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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武举武学与体育教育发展之关系探析*

2013-12-05王凤杰

体育教育学刊 2013年3期
关键词:武官武学军事

王凤杰

(郑州大学 西亚斯国际学院 体育学院,河南 新郑 451150)

我国古代体育教育的发展与当时社会的自然生态环境、社会思潮和国防军事密切相关。原始的体育教育起源于上古先民的谋生,发展于因战争军事需要而出现的类似“校”、“序”的教育机构。随着“文武兼备”思想的提出和“重文轻武”思潮的冲击,古代体育教育又经历了从兴盛到衰落的演变过程,后因统治者出于选拔和培养军事人才的需要,自隋唐时期起武举制度的设置又使其获得了发展。本文对自隋唐至清末时期的武举武学进行剖析,探求武举武学的设立与体育教育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旨在获得启发,为当代学校体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帮助。

1 隋唐之前我国古代体育教育的发展历程

新石器时期史前聚落公共场所的出现是体育教育的起源。作为人类初期聚居较为固定的洞穴、“公共场所”、“大房子”,是当时进行集体身体活动教育的一种场所和机构。据考证,这些所谓的“公共场所”和“大房子”,大都设在氏族聚落的中央,其主要作用是对本聚落的成员,尤其是年幼的成员,进行以身体教育为目的的传习活动和集体的体育活动[1,2]。

在这里,成年人集体进行以采集、打猎、捕鱼、农耕、畜牧为主的身体技能练习,并且教授其子女。长此以往,这种教育方式就成为传统传承下来,形成以谋生为目的,以身体教育为主要形式的人类公共教育,即原始的体育教育。

夏商周时期出现了初具规模的类似于后世教育机构的“校”、“序”、“痒”,主要是作为从事教育和集体习武的重要场所[3]。据考证,在西周时期的学校,具体教育科目有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射、御、礼、乐就带有明显的体育特征,说明那时的学校就出现了“体育”的内容,即奴隶社会的学校体育教育[4]。春秋战国时期“文武兼备”思想的提出,促使了体育教育真正意义上的形成;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的教育思想,把礼、乐、射、御、书、数(即六艺)作为教学内容,其中礼、乐、射、御有较丰富的体育内容。汉武帝时期,由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实施,致使先秦时期形成的的“六艺”教学和“文武兼备”的教育思想开始受到冲击。由于《乐经》的失传和儒家后来“崇文轻武”的指导思想使人们对体育教育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崇尚外表举止斯文的文弱容态美,排斥身体和谐、内外统一的健壮美,致使先前形成的“文武兼备”的教育思想受到冲击;并且在东汉时期愈演愈烈,形成了“为文者非武”的社会风气,学校教育中体育遭到排斥。因此,儒家这种“崇文轻武”的思想是这一时期阻碍体育教育发展的主要原因。

2 武举武学与体育教育发展之关系分析

2.1 隋唐武举的创立

经历了南北朝时期多年民族战争之后的隋唐统治者,认识到了军事实力和国力盛衰之间的关系,十分重视武备,重视武技人才的选拔。出于培养和选拔武艺人才的需要,朝廷设置了与文举分开的武举制度,使社会习武之风盛行,“尚武”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加之唐代经济繁荣,思想解放,文化发达,不仅包括妇女在内的众多民众较为广泛的参加体育活动,而且也为学校体育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东汉时期形成的“为文者非武”的风气开始减弱,而古代学校体育教育在这一时期也开始走向复兴。

首先,武举制是一种制度化的选拔武艺人才的机制,在隋代初具雏形,于唐代创立。武举和文举一样,受到当时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唐代的武举重视武艺骁勇和臂力出众之才,具有较为规范和统一的应试标准和要求,考试的对象、内容和方法等都有详细的规定。准备应试的人,则从小就要锻炼身体,学习武艺,形成了又一种教育形式,即武艺教育,使儿童青少年又多了一条受教育的途径。其次,武举的创立,不仅完善和规范了武官选拔的方法,更重要的是在它的推动下,社会习武之风盛行,不仅使一些民间习武者能够有机会以武艺和谋略之长参与晋升谋官的竞争,而且还出现了文人学士喜尚武艺的局面,致使许多文人也走进了武科举应试的行列,并受得了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和鼓励。

因此,隋唐时期武举制度的设立无疑对激发人们习武热情和武术教育具有很大的政策导向作用,不仅为统治者造就了大批的军武人才,促进了武艺的交流和提高,而且对我国古代体育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2 宋金武举的发展和武学的初设

宋代的体育教育主要体现在武学教育方面。宋代统治者出于战争与军事的需要,为抵御外敌入侵,培养武备力量,决定建立武学,设置武举。武举作为一项长期实施的国家军事制度,为宋王朝选拔和培养了大批的军事人才。武学是针对武举而设置的一种军事教育机构,是培养军事人才的重要场所,是将武备人才的培养纳入教育系统而开设的军事学校。宋代的武学教育与武举考试相辅相成,武举的设置催发了武学的诞生,而武学为武举输送了众多优质的生源。由于武举是一种相对公开公平的考试,为普通群众中的爱好习武之人和军队中的低职位士兵提供了施展武术才华和晋级授官的机会,这也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间武术的交流和武术教育的发展。

宋代的武举和武学,在制度上是比较先进的,从整体上表现出文武并重的取士倾向,为武举考试践行公平竞争和择优录取的原则来选拔武备人才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而与武举相适应的武学的教学内容,除弓马武艺外,军事理论知识的传授尤为重视,故当时的武学博士和学谕多由一文一武之才担任[5]。武举学生的生源有三种,即平民、官僚门荫子弟和具有低级武官资格但未正式做官人员。对具有入学资格者还要经过考试,合格者才能进入武学,具体规定为“使臣未参班与门荫、草泽人召京官保任,人才弓马应格,听入学”(《宋史·选举志三》)[6]。所有武学生学业合格后可直接就试武举,最后赐予职官品位,但官位等级较文举相对较低,一般无实权[7]。统治者在为培养和选拔武备军事人才,设立武举武学的同时,还采取了“以文制武”的国策,来抑制武将的权力,以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地位。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当时社会“重文轻武”的思想以及武举地位始终不如文举的事实。

金代武举是在承袭唐宋武举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并完善的,但没有象宋朝那样设立武学。原因是金代的统治民族(女真人),本身就具有善骑射、尚武的传统,民间习武、技艺等体育活动相对普及。它的武学教育常由民间家学和私学承担,即在家庭由父兄长辈传授子孙武学,在社会由私人设学、收徒来传授武学[8]。金代武举上承唐朝和北宋,下启清朝,持续进行,为广大练武的普通民众敞开了晋升之门,提高了习武者的社会地位,使由家学、私学承担的武学教育有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间武术教育的发展。同时,由于中武举者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上享有真正的实惠,能加官进爵,也使一部分读书人走出书斋,习武骑马,挽弓射箭,为朝廷选拔了一批“文武兼备”的军事人才[9]。

宋代武举的设置,不但促成了武学的产生,有了集武术教育和军事理论教育为一体的专门的武术学校,还为民间武术活动的推广与武术教育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金代使之更加完善,民间的武术教育获得更大发展,“文武兼备”之才大批涌现,民间体育活动蓬勃发展。

2.3 明代武举武学的发展滞缓

元代不设武举,专事承袭。明初,明太祖追求文武全才,拒绝武举,实行武官世袭制。但由于世袭武官素质的下降和军队战斗力的衰退,而致明军多次兵败异族,统治者不得不求助于武举来选拔武官,并使之日趋完善。明代武举的社会地位较低,一般士人都以文举为正途,以考中进士为荣耀;但武举的设立毕竟也有积极的方面,它不但为明王朝选拔了一批有勇有谋的军事将领,完善了当时的科举制度,还对在武学攻读的武官子弟的武术教育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因为世袭的武官子弟要想加官进职,必须和庶民子弟一样参加严格的策论弓马考试,否则就会被考中武举的庶民子弟取代,促使那些武官子弟在平时必须习武阅文,加强武术教育和军事理论的学习。这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武术教育的发展。

由于明代武学的教学内容主要为文化教育、道德教化、军事理论和武艺,对武官子弟应试文举还是武举并不强求,加之社会重文轻武思想的影响,导致武官子弟多修文经书,应试文举,引起了一些志士对武官教养体制的思考,提出“今国制三年一开科,以弓马、策论别殿最,定去留,选士亦既精亦,而养士之法则未备。”终于在隆庆五年建立新武学,强调军事理论和军事技能的训练,以韬略、武艺胆力为主要教学内容,旨在应试武举,培养武官人才。

明代的武举武学在制度上虽比唐宋有所健全和完善,但由于考试科目要求的苛刻及其应试对象的局限性,使民间普通民众习武的积极性和参与武术活动的动力有所减弱,再有“重文轻武”思想的影响,使这一时期以武术教育为主要内容的体育教育的发展有所放缓。

2.4 清代武举武学的兴废

清统治者非常重视武举,在入主中原的当年就下诏实行,并迅速完善了武举的各项制度。清代武举之所以顺利且快、稳的实行起来,原因有以下几方面[4]:其一,武举自唐至清有九百多年的自身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可供统治者以借鉴;其二,满族本身就是马背上的民族,对骑马射箭情有独钟,并且朝廷还规定满族人不论以何种形式入仕,必须弓马射箭合格,所以他们对武举有一种自然特有的亲切感;其三,清入关后收编了明军,通过武举选拔收编军队的军官,这样既保证了军官的素质,又加强了对收编军队的控制;其四,清初的社会矛盾主要是民族矛盾,为扩大统治基础,稳定社会,武举是当时笼络武人的上佳手段。由于清王朝是外族在中原统治,和中原各民族、收编军队之间没有深远的渊源关系,因此武举考试较以前相对公平和公正,而中举武进士的授官也比文进士级别高(文状元授六品,武状元授三品),武官虽是行武出身,但是“正途”。所以,武举在清代达到了鼎盛时期,不仅人才辈出,并且还出现了以武举出身的武官家族。与武举相应的武学,却没象明代那样设立专门的军事学校,而是在官办的学校中设立武学教习和儒学教习来教授学生。清代在明代的基础上建立了系统化的学校教育体系,中央设有国学—国子监,地方府州县设有儒学,习武者附读于各级儒学,学习骑射、《武经七书》、《四书》和《孝经》等,每三年对武学生进行例行考试,成绩优异者方可参加武举中的乡试,乃至会试、殿试[10]。

清代武举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人们习武,促进了传统武术的兴盛和武术教育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其考试的内容和标准却要落后于时代,以致选拔出来的人才不能适应当时世界军事的变化,靠比试武艺、策问兵书的武举已不能满足当时战争的需要,于1901年清朝廷废除了武举。至此,武举武学就伴随着以冷兵器为代表的军事武艺的结束而走到历史的尽头,但受武举、军事武艺影响的传统武术及武术教育的发展却没有停止,随着包括学校体育在内的西方教育迎来了更大发展的机缘。

清代的武举在制度上更加完善,达到了历史的鼎盛时期,再有优厚的授官待遇政策的保证,使这一时期的武术教育得到极大发展和丰富。接受武术教育的学生考中武进士后,可以堂堂正正、器宇轩昂的接受加官进爵,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获得前所未有的实惠。因此,清时期的武举武学使我国古代的体育教育得到了极大发展。

3 由古代武举武学发展规律引发的对当代学校体育的思考

纵观古今,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虽呈日新月异之势,但每一次的进步都必然要参照前人的足迹。任何一种以古代文化为对象的学术研究,其关注的目光不应是就古论古和对历史的简单回顾,而是应该将古代历史发展的路径延续至今,从中总结出其发展演变的规律,归纳出于今有益之物情事理,赋予此研究以时代关怀与现实意义。我国古代武举武学的发展亦是如此,其发展的规律及社会背景对当今学校体育教育有着许多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借鉴的地方。

首先,武举武学的发展主要是由于当时统治者为培养、选拔军事人才,巩固其阶级统治的需要,与当时的科举制度和选官政策关系甚大。统治者为了强化军事,选拔军事人才,设立与文举一样的武举和武学,激励人们进行以习武为主要教育方式的武术教育,习武者习武的主要目的和动力是为晋升和仕途,而强身健体、愉悦身心的作用甚少。尤其是金代和清代,通过武举中第者可以加官晋升,享受荣华富贵,真正得到了政治实惠,使民间习武之风盛行,着力促进了武术教育的发展。而当代的学校体育教育,体育的主要作用是锻炼身体、愉悦身心,与影响个人前途的高考和个人仕途的发展直接关系甚微。

其次,在当今社会,无论是官方的教育机构还是社会教育组织,评价一个学校优劣和某位教师优庸的标准,大多与体质的健康无关,而除体育考生以外的大部分普通学生的体育成绩没有被列入升学的考核,体育达标也往往流于形式。这就使当代的学校体育教育与隋唐以前一样,学生的体育成绩没有或很少被列入参与评优评先激励机制的行列,通过体育锻炼强身健体的普通学生和从事学校体育的工作者,很少能像清代的武进士那样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得到实惠。致使中小学生乃至大学生的体质逐年下降,教育部颁布的学校体育政策和规定形同虚设,各级学校领导“鼓吹”的所谓素质教育也只是流于形式,各级地方政府对包括场地在内的学校体育设施的投入也少之甚少。

因此,从古代武举武学的设置和发展不难得到这样的启示,要使现在的学校体育得到真正的发展,素质教育得到真正的落实,现行的教育体制和考试体制则需要改革,体育成绩列入升学考评势在必行,尤其是高考。

回顾过去,着眼现在和未来。以我国古代武举武学的发展,比较分析当代的学校体育教育,不难看出他们有着类似的影响因素和政策导引。为了民族的未来,国家的发展,现行的学校体育改革势在必行。至于怎么改,否能从我国古代武举武学的发展方面得到一些启示和借鉴,值得我们去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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