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国时期太极拳著作中“序”的研究

2013-12-06张立新

体育学刊 2013年2期

张立新

（广东女子职业技术学院体育教学部，广东广州 511450）

序也作“叙”或称“引”，是说明书籍出版意旨、编次体例和作者情况的短文，也可包括对作者作品的评论和对有关问题的研究阐发。序被喻为“游园的向导”，能够帮助读者更好理解图书内容的作用。民国时期(1912-1949年)的太极拳著作颇丰，虽然太极拳专著的绝对数量只有56种，但是相对于其它武术种类出版的拳种书籍，数量相当可观。而且，比较重要的几种著作常常再版，甚至数次再版[1]。与著作相伴而生的是大量的序。据考证，作序的作者或为当时政要，如蒋介石、蔡元培、褚民谊等；或为地方名流，如杜严、李兴中；或为学术精英，如陈微明、徐震、唐豪等。在析辩夸大、荒诞、附会之后，通过对这些序的研究能够清晰展现当时社会对于太极拳的态度与认识。本文通过对众多民国时期太极拳著述中序的研究，归纳总结出其中具有普遍性的观点，并引用当时影响较为广泛的著述内容进行说明，以期为太极拳研究提供参考借鉴。

1 太极拳被赋予强国强种的政治任务

1840年后中国开始急速没落，志士仁人急切寻求救国之路，“体育救国”成为一种确实存在的观点。“及甲午战争败后，政府始恍然知积弱之不足以图存，于是改练新军，学校亦增设体操一科”[2]107。起初，洋务派和维新派主张大力培训新式军队和推广西洋体操。在洋务派和维新派的推动下，1903年底清朝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明确规定各学堂一律练习兵式体操。1906年，清廷学部又通令全国各省，于省城师范学堂附设5个月毕业之体操专修科。诸多忧国人士也认识到颓废的精神、疲弱的身体难以抵御列强的入侵，因此提倡体育之声渐高。

原本备受冷落却与“尚武精神”紧密相连的武术也备受关注。1921年张一麟[3]8为许禹生《太极拳势图解》所作的序中说：“自秦政一统，世主忘人民之尚武，去古者兵农合一之时益远。国人多媮惰萎靡，霸天下着乃大欢。适以与东西列强接触，遂不寒而栗，不吹而僵，谁之咎也。民国成立，识时务之士渐知拳术之为国魂。”国术“功能之伟大，不仅可以健身强种和延年益寿，而且可以自卫卫国，自御御侮，一旦沙场迎战，白兵相接，即可以发挥其伟大的效益……中国的拳勇技击，与西洋的飞机大炮有相等的作用。”[2]239武术成为强健国民体魄、振奋民族精神进而挽救国家于危亡的良药。

太极拳被视作“国术”代表，也被赋予了如此重要的政治功用。1929年，西北军著名将领，中央国术馆馆长张之江在为吴图南《科学化的国术》作序时赞许太极拳“自卫奋斗，强种卫国。”1930年李兴中[4]12在为王新午《太极拳阐宗》所作的序中提及，“值此国难严重、人心浇薄之时，正宜扶持正气，挽救颓风，砥砺献身殉国之精神，养成成仁取义之信念，则其收效之宏，当不只健种强身已也。”1935年吴公藻[5]在其《太极拳讲义》的自序中说：“当道诸公，提倡国术，不遗余力，用以振奋民族尚武精神，引起国人之注意，而一般行政机关，学校法团，尤重于太极拳，风行所至，几遍全国。”1942年，樊象离[4]13在为王新午《太极拳阐宗》所作的序中说：“忧国之士，伤民族之陵夷，倡为国术就往之论，而尤效力于太极拳法。”1946年，陈文慧[6]在为宋史元著《太极蕴真》作序时说“至盼各界读者潜心研究，广为提倡，练习使全民族人人尚武，庶东亚病夫之识得以雪除，而健身建国之功可立而待。”可见，自民国伊始至新中国成立，鉴于国势飘零，太极拳长期被赋予了挽救国家危亡的重任，成为爱国志士、拳术大家的一种理想信念与精神寄托。1934年杨澄甫[7]在《太极拳体用全书》的自序中表述最为明确，“吾之习此而教人者，非以敌人，乃以卫身；非以用世，乃以救国。”

2 太极拳技击的式微与强身健体功能的认可

清末至民国，国家衰败，战争不断，武术的技击功能在火器面前逐渐式微。1921年李时灿在为陈鑫[8]《陈氏太极拳图说》所作的序中说：“自火器日出，杀人之具益工，匹夫手持寸铁，狙击人于千里之外，当着辄靡，拳法与遇，顿失功能。”在武技逐渐退出战争，攻防格斗功能逐渐式微之时，其强身健体功能却得到了普遍的认同。

纵观太极拳著作中的“序”，自1921年许禹生《太极拳势图解》至1948年出版的黄寿宸《太极拳的理论与实际》均将太极拳的健身功用视作太极拳功效的首选。1921年许禹生[3]12在《太极拳势图解·许宠厚自序》中提到“始知亦非良法，最后得内家拳术，即世所谓太极功者，俯仰屈伸，以意导气，简而易习，柔而省力，习未期年，而宿疾尽俞，效至巨矣。”蒋介石在1934年为杨澄甫《太极拳体用全书》题词为：“锻炼身心”；蔡元培为其题词：“可以御侮，可以卫生，愿以此有百利而无一害之国粹，为四百兆同胞之典型。”1943年刘晖瑜[9]2为吴志青《太极正宗》所作的序中说：“余乃知夫太极拳技对健身强种之贡献，非任何运动所能及。”如果清末太极拳提出的“祥推用意终何在，延年益寿不老春”是太极拳向健身转型的一个信号的话，那么民国时期便是其逐渐转型和确立的过程。太极拳由一攻防格斗、技击杀伐自卫之术，在民国时期已经转身为以追求强健体魄为目的的“体育”项目。

“太极拳能够强身健体”的观点之所以能够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认同，是有其深层次原因的。首先是较之于其他拳种的刚猛威武、窜蹦跳跃、摸打滚爬，太极拳所表现的连绵不绝、顺其自然等特质，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对武术所固有的“低俗”、“末技”的惯性认识，符合社会各界人士的审美观点，使得太极拳能够在较大范围内得到推广；其次是因为太极拳与中国传统体育健身、养生观念的吻合。中国传统养生思想虽然讲求“动以养形”，但却反对大强度的活动，认为过度劳作会损耗人体的气血、筋骨和脏腑，要“体欲常劳”、“常欲小劳”，而太极拳提倡的松静、柔缓恰好迎合此种观点。

3 太极拳理论的借鉴与附会

在重文轻武思想的影响下，武术一直是低档文化存在，太极拳与诸多拳种一样是“有术无学”，理论研究匮乏。自清末以来，太极拳便不断吸收借鉴各种理论为己所用。先有冠以“太极”之名，后逐渐将周易、黄老、儒家、道家之学纳为己用，在渗入与借鉴的过程中，太极拳的理论不断得到了升华。

1921年王华[3]12在为许禹生《太极拳势图解》所作的序中认为此书“以河洛之奥义，阐内功之薪传，旁及生理、心理、动力诸学，莫不融会贯通，以惠学人。”1924年孙禄堂[10]在《太极拳·自序》中称：“先生(张三丰)以河图洛书为之经，以八卦九宫为之纬，又以五行为之体，以七星八卦为之用，创此太极拳术。”1929年杜严[8]2为陈鑫所著《陈氏太极拳图说》作序称其：“所序读其书，以易为经，以礼为纬，出入于黄老而一已贯之，以敬内外交养，深有合于儒家身心性命之学。”此外随着西方科学文化技术的不断引进，大量的序言中均有将其与太极拳相联系的观点出现，如心理、生理、物理、体育等学科。1927年陆鸿吉[11]为徐致一《太极拳浅说》作序时说：“举凡心灵术、生理学、物理学以暨有关身心之各科，无不旁证曲引，以浅显之笔推延而发明之……”

易经、河图、儒家、道家、生理、心理、物理诸多学说出现在序中，表明了作者已经专注于为太极拳寻求更为广泛的理论支撑，如陈鑫《陈氏太极拳图说》以儒家理论为根本，对太极拳进行阐述；徐致一《太极拳浅说》则从太极拳与心理学、生理学、力学之关系进行阐述。但其中不乏牵强附会之嫌，如孙禄堂将传统文化与太极拳做了深层次的连接，将太极、两仪、四象、五行、六合、七星、八卦、九宫嫁接至太极拳之上，颇有附会之嫌。各种理论的不断渗入和被借鉴，虽然存在泥沙俱下的情况，但却开拓了太极拳研究的空间，为今后太极拳的发展尤其是理论研究提供了诸多线索。

4 神创太极拳的流行与争论

进入民国之后，在太极拳著作中，“张三丰创太极拳”逐渐成为太极拳源流的主流认识。1912年，关百益在其油印《太极拳经》中写道：“有淮安王宗道者，尝从三丰学道，永乐中，封圆通真人，后入庐山采药不返。或疑王宗岳、王宗道为一人，而此籍山右，彼籍淮安，又显系二人也。又王渔洋有谓‘拳勇之技，少林为外家，武当张三丰为内家。三丰之后，有关中人王宗得其传’。王宗即王宗岳的讹传，抑岳字为衍文耶？”关百益首提王宗为王宗岳之假设，开张三丰与太极拳结缘的先河。1919年孙禄堂[10]在其所著《太极拳学》的自序中首次明确提及张三丰“遵前二经之义，用周子太极图之形，取河洛之理，先后易之数，顺其理之自然，和太极拳术，阐明养身之妙。”1921年，杨敞在为许禹生《太极拳势图解》所作的序中言“太极十三式，传自张三丰。”1925年，陈微明[12]在其《太极拳术》自序中称“太极拳拳术，宋张三丰祖师所传也。”值得一提的是，陈微明引用杨澄甫言“吾祖受之河南陈氏，今将归之陈。君如好之，吾不秘惜。”坦言杨露禅之师承，杨澄甫并未名言张三丰所创。1931年杨澄甫[13]在其《太极拳使用法·太极拳原序》中说“太极拳传自张真人。”1948年黄尊生[14]在为董英杰《太极拳释义》作序时仍称：“今海内流行之太极拳，则云传自张三峯也。”此外还有许宣平、李道子、陈卜等创拳说，但都影响不大。

民国以前的所有著作中并未提及太极拳确切源头，仅李亦畬在清光绪六年(1867年)提及“太极拳不知始自何人。”但正是因为“不知始自何人”使得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的太极拳陷入了“来历不明”、“血统不正”的尴尬境界，而这却恰恰是中国传统观念中所不能容忍的。因此为其寻找一个有来头、响当当的创始人便成了一种必然。张三丰作为虚无缥缈的“神仙”且能够“夜梦玄帝授之拳法，厥明以单丁杀贼百余”便成为太极拳创始人的首选。张三丰与太极拳之关系也由关百益时的“不确定”直至转变为“确信不疑”。

但在张三丰创拳说盛行之时，以唐豪、徐震为代表的学者，注重科学、史料考证太极拳，并对当时的流弊进行无情的批判。唐豪[15]在1930年出版的《太极拳与内家拳》自序中说：“过去以及现在的武术界，重重故障，包围得铁桶一般，名山不朽的事业，充满了神怪的宣传；而追求黄金的书贾们，又复乘时投机，助长妖妄，麻醉人心，流毒社会，其害甚于洪水猛兽！吾作此书，不重在评论太极拳效用方面的价值，而重在打倒欺世惑众的邪说。”唐豪、徐震均对当时张三丰创拳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和批判，并在其书中做了详细的考证。

5 太极拳成为中西文化对抗的“武器”

不同民族、社区和集团的文化，有不同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取向。当它们在传播、接触的时候，便产生了竞争、对抗甚至企图消灭对方的状况，此种冲突叫做文化冲突。文化冲突的结果，或相互吸收或融化或替代对方，随之会产生新的文化模式或类型。中西文化的大规模交流与冲突始于鸦片战争，这些在文学、医学、建筑、美术等领域均有体现，体育同样如是。

20世纪初，武术逐渐引起国人的注意。张一麟[3]10在许禹生《太极拳势图解》所作的序中称“日俄之战，旅顺、辽阳诸役，肉搏相争，论者以日胜俄，归功于柔道(见日人所著《肉弹》)。柔道者，即吾技击相传之一。”随着“对中国传统体育和西方体育的不同认识发展到30年代，终于因为‘九一八事变’、1932年奥运会和第一次全国体育会议的召开，引发了一场土洋之争的大讨论。”[16]而太极拳也成为中西体育文化对抗的尖兵。

1931年，张群[17]为褚民谊著《太极操》作序称“盖彼之所谓体操者，徒尚拙力，忽视性灵，沾沾於形骸之末，而夸示其血气之勇者，务强壮其肌肉，而不能持其志，锻炼其筋骨，而不能无暴其气，故其动作也僵而骤。惟僵故而不能圆，惟骤故不能慢。能刚而不能柔，能动而不能静，故不能适合於身心并重之修养。”1934年方国定[9]4在为吴志青所著《太极拳正宗》中作序称太极拳被誉为最优良的运动术，“一因他项运动多偏重一部分身体的锻炼，注意生理的卫生，应称为健身运动；而太极拳不但锻炼全身内外，并且兼顾精神的修养，心理的卫生，应称为‘健全运动’。二因他项运动仅适于身心尚属壮健之人；而太极拳则并宜于身心已呈衰弱之人，能收返衰为壮转弱为强之效。三因他项运动需有相当的设备。或器械只供有钱的人享受；而太极拳只要有手有脚便可，伸屈开合听自由，实为最易普及最合国情的运动。四因他项运动不但运动时多费光阴，并且运动后恢复需时，甚至妨害工作；而太极拳活动全身，仅需数十分钟，运动后立即可以工作，实为最经济、最合现代需要的运动。”此褒扬太极拳，贬低“它项运动”之观点，在当时颇为盛行，吴图南《太极刀》、陈微明《太极剑》中均有体现。

徐致一在褚民谊[17]所著《太极操》的序中，一语点到个中原因：“博士（褚民谊）年来目击我国体育界风尚，竟趋欧化，深惧文化侵略之为害，提倡国术不遗余力。”太极拳作为当时民族传统体育的代表，已然卷入了“土洋体育之争”，太极拳成为对抗西方体育、西方文化的武器。在这场冲突之中，太极拳并未湮灭，也没有完全排斥西方体育，而是在这个过程不断吸收与借鉴。使得太极拳的技术和理论向着科学、简化、规范的方向发展，有力地推动太极拳的现代化进程。

纵观民国时期太极拳著作中的“序”，太极拳成为文人、政客以及社会名流的宠儿。太极拳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引用借鉴传统文化和先进科学文化为己所用，丰富发展自身的理论；它依时而变实现了由技击向体育健身的转变，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它还充当文化冲突对抗的尖兵，承担被赋予的“强种救国”政治任务，成为当时民族传统体育的代表。读史可以明鉴，太极拳的发展必须紧扣时代脉搏，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积极完善自身的不足，才能为当代体育注入更多的活力和文化元素。

[1] 谢建平. 民国时期太极拳专著出版述论[J]. 体育文化导刊，2011(9)：139.

[2] 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 中国近代体育文选[M].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2.

[3] 许禹生. 太极拳势图解·序[M]. 北平：体育研究社，1921.

[4] 王新午. 太极拳阐宗·序[M]. 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5] 吴公藻. 太极拳讲义·序[M]. 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1：9.

[6] 宋史元. 太极蕴真·序[M]. 青岛：敬修书局，1947：13.

[7] 杨澄甫. 太极拳体用全书·序[M]. 上海：中华书局，1934：5.

[8] 陈鑫. 陈氏太极拳图说·序[M]. 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

[9] 吴志青. 太极正宗·序[M]. 昆明：云南印刷局，1933.

[10] 孙禄堂. 孙禄堂武学录·序[M].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0：177.

[11] 徐致一. 太极拳浅说·序[M]. 上海：太极拳研究社，1927：7.

[12] 陈微明. 陈微明太极拳遗著汇编·序[M]. 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