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蔚春

诗言志说和摹仿说因其分别构成了中西方诗学理论的源头，在中西方文论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中西方有着不同的文化土壤，因而产生不同的文论观念，诗言志说被公认为是抒情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纲领，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阐述的是以情节为中心的叙事文学，被视为叙事文学的纲领。诗言志说和摹仿说的差异不仅促成了中国的抒情文学比较发达、西方叙事文学比较繁荣的局面，而且导致批评观念、方法、思维特征的迥异，最终形成了各自不同的话语传统和言说方式。基于二者的重要性，本文将从审美之维、创作内容、情感释放程度等方面来对比诗言志说和摹仿说。

诗言志说是中国诗学的开山纲领，最早见于《尚书·尧典》：“诗言志，歌咏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诗大序》里对“诗言志”的解释是：“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也就是说，诗的产生是因为心中之志需要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言”是因为“情”的催化，这种情绪的波动通过嗟叹、咏歌、手舞足蹈最后才能平静下来。志与情相结合，指出了诗是言志抒情的本质特征。陆机在《文赋》中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的概念，尽管这里未言及“志”。但他并不否认“诗言志”的主张。在《文赋》中他常将“情”、“志”并举，其涵义往往相通。[1]

摹仿说最早起源于古希腊。赫拉克利特提出了艺术是对自然的摹仿，德谟克里特强调摹仿是对自然事物机能的仿效，但停留在简单和机械的摹仿这一层面上。较为系统地对摹仿论进行阐述的是柏拉图，他认为，文学作品如戏剧、叙事诗是摹仿的。摹仿的情况有三种：一种是从头到尾的摹仿，如悲剧与喜剧；第二种是诗人自己的叙述，如合唱队的颂诗；第三种是摹仿和叙述相结合，如荷马的史诗。柏拉图提出“理念”这一概念，认为文艺是影子的影子，与真理隔了三层。亚里士多德以其朴素的唯物论思想对理念说进行改造，他说：“史诗的编制，悲剧、喜剧、狄苏朗勃斯的编写以及绝大部分供阿洛斯和竖琴演奏的音乐，这一切总的来说是摹仿。它们的差别有三点，即摹仿中采用不同的媒介，取用不同的对象，使用不同的、而不是相同的方式。”[2]摹仿构成了诗的本质内容，诗的产生有两个原因，“首先，从孩提时候起人就有摹仿的本能。人和动物的一个区别就在于人最善摹仿并通过摹仿获得了最初的知识。其次，每个人都能从摹仿的成果中得到快感”。

从以上的简单介绍来看，我们不难发现，诗言志说和摹仿论的共同点有二。首先，二者都是作为探讨文学的起源而产生的，它们都基于作品与世界的关系来讨论文学的本质。言志和摹仿不仅取决于客观世界，同时与主观密不可分，都离不开人的天性和本能。亚里士多德说：“摹仿及音调感和节奏感的产生是出于我们的天性，那些生性特别敏锐的人，通过点滴的积累，在即兴口占的基础上促成了诗的诞生”。在摹仿中可以获得审美快感，天性就会促使他去摹仿。在《乐记》里说：“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3]这明确指出审美也是一种本能，对外物有感觉就必然会产生冲动，这种欲望就表现为咏诗颂歌、手舞足蹈。其次，摹仿与言志呈现出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交融关系。摹仿说虽然强调的是客观地再现外物，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内心情感的排斥，亚里士多德认为诗人不仅可以摹仿“事物本来的样子”，也可以摹仿“事物为人们所说的样子”，甚至是“事物应当有的样子”，这样就是说在作品中可以进行虚构，这就给作者表现情感留下了空间和自由。[4]同样的，诗言志说强调的是表现情感，但是白居易等人也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主张，并没有和现实分道扬镳。下面让我们重点谈谈二者的区别。

首先是审美上的差异。摹仿说的重心是在艺术的审美客体方面，亚里士多德认为，艺术是对自然的摹仿，自然就是真实的现实世界。摹仿要依赖客观外物，目的是再现客观事物的存在状态，他说：“尽管我们在生活中讨厌看到某些实物，比如最讨人嫌的动物形体和尸体，但当我们观看此类物体的极其逼真的艺术再现时，却会产生一种快感。”[5]这就对艺术再现提出逼真、精确的要求。诗言志说的重心在审美主体方面，“情动于中”是写诗的前提，虽然情感的萌发离不开外物，但是物不是客观的物，而是经过主观改造的、融入诗人情感的物，这就像是“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诗人在写诗时对意象是有所选择的，眼前的事物并非都能进入诗歌的视野，只有那些注入感情的物才被选择并加工成意象。诗人不仅是将感情融入外物，而且通过对外物的美化来升华自己的情感，当然，如果诗歌的主题是抨击或者批判，那么外物就有可能被丑化。外物的美丑是由作者的创作意图和所融入的感情决定的。

其次是创作内容上的差异。《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最早的中国文学就以民间歌谣的形式出现在《诗经》里。从内容来看，除了《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篇是叙述周族产生发展的叙事诗，其他的都是表现男女情爱、异客怀乡、弃妇幽怨之类的抒情诗。所以说，充分体现“诗言志”的主要就是以表现情感为主的抒情诗。亚里士多德认为在希腊文学中，悲剧是最高的形式，他对悲剧的定义是“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诗学》里大部分篇幅都是在对悲剧创作经验进行总结。他认为悲剧包括六个决定其性质的成分，即情节、性格、言语、思想、戏景和唱段。他指出，“事件的组合是成分中最重要的，因为悲剧摹仿的不是人，而是行动和生活。人的幸福与不幸均体现在行动之中；生活的目的是某种行动，而不是品质；人的性格决定他们的品质，但他们的幸福与否却取决于自己的行动。所以，人物不是为了表现性格才行动，而是为了行动才需要性格的配合。由此可见，事件，即情节是悲剧的目的，而目的是一切事物中最重要的”。因此我们可以得知，诗言志以表现情感为主，《诗学》里的摹仿说以表现描绘情节为主。

再次是情感释放程度的不同。诗言志说中的情感是被压制的，摹仿论中的情感是得到宣泄的。按理来说，抒发情感的浪漫主义诗歌应该是能很好地起到释放作用的，正如波德莱尔说 “浪漫完全在于一种感情”，华兹华斯说“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但是，同样强调抒情言志的诗言志说却无法让情绪完全地释放，原因就在于诗言志中的情性并非自由奔放的而是受到礼义约束的情性。人所抒发的情感要在一定范围内，绝不能威胁到礼乐的崩坏，这也是诗三百都能做到“思无邪”的原因之一。相反，摹仿说强调摹仿客观的同时却很好地宣泄情感，亚里士多德要求作家在摹仿之时，要充满着激情，这样写出的作品能感动人们，并产生巨大的影响，以求达到一种宣泄的效果。他说：“那些体察到人物情感的诗人的描述最使人信服。例如，体验着烦躁的人能最逼真地表现烦躁，体验着愤怒的人能最逼真地表现愤怒。”

通过上述的分析比较，可以理解诗言志说和摹仿说在各自文论界中的重要作用。更有意义的是二者的区别也在比较中明晰起来，诗言志说“显示了中国以抒情为主的美学传统。并由抒情，而产生了相应的抒情手法 ‘赋、兴、比’以及抒情文学的重要美学理论——‘意境说’。与此相反，‘摹仿说’显示了西方以叙事为主的美学传统，并由叙事而产生了相应的情节、结构、性格以及叙事文学的重要美学理论——‘典型论’”。诗言志说在强调情感抒发的同时又不断抑制，以致形成了中国既以抒情言志为其基本特征而浪漫主义又不很发达的独特传统，摹仿说的强调再现与浪漫主义相影响，最终既要真切地摹仿客观事物又要宣泄情感的美学理论，成为形成西方文学艺术传统的重要因素之一。[6]

[1]周北鹤.“诗言志”观点的演变[J].辽宁教育学院学报,1998(3).

[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M].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7.

[3]曹顺庆.中西比较诗学[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106.

[4]何旺生.在“言志”与“摹仿”之间——兼于曹顺庆先生商榷[J].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4,22(1):73-76.

[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M].陈中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47.

[6]曹顺庆.中西比较诗学[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118-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