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世现

王向峰的诗我曾在《新诗经》144期编选过，其时是第一次以城市命名推出“天津诗歌周”， 当时就对他的《祭曹操》印象深刻。再从《祭曹操》到今天读他的《吴先生的最后一天》，两首诗像“两个我”在隔岸呼叫，穿透两个文本所诞生的精神时空，它们必然在创作意图上互相呼应，照亮了内心的去路，接通一脉相传的罕见的全景式人文景观。这也每一个认真对待诗歌写作的诗人应去努力的。每一首诗都会成为其他作品的镜子，每一首诗都要跟自己的历史对话与历史的自己对照，从《祭曹操》到《吴先生的最后一天》，王向峰给“诗史的荒诞”留下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论题。

“诗史的荒诞”与 “历史的荒诞”是不尽同的，每一个诗人都会有那些年深日久刻骨铭心的创作心路历程，每一首新作都是对上一次的文字废墟的重建，或对其创作思维旧秩序之拆除和新理念之构建，所引发的思想斗争，使心灵阵地出现了一次又一次的隆重交响。

《祭曹操》显然是大口气、大概念，对曹操这个历史人物有着自己的多层“纠正”，用一首诗表达了在缱绻与决绝中转变个人命运的精神史必然。

而《吴先生的最后一天》，彻底回归了一个小人物的命运，《吴先生的最后一天》一开头，诗人的笔直指吴先生是“大银行的小职员”， 究其吴先生的悲剧命运，“失业和失妻”仅是他的“外伤”，而“每天数着别人的钱”则是他的“内伤”，使之并不悲惨的人生遭遇他却十分悲惨的“为难”了自己。单从客观上讲，生存的基础并未坍塌，丧偶失业的人这世界也太多了简直无法统计，而绝望于执著私己的人生标准的倾覆，则是他留下的醒世教训。诗中两次提及凡尔杜有深意。说到凡尔杜，是美国电影《凡尔杜先生（Monsieur Verdoux）》的主角，这部美国电影又译作杀人的喜剧、杀人狂时代生等，是电影大师查理·卓别林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导演并主演）。其主要剧情为：1930年，世界经济危机前的银行职员亨利·凡尔杜，为了摆脱窘境而用许多假名字和一些有钱的女人结婚，然后把她们一一杀死，十四个女子依次成为他的牺牲品，阴谋败露后，他被逮捕，最终被判死刑。在法庭上，凡尔杜在最后陈述中深刻抨击了资本主义和战争贩子，他说：“杀一个人是凶手，杀几百万却成了英雄。””了解了凡尔杜和吴先生的影谢关系，两人同为“大银行的小职员”，不同的是前者愤世杀人，后者自杀“以为也杀了这世界”。《吴先生的最后一天》的深刻之处还在于揭露了金钱之“魔”对人性的残酷扭曲、压迫，以及一些小人物（这里特借吴先生）对待自己依靠“电影”的人物或“书籍”的“名言”去指引自己，让“他们”来判定自己的“最后一天”的“愚味”的鲜明烙印——像跳楼后留下的一滩血那么么刺目。但又有什么效果呢？“警察裹尸，保安擦地，石面无损”，世界还是那个世界。所以难怪，盛敏先生读这首诗也如此感概：“一个小人物的死亡将不是中心点的聚集，顶多是一个视觉暂时抛锚的地点而已。诗人的权力就是‘捡’出这个场景使它再生，使其显露出它自身附上的人文主义关怀已被损害污染的气息。”显然，吴先生的故事还没完全落幕，更多的李先生张先生赵先生钱先生孙先生又粉墨登场了。而凡尔杜和吴先生的对照是一种有明确前因后果的社会心理与时代压抑感。他们内在的共同宿命是接通凡尔杜和吴先生的纽带，是这两个人物形成潜对话的起点。

倘若《吴先生的最后一天》这首诗去掉“凡尔杜“首尾的两次出现呢？我不敢想像。

然而《吴先生的最后一天》正是经由诗人独特的叙述视觉，从个人经验转变成为了时代经验、人类经验，以至世界经验。从这首诗来看，“吴先生”首先是个人经验，而加入“凡尔杜”则来自两个力量，一是世界（这一点应该有着充分的艺术自觉），二是责任。任何一首诗，最重要的不是文字，而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