛泼医生的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他却深信这个孩子大有可为。”①然而当孩子三岁不幸夭折时，他的失落和悲伤可想而知，甚至在两年后太太为他生下了一个小女儿，他也觉得无论如何也弥补不了那夭折的爱子。这是因为“在父权制度中，男性的行为被认为比女性有更高的价值。男性作为生存者得到了自我实现，为了维持，他创造、突破现在，开创未来。他的工作不仅是为了保存既定的世界，而是要冲出既定世界的疆界，为新的未来奠定基础”。（李孝英，2010：25）在蒙哥马利太太批评她的弟弟莫里斯时，斯洛泼医生也着重强调了对于女性的偏见：“你兄弟所属的那个类别常常是你们女人的灾祸，你们好像生来就是这类人的奴婢和受害者……而女人，你一定知道，竟是这样善于代人受苦。”(111)

《圣经》中父权对于女性的支配力是犹胜于夫权的。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为了平息所多玛城众人的愤怒，不惜献出两个女儿。斯洛泼医生对女儿的偏见与专制从未随着女儿年龄的增长而消减过，相反在女儿渐渐长大后，他倒是觉得“长得像她这般模样，他至少不必担心再失去她”。（5）这短短的一句话也应证了后文中他对女性的观点：“女人无非是那么一个有欠完善的性别。”(8)这正是表明女性处于父权制度的压制和压迫之下，是父权社会的牺牲品。正如Beauvoir Simone（1998）在《第二性》中提到：“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造成的，是传统的习俗和男权社会的需要造就了女人。”当凯瑟琳碰见莫里斯，情窦初开的时候，斯洛泼医生并不认为他的长相平庸、反应迟钝的女儿会令人喜欢，甚至离开他。在凯瑟琳告诉他莫里斯可能会向自己求婚，他既不感到紧张也没有加以警惕，他甚至是想看一场好戏，自己策划，看看自己的女儿是不是会上当。直到凯瑟琳告诉他，自己已经跟莫里斯订婚了，他才感到惊讶与愤怒，与其说他是为了女儿受莫里斯的欺骗还不如说是他的专制和私有财产受到了侵犯。在斯洛泼医生的眼里，凯瑟琳只是他私有财产的一部分，是他继爱妻与爱子死后，唯一能证明自己能力和获得名誉的工具。他控制着她的思想、行为，不允许一个猎金者掠夺他的家，他的财产。

围绕斯洛泼医生身边，受到他父权制影响的还有他的两位姐姐，尤其是寄居在他家的佩妮曼姑妈。虽然是弟弟，但是医生在家庭的位置上是重要的、显赫的，有决定权，对于贫寒的牧师死后而成了寡妇的姐姐，他并没有报以同情的心态去帮助自己的姐姐，而是表现出虚假的热情请她来家里“稍作栖止”，并且常用冷漠、命令的口吻让她照管自己女儿的教育。在斯洛泼医生来看，佩妮曼姐姐 “有时候会显得傻里傻气”，而自己的女儿也没有看出来姑母是一只“笨鹅”。医生的精明看透了佩妮曼太太的心思，他觉得姐姐的“想入非非和自作多情”是一种庸俗，从而并没有把姐姐放在眼里，只认为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是高尚、完美的。特别是他警告佩妮曼太太：“你在这方面的任何帮助与怂恿都将是——请恕我直言——明显的背叛，而你知道背叛是一种严重的罪行，你最好还是小心不要招致惩罚。”（151）佩妮曼太太也不敢在兄弟面前太过宣扬或放肆，不敢与其争论，对兄弟的惶恐心理其实和凯瑟琳一样，是对父权制的畏惧。

三、父权制下的隐形抗争

“身体虚弱多病，但口若悬河，辞藻华丽。他三十三岁那年不幸病故，丢下一个寡妇，无儿无女，一贫如洗。佩妮曼先生什么也没有留给他的妻子，只有他雄辩的口才深深地印刻在她的记忆中，他浮华的作风不时地浮现在她的谈吐里。”（6）文章对于佩妮曼牧师的正面清晰的刻画，只有这几句。然而他的身影、言行却常常在佩妮曼太太身上反映出来。正如上例中佩妮曼先生的雄辩的口才与浮华的作风不时地浮现在佩妮曼太太的谈吐里。一方面，佩妮曼太太其实就是丈夫的形象代言人；另一方面，在父权制文化盛行的时期里，佩妮曼太太深受影响，对于自己的丈夫有强烈的依附感和追随心。但是佩妮曼牧师从多方面来说并没有完全受制于父权制影响，他暗地里帮助一对从姑娘的父亲那里逃出来的年轻人主持婚礼，就是阐释了婚恋自由，不必受制于父权。郭萍（2010）在解读《圣经》中的女性原罪问题中说道：“在《圣经》的新约中耶稣曾主张需对女性持有一定的平等性。但基督教作为男权主义的宗教，随着基督教的世俗化、耶稣形象的父权化，那些原应书写在内的男女平等的主张并没有继承与发展下去。”（72）佩妮曼牧师对于这一主张是必然了解的，却难以抵抗父权制影响的强大势力，因而他没有公然站出来反抗，仅仅是暗地里帮助。即使是这样，这一柔弱力量还是体现了出来。站在佩妮曼太太身后，借助她的语言与行动的佩妮曼牧师做出了隐形的抗争。

除了佩妮曼牧师这个隐形的抗争者，还有一位重要的人物也在做着隐形抗争。表面上看她似乎是最受父权制的影响与压迫，自小到大都不敢违背父亲的意思，甚至“她最深切的愿望就是要使父亲快活，能够使父亲高兴便是她对于幸福的概念”。（11）然而在她长大后，她越来越清楚地明白父亲对她各方面的关心更多充满了讥笑与讽刺。对于父亲的话语，她越来越感到刺耳与难受，最终决定即使一分钱遗产也拿不到，她也要和心爱的人结婚。最终的沉默便是她对于父权制最无形的抗争。她便是文中天真、无知的女主人公凯瑟琳。凯瑟琳的抗争虽然没有取得成功，仍然在父亲的专制下生活着，但是这种隐形抗争却带给了她独立的勇气，也使自己的地位得到了提高，受到了人们的尊重。

四、结语

宗教对于西方社会的影响远远大于想象，《圣经》中记述的上帝的旨意已经深深根植在人们心中，正如Beauvoir Simone（1998）说道：“大多数神话都源于男人对他自己生存及对他周围世界的自发态度。但是，超出经验、面向超越的理念，被父权社会蓄意用来自我辩护。正是在神话的形式下，群体命令经过灌输，深入到每一个人的心中，通过宗教、传统、语言、寓言之类的中介，渗透到每一个生存者心中。”(244)父权制文化的存在是一种必然。男尊女卑，女性必须依附于男性的管辖与统治影响着整个西方社会。本文通过对《华盛顿广场》中父权制文化的分析，特别是斯洛泼医生的专制维护和佩妮曼牧师与凯瑟琳的隐形抗争揭露了这篇文章背后反映的一个现实问题，父权制文化的盛行和抗争力量的微弱。

注释

① 华盛顿广场[M].侯维瑞,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以下所有小说中的引用都是出自同一版本并注明页码.

[1]Gargano,James W.Washington Square:A Study in the Growth of an Inner Self[J].Studies in Short Fiction,1976(3):355-362.

[2]Schecter,H.The Unpardonable Sin in Washington Square[J].Studies in Short Fiction,1973(2):137-141.

[3]Zacharias,Greg W.Henry James’Style in Washington Square[J].Studies in American Fiction,1990(2):207-224.

[4]陈敬莲.亨利·詹姆斯早期作品中女性自我意识之分析[D].东北师范大学,2006.

[5]E·M·温德尔.女性主义神学景观[M].刁承俊,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6]西蒙娜·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7]郭萍.解读《圣经》中的女性原罪问题[J].中国校外教育,2010.

[8]华盛顿广场[M].侯维瑞,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9]李孝英.父权制历史、神话与波伏娃的女性“他者”地位[J].高等函授学报,2010.

[10]王跃洪,马俊.亨利·詹姆斯《华盛顿广场》人物形象的含混性[J].外语教学,2010(4):88-91.

[11]张慧艳.从成长小说角度研究《华盛顿广场》[D].河北师范大学,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