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斯文

1980年在《北京文学》杂志发表的《受戒》，引发的争议很多。一方面，小说中清澈空灵的美学氛围和另类的叙述方式颠覆了传统创作模式，甚至可以认为，《受戒》才是真正意义上新时期小说的开端。但是，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环境中，读者对于《受戒》文本涵义的具体化和再创造出现了困境，他们找不出合适贴切的场域去安放这类作品。不仅小说的发表机构小心翼翼，而且文学界对于《受戒》定位态度也犹疑不决——这和日后的“汪曾祺散文热”形成很大反差，这种读者接受困境的出现很值得探究和反思。

一、与权威话语格格不入的思想

据邓友梅回忆，《受戒》写成后曾在剧团里传阅，有次北京市文联开会研究工作，汪老一位朋友发言说：“我认为对作家们的创作思想，领导还要多关心些，现在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不搞样板戏，不弄‘三突出’是好事，可也不能完全不讲思想性啊。曾祺前两天写了个小说给我看，写小和尚恋爱，有趣倒挺有趣，可主题思想是什么呢？有什么教育意义呢？”①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文学接受是读者的审美经验创造作品的过程，要探究20世纪80年代的读者对于《受戒》的接受困境，不妨借用姚斯的“期待视野”②概念来诠释。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基于个人与社会的复杂原因，心理上往往会有既成的思维指向和观念结构，这种既定心理图式，就是期待视野。20世纪80年代初的读者，经历的是“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生活实践和简单粗暴的文化教育，被灌输的是权威主导下的政治经济思想，例如抗敌救国、工农联盟、民主专政、打倒封资修等等，读者习惯于功利化阅读，思维方式深受政治实用主义影响，往往忽视了单纯性的阅读愉悦和超功利的美学享受。而《受戒》沿袭的是以沈从文为首的京派文学理念，致力于诗化小说在美学、哲学上的文艺创造。读者在文章中捕捉不到社会公共范围内的主导命题，其期待水平与作品意蕴必然产生强烈落差，期待视野的狭窄导致了接受渠道的断裂，这恰恰反映了京派文学传统在湮没了几十年后造成的巨大文化断层，以至于在复现时造成了疏离感和陌生化。《受戒》在20世纪80年代初“隐含的读者”即”“潜在读者”③的大量缺失，恰恰体现了“文革”时期审美经验的贫瘠、接受范围的狭窄和艺术标准的单一。“文革”时期，“艺术之美”是小资的产物，是禁忌的话题，汪曾祺说：“文艺有三种作用：教育作用，美感作用和认识作用。是的，我承认有的作品有更深刻或更明显的教育意义。但是我希望不要把美感作用和教育作用截然分开甚至对立起来，不要把教育作用看得太狭窄，那样会导致题材的单调。美感作用同时也是一种教育作用。”④读者阅读时能否实现审美动机、受教动机、求知动机的平衡，是决定其评价是否合理的关键。

接受美学文学史观的基础在于：文学作品没有客观的永恒不变的涵义或意义。他们认为历史研究是一种随着认识的增长而不断变化的对经验的研究，历史研究者同样受历史条件的制约。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一般读者习惯于对文学作品进行剖析和批评，但是却常常忽略进行作品的“解读”之解读，对作品的“批评”进行批评。在读者对于作品价值进行定性时，作品其实也对读者即审美主体经验、情感和艺术趣味进行了客观呈现，只是这种反射是潜在隐晦的，故而被长期忽略了。接受美学倡导自觉建立期待视野，包括拓宽审美经验和解读视野，拓宽社会生活经验，这对读者们如何进行文学接受活动，有很大的启迪。

二、对神性和启蒙精神的另类态度

炉火纯青的白话美是《受戒》最突出的特色，然而“当汪曾祺用那富有口语美的语言表达的思想情感、所颂扬的人生态度与我的接受心理相抵触时，我也会感到不太舒服”。⑤当小说采用全知视角叙述时，确有许多作者主观的表述。例如：“你以为这容易呀？哼，单是一开头的发擂，手上没工夫就敲不出迟疾顿挫！”“他们吃肉不瞒人。年下也杀猪。杀猪就在大殿上。”作者语气的赞许和自豪是不言而喻的。“他爹、他娘就和舅舅商议，决定叫他当和尚。他当时在旁边，觉得这实在是在情在理，没有理由反对。当和尚有很多好处。一是可以吃现成饭，二是可以攒钱。”以及“大英子已经有了人家。人她偷偷地看过，人很敦厚，也不难看，家道也殷实，她满意。已经下过小定。”——小说的人物却没有丝毫的委屈和反对，对长辈意志的顺从是这么自然，毫无做作，这种毫无冲突的人际状态本身就让人惊讶，这些都体现了世俗伦理“父慈子孝、夫唱妇随”的高度理想状态，然而回到现实中这和启蒙主义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理性精神是有相悖之处的，作者似乎有意回避了这一点。

其次，小说中最颠覆想象的是佛教和世俗人情的统一：作为僧侣，却依然可以有七情六欲，能尽情享受世俗生活的美好。和尚可以任意破除清规戒律，二师父仁海可以接师母住在荸荠庵里消夏，“他是有老婆的。他老婆每年夏秋之间来住几个月，这两口子都很爱干净，整天的洗涮”。三师父仁渡因会飞铙的绝技而有着不止一两个相好的，甚至还会唱荤歌小调，“大家还嫌不够，他就又唱了一个：姐儿生得漂漂的，两个奶子翘翘的。有心上去摸一把，心里有点跳跳的”。就连老方丈也藏着一个19岁的小老婆。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这种性和情欲的自然流露，无疑突出了“对神的嘲弄，对人的自然情感与生活权利的肯定”，⑥这种建立在人性善基础上的桃花源，显得如此诗意而梦幻，对于被神权政治统治几十年的读者来说，是极大的精神冲击。

作品人物的活动是客观已然的，读者无从褒贬。读者针对的是作者隐含在字里行间的欣赏和赞叹。读者潜意识下认为作者不该在诗化的世界里嘲弄神性，在世俗的世界里亵渎信仰。这种不满和批判的根源，可以追溯到中唐韩愈等古文运动家提出的 “文以明道”，该理论经宋代周敦颐完善为“文以载道”：写文章是为了说明道，弘扬精神的，文学也就是传播儒家之“道”即自然法则和伦理道德的手段和工具。这样的文学观念强调了文学的严肃教化目的。权威的语文教材就很好地传承了宋朝理学传统，例如《白杨礼赞》，作者大都是有着高尚的品德良心和崇高的社会责任感，站在权威的道德高地让读者仰视。所以，一旦汪曾祺有意放低“思想的头颅”，有意游离于现实伦理规则之外，在文学想象空间进行精神自娱，反而无法让读者接受和理解。引用罗兰·巴特的“作者已死”的观点，不妨说，《受戒》写成之后，作者已然从文本中“缺席”，文中的主观化的表述已经不具有权威性，读者如果费尽心思地纠缠于作者的另类态度，反而会使文本解读过程受干扰，陷入被动阅读，影响独立的思考和判断。

所以，如果读者能放松对作品的教化功能的期待，单纯从审美动机出发，甚至不妨以读童话寓言的态度去观照文本，或许更容易打破心理接受的桎梏，更好地收获审美情感愉悦。

注释

①邓友梅.再说汪曾祺[J].文学自由谈,1997(11).

② (德)姚斯.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M].周宁,金元浦,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340-345.

③(德)伊瑟尔.隐含的读者[M].巴尔迪摩,1980.

④ 汪曾祺.关于《受戒》[J].小说选刊,1981(2).

⑤ 王彬彬.我喜欢汪曾祺,但不太喜欢《受戒》[J].小说评论,2003(3).

⑥ 季红真.传统的生活与文化铸造的性格[J].北京文学,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