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飞翔

1937年，陈寅恪刚满47岁。“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22天，日军逼近清华园车站，北平即将不保。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此时已85岁了，这位在上海“一·二八”十九路军抗战时，梦里狂呼“杀日本人”的老人开始绝食了。五天后，陈三立死了。

为父亲守灵的那些晚上，陈寅恪久久地斜卧在走廊的藤躺椅上，一言不发。国事、家事令他心情十分沉重；加之亲友来吊唁时家属均一一还礼，叩首或鞠躬，频繁弯腰、低头，极劳累，此类姿势对高度近视的陈寅恪极不相宜，直接诱发了视网膜脱离。多种因素促使陈寅恪在其父治丧期间右眼视力急剧下降，已经看不清东西了。不得已到同仁医院检查，诊断为右眼视网膜剥离，医嘱及时入院手术治疗，不可延误。医生告诉陈寅恪需要手术，但做了手术就需要相当时间的休养。陈寅恪最终选择了不做手术，就是说为了离开沦陷区，他放弃了复明的希望。就这样在父亲逝世后刚满“七七”尚未出殡时，陈寅恪于11月3日隐瞒了教授身份，携妻带女，离开北平，决心用惟一的左眼继续工作。

漫长的八年抗日战争期间，陈寅恪一家几经逃难，至1943年底才到达四川成都，任教于燕京大学。先住入学校租赁的民房内，此时正值抗战后期，物价飞涨。灯光昏暗，且常停电，陈寅恪用惟一高度近视的左眼视力，照旧备课并从事学术研究，完成多篇论著。一次期末评卷，陈寅恪因视力不济，已无法按校方要求将考分登录在细小的表格内，无奈之下他只好请自己的子女来协助自己完成这项费眼力的工作。

1944年秋，陈寅恪一家迁入成都华西坝广益路宿舍。11月中旬陈寅恪左眼已经恶化，但未休息仍继续授课，石泉（刘适）、李涵（缪希相）先生在《追忆先师寅恪先生》文中说：

陈寅恪在课堂上对大家说：“我最近跌了一跤后，唯一的左眼也不行了，说不定会瞎。”

1944年11月23日陈寅恪致函中央研究院李济、傅斯年二先生，谈到（见《陈寅恪书信集》）：

弟前十日目甚昏花，深恐视网膜脱离，则成瞽废。后经检验，乃是目珠水内有沉淀质，非手术及药力所能奏效。其原因想是滋养缺少，血输不足（或其他原因，不能明了），衰老特先。终日苦昏眩而服药亦难见效，若忽然全瞽，岂不太苦，则生不如死矣。

1944年12月12日，陈寅恪的唐代三稿中的最后一种《元白诗笺证稿》基本完成了。但就在这天早上，陈寅恪起床后痛苦地发现，他的左眼也看不清了。于是他叫人通知学生：他当天不能上课。并即刻到存仁医院诊视。12月14日，因左眼视网膜脱离，陈寅恪住入该院治疗。

入院后由陈耀真教授主持，于12月18日进行手术。陈寅恪夫人给傅斯年先生的信中述（见《陈寅恪书信集》）：

寅恪经手术后，今日为第九天，内部网膜究竟粘合成功否？尚看不清楚，又须平睡，不许稍动，极苦，而胃口大伤……

术后一月，医生告知第一次手术未成功，准备再施二次手术。陈寅恪自己决定暂不再手术。因他感到第一次开刀不但未粘上，并弄出新毛病；若二次再开刀，医言又无把握，现静养一月渐有进步，万一将来忽然变坏，然后再开刀。基于病变性质，当年的医疗技术设备条件及身体基础状况等原因，陈寅恪于旧历除夕前出院。

陈寅恪虽归来与家人共度旧历乙酉元旦，但面对如此打击，情绪极为低沉，陈寅恪当时的心境可循其当年诗作略知一二。例如旧历乙酉年正月初二所作：

目疾久不愈书恨（见《陈寅恪诗集》，1945年2月作）

天其废我是耶非，叹息苌弘强欲违。

著述自惭甘毁弃，妻儿何托任寒饥。

西浮瀛海言空许，北望幽燕骨待归。

先君柩暂厝北平，待归葬西湖。

弹指八年多少恨，蔡威唯有血衣。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9月应英国皇家学会及牛津大学之约，陈寅恪去伦敦疗治眼疾。陈寅恪此时抱着最后希望，祈盼恢复一定视力，决定远涉重洋。这时他双目不明，身体虚弱，夫人又不能同行，困难可想而知。幸有西南联合大学邵循正等四位教授赴英之便，结伴同行。成都至昆明一程，原定吴宓陪同，因病改请刘适老师护送，9月14日陈寅恪离家远行。有诗记此行：

乙酉秋赴英疗治目疾自印度乘水上飞机至伦敦途中作（见《陈寅恪诗集》）

眼暗犹思得复明，强扶衰病试飞行。

还家魂梦穿云断，去国衣装入海轻。

异域岂能医异疾，前游真已隔前生。

三洲四日匆匆过，多少伤今念昔情。

陈寅恪抵达伦敦后，由著名眼科专家Sir Steward Duke-Elder负责诊治，从代笔的家书中简述了自己的感受，第一次手术后有进步，但眼睛吸收光线尚无好转，仍模糊；第二次手术想粘上脱离之部分，失败。但总的比出国时好，医告勿须再施手术。陈寅恪尚存最后一线奢望，请熊式一教授把英伦医生所写的诊断书寄给时在美国的老友胡适先生，经托人往哥伦比亚眼科学院咨询，亦无良策。胡适在日记中写道（见《胡适日记》[手稿本]1946年4月16日所记）：

寅恪遗传甚厚，读书甚细心，工力甚精，为我国史学界一大重镇，今两目都废，真是学术界一大损失。

陈寅恪于1946年春结伴买棹归来，途经纽约，数位旧友特登船看望，他对赵元任夫人说：“赵太太，我眼虽看不见你，但是你的样子还像在眼前一样。”可知当时的视力情况。轮抵上海后，陈寅恪先在南京暂住，后于10月返回北平清华大学。此时陈寅恪虽已双目失明，仍期望在同事及友人协助下继续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

失明之后，陈寅恪仍坚苦卓绝，锲而不舍，穷十年岁月，写出了《论再生缘》和85万字的《柳如是别传》。一个双目失明的人在十余年的瞽者生涯里写出近百万字的著述，这在古今中外学术史上都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出现得益于两个条件：一是陈寅恪后来任职的中山大学给他提供的良好环境，一是他超人的记忆和毅力。在这段艰难的著述岁月里，有一位女性自愿给陈寅恪当助手，她叫黄萱。黄萱每天准时来到陈寅恪的住处，为眼睛看不见的陈寅恪查找书籍，朗读材料，誊录书稿。14年始终如一，直到“文革”开始，她被赶走。晚年陈寅恪的著作，都是由黄萱一字一句记录完成的。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在感叹命运的的刻薄之余，我们不禁会问陈寅恪的眼睛为什么会失明呢？王锺翰先生在《陈寅恪先生杂忆》一文中有段文字有助于我们了解陈寅恪失明的原因：

先生一日见告：我之目疾非药石所可医治者矣，因龆龄嗜书，无书不观，夜以继日，旧日既无电灯又无洋烛，只用细小油灯藏于被褥之中，而且四周放下蚊帐，以免灯光外露，防家人知晓也，加以清季多有光纸石印缩本之书，字既小且模糊不清，对目力最有损伤，而有时阅读爱不释手，竟至通宵达旦……

由这段叙述我们可以看出陈寅恪认为自幼秉性好静，嗜阅读，常深思，不喜户外游戏是导致自己眼睛失明的原因。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王维义认为陈寅恪眼睛失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的是因为营养跟不上。陈寅恪十三岁东渡日本求学，后来他自己曾谈到，到了日本，伙食很差，每天上学带的便当，只有一点咸萝卜，偶尔有块又生又腥的鱼片就算是改善生活了。一方面熬夜苦读，一方面营养不良，身体上的许多问题就出来了，当时引发的是看得见的脚气病，而对眼睛的损伤他却是不知道的。一直到后来，双目几乎失明了，在到处求医问药的过程中，特别是他到了英国伦敦，和著名眼科专家埃迪有了接触才知道，营养不良和眼疾之间的关系，后来他和熊式一教授、胡适先生谈到这个事，很感叹也很惋惜少年时代自己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没有注意营养问题，最后导致了双眼失的严重后果。

陈寅恪中年双目相继失明，是他一生最大的憾事，对于终身以读书、教学、研究学问为己任的陈寅恪而言，其痛苦是他人难以体会的。眼睛瞎了，对于陈寅恪会是怎样的一种毁灭打击？他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让人读到他内心的痛楚。据家人回忆，在最初的日子里，他变得非常暴躁。但很快，他便归于宁静。很多人回忆，陈寅恪以前上课是很有特点的，讲到深处，他会长时间紧闭双眼，但他眼睛瞎了之后，再也没有人看见他闭着眼睛讲课。他永远睁大着眼睛，永远是目光如炬。

与失明相比，陈寅恪晚年的命运就更让人揪心了。陈寅恪的晚年，像他这样学问和思想都很高的人越来越少，听他课的学生也越来越少，他所看重的学生也不跟他了。到了1958年，陈寅恪竟成了学术界“拔白旗”的对象。陈寅恪最后的7年，大部分时间是不能站立的，他在一次洗澡时摔跤骨折。1966年，已经无法下床的陈寅恪，没能逃过一场旷世的劫难。

1966年7月，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声浪中，中山大学的“革命者”闻风而动，开始造起反来。霎时，整个校园内鸡飞狗跳，人喊马嘶，大字报铺天盖地。陈寅恪由原来的大字号“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水涨船高地被加封为“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同时被指斥为大肆挥霍国家财产，享受高级护理待遇，非美帝国主义的药物不吃，有意污辱为其理疗的年轻女护士等的“罪魁祸首”。而随着原中南第一书记陶铸被江青等“文革”新贵打倒在地，一直颇受陶氏关怀的陈寅恪更是雪上加霜。助手黄萱被赶走，当年受陶铸直接关怀而委派到陈家的三名护士被撤除，陈寅恪工资停发，存款冻结，陈家居住的校园内东南区一号楼被大字报覆盖，远远望去如同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兀立于树木丛生的校园一隅，望之令人恐怖惊悚。接下来，大字报由楼外糊到了室内，门脸、衣柜、床头，甚至陈寅恪的衣服上皆由大字报贴盖。面对此情，唐筼曾发出了“人还没死，已先开吊了”的哀怨。

造反派们见陈家虽已“开吊”，但人还继续活着，为做到名符其实，索性进行抄家与劫掠财物的大规模行动。陈寅恪后半生积攒的书籍全部查封，手稿被掠。唐筼先祖遗留的一点纪念性首饰及陈寅恪历尽千难万险，历尽十几年战火侥幸保存下来的二十余封祖父往来手札亦被劫走。经过几次“战斗洗礼”，陈家财物尽失。为达到终极目的，致陈氏于死地，“革命者”心生奇计，先是把几只大字号高音喇叭吊至陈宅窗前屋后，让其听取革命群众对其发出的怒吼之音。双目失明，不辨牛马且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陈寅恪，突闻几个“怪物”整日在耳边嗷叫不止，惊悚不安，惶惶不可终日。“革命者”见效果初成，乃加大攻伐力度与强度，将高音喇叭干脆搬进室内，绑到了陈氏的床头之上。每当“革命者”呼声响起，整个陈宅如狂飙突至，风雷激荡。陈氏夫妇未闻几声，即感天旋地转，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走完了他79岁的生命历程。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断地流泪。

（摘自《罗湖文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