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彦渝，邓颖玲

(1.武汉大学 WTO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2.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论《诺斯托罗莫》的叙述声音

周彦渝1，邓颖玲2

(1.武汉大学 WTO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2.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康拉德在经典长篇小说《诺斯托罗莫》中运用复杂多变的叙述声音，给小说带来了丰富的美学效果和文学价值。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者为主体的叙述声音构建并支撑了小说弘大的历史政治主题，灵活地调整了小说叙述者与读者之间的叙述距离，产生了反讽的艺术效果，而其它角色叙述则从多角度呈现了故事情节和人物个性，展现了康拉德对现实主义的深刻理解。

《诺斯托罗莫》；叙述声音；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角色叙述

一、问题的提出

《诺斯托罗莫》是英国作家康拉德“政治三部曲”中光辉夺目和野心勃勃的一部著作。世界文学界对这部小说不吝盛赞，奠定了其在英国小说史上的地位。美国现代杰出小说家弗·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曾说：“我宁愿只写过《诺斯托罗莫》，这胜过我写了其它任何小说”[1]。评论家F.R.利维斯称《诺斯托罗莫》为康拉德的“最高成就”[2]，把《诺斯托罗莫》远远地置于康拉德其它作品之上。

小说摈弃了康拉德一贯擅长的海洋及丛林主题，在虚构的科斯塔瓜纳共和国里展开了一部荡气回肠的恢弘历史画卷。该国政治动荡，六年来四任政府更替。当又一场政治灾难来临之时，小说主人公诺斯托罗莫——一位在众人眼中正直、忠诚、英雄般的人物，临危受命，和记者德考得一起，用船将银锭运走以防银子落入叛军之手。当晚，两人将银子运到了大伊莎贝尔群岛上，并将银锭埋葬。德考得自杀后，诺斯托罗莫返回，并谎称银船淹没，同伴丧命，却偷偷返回岛上将银锭据为已有，吞噬了这笔财富，从一个英雄沦落为物质的奴隶。

西方文学批评界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将评论的焦点聚集在《诺斯托罗莫》上。在国内，由于《诺斯托罗莫》语言晦涩难懂，结构错综复杂，叙事方式独辟蹊径，令其仰慕者众，研究者寡。但近年来，随着译著的出现，该书已经渐渐进入了学者们的研究视野。湘潭大学的胡强教授进行了深入的人性道德社会伦理的解读，同时清晰地梳理了小说的研究历史和研究现状；拙作的作者之一邓颖玲对小说的叙事技巧和艺术主张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对小说的叙事时间和空间、螺旋式结构及“陌生化”技巧进行了细腻的分析。但作为叙事学研究的一个子项，也作为该小说最为突出的写作技巧之一——小说的叙述声音，却鲜有人问津。小说不仅叙述时间呈非线性、不均衡发展，而且叙述声音也不断变化，叙述视角错综复杂。本文将依据叙事学理论，研究小说中第三人称全知叙述及其他代理叙述的特征，以及由此产生的美学效果。

二、两种叙述声音

《诺斯托罗莫》这部小说采用了两种叙述声音，一是第三人称全知叙述，二是人物叙述。

1.第三人称全知叙述。叙述声音是决定文本的根本机制，它是“构成叙述者的一组特征，或更广义上来说，构成叙述事例的一组特征，同时决定叙述行为和叙述文本，叙述和受叙之间的关系”[3]。热奈特把叙述声音定义为“谁说”[4]126，意为谁在叙述小说，因此可以简单地把叙述声音理解为叙述者的声音，是叙述行为的发出者。而叙述者是“叙述文本的分析中最核心的概念”[5]120,因为它“决定叙述”[5]120。由此可见，小说中的叙述声音如同电影中导演一般，是关系作品形式和内容的命脉。《诺斯托罗莫》中叙述声音的自由使用令人叹为观止。 塞德里克·瓦茨曾经评价《诺斯托罗莫》的叙述有“令人困惑的灵活性”[6]。康拉德本人在回看《诺斯托罗莫》时也感慨道《诺斯托罗莫》与“我非传统的分类和视角”息息相关，而“这些正是我艺术的构成，它的次序是流动的，不停变动的，从不同的角度给出截然不同的观点”[7]。

虽然小说的叙述者不断变化，但小说从始到终贯穿着一个主要的叙述者，即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者。小说的第一部分以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者的叙述开头；之后，其它叙述者陆续登场。叙述声音在每章中均有不同，甚至在一章之内叙述者也会数易其人，但是第三人称全知叙述声音始终穿插在全文的叙述中，使作品时而出现叙述者的声音，时而出现人物的声音，两种声音此起彼伏，如一支多声部的交响乐，声音丰富又清晰可辨，各具特征，让传达的信息也复杂立体。杰里米·霍桑曾这样评论《诺斯托罗莫》中第三人称叙述者“无所不知”的特征：“小说中的叙述与其说像上帝一样无所不知，不如说像幽灵一样无处不在；与其说叙述者是以置身事外的态度来俯瞰人物和事件，不如说他沉浸和漫游于角色的思想灵魂之中，忽进忽出，忽前忽后，时时变幻着他的角色——时而是一个非人格化的叙述者，时而又以故事人物的身份出现”[8]。霍桑概括了第三人称叙述者“全知”的两重含义：叙述者所站的角度明显要高于书中所讲述的故事，与故事发生的时空背景保持相当距离，并且俯瞰书中宏大的历史事件，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来再现历史和重建秩序；在清晰描述外部世界的同时，第三人称叙述者亦能自由地进出于故事角色的思想意识，进而深刻描述故事人物丰富的内部世界、认知过程和情感活动。如《诺斯托罗莫》的开场白便是这位上帝般的叙述者对这洋洋万言巨著的外部背景的精要交待：“西班牙统治时期，及其以后的许多年里，萨拉科城——其古老可由枝虬叶荗的橘园见证——只是一个在当地还算有些规模的港口，从事牛皮和英丹士林的交易，它在商业上的重要性，仅此而已”[9]3。有心的读者能从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里面听出两个全知叙述的声音：一个声音试图从自然的角度描述那“枝虬叶荗的橘园”；另一个声音则企图从历史政治和经济的角度介绍着萨拉科城“古老”的历史，以及“商业上的要性”。 这位全知叙述者似乎在犹豫从何处开始描述萨拉科城。 一个声音镶嵌于另外一个声音之内，仿佛两位叙述者同时出场，同时出声讲故事，一个叙述者试图打败、控制另外一个叙述者。 两个声音虽然彼此对立和矛盾，但也相辅相成，以同样超然的态度和冷静的头脑，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呈现萨拉科城客观的外部环境——它古老的历史和较为落后的经济。

第一章中，全知叙述者的另外一个显著特征便是他与读者时亲时疏的叙述距离。在描述柯斯塔瓜纳国的自然历史环境时，叙述者大多数时候是超然脱俗、置身事外、头脑冷静的；但有时，叙述声音却与读者显得很亲近。在勾画平静湾的黑暗时，且听叙述者如此道来:“在这无边无际的黑暗中，你脚下的船无形地漂行，帆在头顶上看不见的地方轻轻地拍打。就连上帝的法眼——他们用刻薄亵渎的语汇补充说——也发现不了人手在那里的所作所为，你尽可放肆地召唤魔鬼来助你一臂之力，而不受惩罚，只要他的邪恶不至被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所折服”[9]5-6。叙述者称读者为“你”，仿佛你就与叙述者在海湾深夜同乘一舟，共听大海的潮起潮落，感知这能蒙蔽上帝之眼的漆黑。当读者读到记者德考得从萨拉科城偷运出了一船白银，潜入同样一片黑暗的海湾时，读者便会不由回想起全知叙述者在第一章所藏下的秘密。

除此之外，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者在书中还经常变换着叙述人称和叙述视角，因为全知叙述的好处之一便是“可以任意地借用书中其它人物的视角，并从其这个人物的角度来观察事物”[10]。叙述人称变换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在第八章。在这一章中，全知叙述者的权威地位被挑战：“我们之中凡是由于公务或猎奇在第一条铁路建成之前的那些岁月里去过萨拉科的人都能记得桑·托梅矿对于那偏远省份的生活所起的稳定作用。那时萨拉科省的外观尚未发生像今天这样的巨变。据我了解，现在宪政街上跑着有轨电车，马上车道一直修到了乡间……”[9]72。这段文字中，叙述者仍然是第三人称全知叙述，但却以第一人称的口吻“我们”介入。读者可以把自称为“我们”的叙述者定义为萨拉科省的市民或游客。同时，读者也可以把“我们”解读为作者暂时性的强行入侵。这种以“我们”口吻的叙述除此之外便只在第三部分的第五章中出现过。此外，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视角的转换也在文中出现了好几次。“叙述视角”不同于“叙述声音”。热奈特曾定义前者为“谁看”，后者为“谁说”[4]126。也就是说，叙述声音相当于叙述者的声音，而叙述视角指的是叙述者的视角。 如：“党的生命与灵魂的男高音淹没在一阵突发的欢呼声浪中。对！对！一点没错！太对了！萨拉科一如既往地站在最前线！这是一阵自吹自擂的喧哗。白天的事件在草原牧场主士绅中激起了希望，他们心中惦记着自家的牛群，土地，家室的平安。 一切都在此一博……不！蒙特罗不可能成功！那个罪犯！无耻的印第安人！”[9]143-4。这段话中，第三称的全知叙述者以爱国政治家的身份在高尔德家的客厅里发表演讲。惊叹号和欢呼声都高度模仿了爱国者热情的呼喊。但这些爱国的呼声却是由第三人全知叙述者直接发出，而非间接引用。叙述者在这采用了故事参与者的叙述视角。这种叙述视角的转变就是为了调整信息传递的方式，因为叙述信息的重要性有程度之别。正如热奈特所说：“叙事可用较为直接或不那么直接的方式向读者提供或多或少的细节，因而看上去与所讲述的内容保持或大或小的距离”[4]107-8。

2.人物叙述。诚如爱德华·萨义德所说：“《诺斯托罗莫》整部小说便是多种对立叙述声音抗争博弈的结果，每个叙述声音都力争成为故事最有洞察力的纪录者，每个叙述声音都在暗暗地批判着别的声音”[11]。小说中的不少角色都充当了故事的叙述者，这些叙述者的讲述对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者起到了补充、互动、甚至是挑战和矛盾的作用。米歇尔船长、乔治·维奥拉、唐·马丁·德考得、高尔德夫人、莫尼汉医生都以不同的形式依次充当了小说叙述声音的角色。下文将具体描述两位重要的人物叙述者：米歇尔船长和记者唐·马丁·德考得。

米歇尔船长对于小说的构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原因是他“为自己对这个国家——柯斯塔瓜纳共和国——人与事的洞察颇感得意”[9]8，并且他“是个很爱与人沟通的人”[9]9。另外，“当地人喜欢他，因为他和善，彬彬有礼，自命不凡而又单纯，多年来称他为‘我们国家的朋友’”[9]360。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推断，米歇尔船长陈词慷慨，但其叙述话语缺乏可信度、深刻度及洞察力，所以是一个典型的“不可靠叙述者”*韦恩·布斯在其著作《小说修辞学》中将“不可靠叙述者”定义为：“叙述者所说所作与作家的观点(也就是隐含作家的旨意)一致的时候，我称他为可靠的叙述者，如果不一致，则称之为不可靠的叙述者”(167)。。在第二部的第二章中，米歇尔船长在第三称全知叙事者的帮助下，叙述了里比厄拉总统逃亡的“历史性事件”：“可怜的里比厄拉先生在索柯罗战役失利后，气喘喘吁吁地翻过八十英里山路，企图赶在致命的坏消息前抵达目的地，这当然是他骑在一匹跛足骡子上难以办到的。更加令人沮丧的是，这畜生在抵达林荫道末端时竟在他的胯下一命呜呼。军乐队有时在两场革命的间歇时间里在林阴道上演奏”[9]8-9。米歇尔的叙述让一个关键而又严肃的历史事件变得颇具讽刺意味和喜剧色彩。“可怜的”、“跛足”、“一命呼呜”这些词都与严肃的历史语境格格不入，但却让故事变得生动传神。米歇尔船长的这段叙述，不仅只是活跃了小说的气氛，更打破了读者对历史小说的传统期待。同时，米歇尔船长的这段叙述给小说带来了反讽的色调。因为米歇尔船长较为肤浅的思维方式和喜爱夸夸其谈的性格经常让他在没有看清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对事件作出评说判断，与其它叙述者的描述构成了差异、对比和张力。

此外，米歇尔船长不仅喜欢讲述故事，也喜欢做出道德评论，他几乎对小说中出现的每一个人物都进行了自己的评价。如他称安东尼亚小姐为“美丽的”和“历史性的女人”[9]362，称赞高尔德夫人为“普天之下最善良，最优雅的女士。地位很高……萨拉科第一夫人——远在总统夫人之上”[9]366；他贬斥莫尼汉医生道：“我向来不喜欢他。没有人喜欢过他……现在是大人物了，还跟以前一样讨厌”[9]366。 这些评论没有事实依据，仅仅为米歇尔先生的一家之言，片面而主观。而且因为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者在前文中已告诉读者，米歇尔先生头脑单纯简单，所以他叙述的可信度就更值得怀疑了。即便如此，米歇尔船长对其它人物的评论却能让读者多方面地、立体地了解小说中的人物，从丰富的侧面去考究认识一个小说角色。这正应证了雅克布·卢特对于《诺斯托罗莫》的评论：“不仔细分析书中的小人物，就无法完全理解书中的主角”[12]175。

评论界对马丁·德考得的聚焦胜过书中的任何一位角色。这是因为德考得不仅是书中一位至关重要的角色，并且充当了小说的叙述工具，修订并丰富了第三称权威叙述。罗伯特·佩恩·沃伦在一本介绍《诺斯托罗莫》的著作中提到，德考得的信“位于整本书的中心”[13]。作为萨拉科政治叛乱和革命的见证者和亲身参与者，德考得写给他妹妹的信对这场叛乱描写得非常细致，信息含金量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读德考得的重要性。首先，德考得对于共和国历史事件的重新叙述为读者提供了新的有价值的信息，也为读者展开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视角。比如，他和米歇尔船长一样，都讲述了利比厄拉总统的逃亡，但相比米歇尔船长诙谐喜剧的口吻，德考得的叙述更加严肃庄重。德考得和米歇尔的叙述加入了个人的思考， 对于第三人称的全知叙述都构成了一种“叙述变体”，让叙述内容更加丰富，叙述形式更加灵活。 其二，德考得书信的接收者——德考得的妹妹，充当了“受述者”的角色，也充当了读者的角色。德考得在书信中对妹妹的亲切叙述，也是对读者的亲切叙述，这让读者更加身临其境地了解萨拉科共和国；而缺乏妹妹互动的叙述活动，又进一步突显出德考得的孤独处境，因为受述者“越隐蔽，在叙事中提得越少，每个真正的读者就或许越容易，或不如说难以抑制地把自己视为这个潜在的主体，或用自己去替代这个主体”[4]185。换句话说，德考得妹妹的沉默更有可能让她与真正的读者融为一体。著名评论家雅克布·卢特认为德考得的书信构成了“康拉德《诺斯托罗莫》叙述方法成功的一大要素”[12]216。

三、第三人称全知叙述和人物叙述的美学效果

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者在结构、主题和修辞方面都对小说的艺术成就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结构上来说，第三人称全知叙述是一个整合和串连复杂的叙述手法和多重叙述线索的一个重要工具。如果没有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者的权威话语，小说中不断出现的时间上的断裂和空间上的跳跃便会更加地晦涩难懂，也更难让普通读者理解文本。第三人称全知叙述在《诺斯托罗莫》中的功能就像“马洛”在其它康拉德小说中的功能一样，给这个支离破碎的故事一个统一的构架和支撑。从主题上来说，科斯塔瓜纳共和国的悠久历史和复杂的政治斗争需要一位上帝一般无所不知的叙述者。书中的历史橫跨几百年。如果使用书中的一个人物作为叙述者，那么这个叙述者将不可能具备亲历几百年历史政变的能力。全知叙述者因此才会成为这个颇具野心的史诗叙述的唯一选择。在修辞方面，全知的视角是作者控制小说叙述的一个调节距离的工具，如“马洛”一样。如我们在上文中分析的一样，全知叙述者可以称读者为“你”来拉近叙述距离，也可以自称为“我们”来增强信息的可信度，亦可将自己隐身为一位故事的参与者，来表白自己内心。这些忽近忽远的叙述距离产生了一种叙述的反讽效果。

此外，我们同样可以从米歇尔船长和马丁·德考得的叙述中总结出多个小说人物充当叙述声音文学价值。首先，在技巧层面上，叙述者的多样化可以挑战并威胁第三称全知叙述者的权威，同时又在叙述时间层面上构成了“叙述重复”。如里比厄拉总统的逃亡，文中就是有至少三位叙述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描写：

表1

这种叙述所带来的模糊和不确定的话语特征构成了一个既稳定又松散的结构，仿佛康拉德在一方面通过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者维护自己作为作者的权威，而另一方面又在通过其它的人物叙述者收回质疑自己的权威。这样，读者便被康拉德赋予了一种权力——通过自己的想象力和判断力来甄别各种叙述声音的权力，成为了小说的建构者和解读者，小说也因为读者的参与和互动而变得生动。另外，多重叙述声音和叙述视角显示了康拉德本人对于真实生活语境的透彻了解以及对现实主义艺术手法的娴熟运用。现实主义作家力求通过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真实客观地再现现实生活，使文学作品在艺术手法上符合真实生活的逻辑，面貌和形态。《诺斯托罗莫》的复杂叙述声音正是现实生活的浓缩写照：生活中，每个进入到人们视野中的人物或事件总是通过不同的途径和角度被我们所了解，而这些或许被扭曲，或许微不足道，或许杂乱无章，或许毫无条理的印象片断或声音，让人们对事物的认知趋于公正、全面和客观。康拉德按照生活的本来面貌来呈现一部文学作品，不愧为20世纪现实主义作家代表之一。

叙事声音是作者谋篇布局的重要方式，也是处理小说的艺术和技巧。康拉德对它的娴熟驾驭,不仅展现了他的文学才华，更是游刃有余地塑造了丰富的故事人物和故事情节。《诺斯托罗莫》所具有的完整统一的结构，极富感染力的修辞，意识形态的张力，情节呈现的多元化和立体化，阅读的挑战性与趣味性等等，都与他灵活多变的叙事时间和复杂立体的叙述声音息息相关。

[1] Watt，Ian.Conrad:Nostromo[M].Cambridge:Cambridge UP，19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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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Lothe，Jakob.Conrad’s Narrative Method[M].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

[13] Warren，Robert Penn，“On Nostromo”，intro，to the Modern Library edn，of Nostromo. New York，1951：222.

(责任编辑：余志平)

OntheNarrativeVoiceinNostromo

Zhou Yanyu1, Deng Yingling2

(1.SchoolofWTO,Wuhan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2,China; 2.SchoolofForeignLanguages,HunanNormalUniversity,Changsha,Hunan410081,China)

Conrad employed complex narrative voices in his classic novelNostromo, which produces plentiful aesthetic effects and profound literal value. The dominant use of third person omniscient narrator constructs and supports the epic and political theme of the novel and flexibly adjusts the distance between the narrator and the readers, which in turn engenders ironic effect. Moreover, the application of multiple character narrators presents the story and the characters from diverse perspectives, thus enables Conrad to display his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realism.

Nostromo; narrative voice; the third person omniscient narrator; character narration

I561.074

A

2095-4824(2013)05-0026-05

2013-05-25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项目(09YJA752007)；湖南省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9YBB275)

周彦渝(1985— )，女，湖南浏阳人，武汉大学WTO学院教师，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邓颖玲(1965— )，女，湖南醴陵人，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