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 非

4月16日，在与癌症病魔抗争了三年多后，汾酒集团高级工程师赵迎路永远地合上了双眼。这位被汾酒人尊称为“老赵工”的长者，生命定格于76岁。

上到公司高层，下至普通员工，许许多多的汾酒人自发前来吊唁。大大小小的花圈排满了灵棚内外和小区内500多米长的人行道两侧。

作为一家历史悠久的知名大型国企，汾酒集团的科研工作者人员众多，为什么赵迎路的去世竟令汾酒人如此动容？“一颗清香心，鞠躬尽瘁，以厂为家，无愧企业楷模；满怀汾酒情，传承创新，行业垂范，堪称一代宗师”，这样一副挽联包含了他一生编织汾酒梦、追逐汾酒梦、放飞汾酒梦的感人故事。

设法解开谜一般的酿造密码，让汾酒清香天下

赵迎路与汾酒结缘十分偶然。

1962年，25岁的赵迎路从河北轻工业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山西长治食品厂工作。当时的山西汾酒厂刚好跌入了发展史上的低谷：当年评出的全国八大名白酒中，汾酒排名倒数第二。为了重新擦亮这一千年民族品牌，1964年，国家轻工业部牵头成立“总结提高汾酒生产经验试点工作组”（以下简称“汾酒试点”），从省、部科研机构抽调精兵强将进驻汾酒厂。

就这样，赵迎路走进了杏花村，被工作组分配到微生物组，主攻汾酒酒醅发酵、大曲培养过程中优良菌株的筛选和分离技术。

在日日夜夜的亲密接触中，纵贯千年的汾酒文化令赵迎路惊叹不已，奇异独特的汾酒传统酿造工艺让他为之痴迷，而汾酒酿造在诸多基础性研究领域尚处于空白的严峻现实，又使他感到肩上的担子十分沉重。

赵迎路在多年后的一次发言中说，一代代汾酒人酿酒历来靠口传心授，这种模糊的经验状态让人很难精准地把控工艺操作和产品质量。“汾酒试点”虽然开创了汾酒酿造史上应用科学理论指导传统工艺的先河，但神秘的汾酒酿造之门才刚刚开启，里面还有无穷无尽的谜一般的密码需要破解。

梦想在他的内心悄然升腾：自己既然与中国清香型白酒的鼻祖汾酒有缘牵手，就责无旁贷地必须设法解开一个个汾酒酿造密码，在传承工艺的基础上实现技术创新，让这一中华名酒历久弥新，清香天下！

有梦想才有目标，有希冀才会奋斗。

在此后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里，赵迎路向着梦想不断努力，与杏花村再也没有分开。

为了这个梦想，他主动放弃上调省城、调回家乡的机会。

1965年5月，“汾酒试点”在完成预期任务后结束，相关科研人员纷纷撤回原单位。这时，赵迎路的业务技能已经相当娴熟，山西省食品研究所主动向他抛来了“橄榄枝”。

赵迎路的决定却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留在杏花村。

时光荏苒，数十年后，曾与赵迎路一起从事“汾酒试点”，之后调入山西省食品研究所的王元太等人均成了享誉中国白酒界的权威专家。而赵迎路仍默默耕耘在杏花村，他对自己当初的抉择没有一丝后悔。

1976年，命运又一次将赵迎路推到了十字路口。与他从河北老家来汾酒厂工作的妻子乔敬芬，想趁孩子们小，全家人再搬回老家去。风声甫一传出，河北两家酒厂像抢“香饽饽”一样争着要赵迎路，其中一家酒厂负责人甚至专程上门“攻关”，给他开出了丰厚的薪水期许。

一边是家庭的实际困难，一边是自己毕生追逐的梦想。如何决断？赵迎路愧疚地劝妻子：“咱还是安心留在汾酒厂吧。”

为了这个梦想，他不图名利，不顾病体，穷尽一生搞科研，直到燃尽了自己的生命。

1997年10月，本已到了退休年龄的赵迎路主动找到公司领导，恳请批准他把自己正在主持开展的两项试验完成后再离岗。

“给不给报酬都行，我只想把试验做到底！”一想起老赵工当时讲的这句话，汾酒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杜小威就为之动容。

赵迎路主持完成那两项试验后并没有回家颐养天年。他每天仍“泡”在酿酒班组搞试验，一回到家就伏在书桌前查资料、算数据、写论文，虽然并不多领一分钱工资，却和在职时一样忙碌。

直到2010年春节前夕，被诊断出食道癌，赵迎路才不得不离开酒班。但他硬是强忍病痛，在病榻上将自己毕生对汾酒酿造工艺的研究成果编辑整理成书，出版发行100余万字的《赵迎路文选》，给汾酒集团留下了一笔弥足珍贵的科研财富。

为了这个梦想，他一次次地放弃了赚大钱的机会，让很多一心奔“钱”程的人感到匪夷所思。

鉴于赵迎路的名望，1997年底他甫一退休就被当地多家民营酒厂盯上。“有人开出3000元的月薪，这在当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但被我一口回绝。汾酒的事我一辈子都做不完，哪有空再干别的？”他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

赵迎路身患癌症后，医疗费用开支很大，附近一家民营酒厂老板趁机请他“出山”，并承诺：“您只要肯挂个顾问头衔，每月就领工资一万元，甚至都可以不去上班。”赵迎路毫不犹豫地再次谢绝。

2012年，汾酒集团销售收入历史性地突破百亿元大关，演绎出六年任务三年完、再造两个新汾酒的业界传奇。汾酒集团董事长李秋喜说，正是像赵迎路这样一大批忠诚事业、勇于追梦的汾酒人，合力托起了汾酒王者归来的宏大梦想。

工人身上流多少汗，自己身上也流多少汗

梦想照进现实，关键在于实干，在于敢为梦想拼一把。

赵迎路常说，这一辈子只干了两件事：一是破解汾酒传统酿造工艺的奥秘；二是让这一千年佳酿的酿造技法在传承中创新，变得更加优质高产。

为了这两件事，他呕心沥血地研究了一辈子汾酒。

1965年“汾酒试点”结束后，自愿留在杏花村的赵迎路为了获取最真实的生产数据，决心从酒班岗位干起。他拜酿酒标兵王仓为师，像小学徒一样学装甑、学和糁、学保温……为了准确记录发酵室全天温度变化，他在里面一住就是两三个月。

王仓对虚心甘当小学生的赵迎路刮目相看。他把记录自己十多年酿酒心得的日记本拿出来，叮嘱这位年轻人“把汾酒优质高产经验好好总结一下”。

赵迎路如获至宝，欣喜若狂，但很快又犯了愁——文革“十年浩劫”已开始，乱糟糟的办公室里早没有一丁点儿的科研氛围，而自己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家，光是几张床就挤得满满当当，哪还有地方摆一张写字台。

赵迎路焦急地四处物色，终于在东厂区酒精塔内找到了一处清静的场所。

这是一间废弃已久的小阁楼，蜘蛛网密布，灰尘遍地，而且不通电。清扫卫生，引线安灯，再找几块砖头、木板支一张“桌子”、垒一个“凳子”，他建起了一个简陋的“研究室”。

“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赵迎路开始了夜以继日的梳理、计算、研究、总结，像苦行僧一样执着地求解着那一串串神奇的酿造密码。历经一年多钻研，他终于从王仓师傅的技法中提炼出了“三高四准两过硬”的汾酒酿造操作法。

在数千年汾酒发展史上，这是第一次把酒工实际操作经验上升到科学理论高度，很快便轰动酒都内外。不仅汾酒厂要求全体酒班工人学习应用，还在全国白酒协作会议上做了重点推介。

赵迎路平生最欣赏王仓师傅的一句话：脚板底下出好酒。他对同事们说，短短七个字，表面上讲的是在酿酒的踩曲环节，酒工须一丝不苟，亲历亲为，实则道出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科学精神、科学方法和科学思维。

赵迎路身体力行地践行着这句话。无论是一开始当技术员，还是后来担任公司副总工程师、质管处处长、全面质量管理办公室主任、研究所总工程师等职务，乃至在退休后，他都绝不仅仅坐在实验室里搞研究，也不屑于从书本上搬抄理论，始终喜欢一头扎到生产一线。

刚退休那几年，赵迎路仍领衔做两项试验。酒班工人几点上下班，他就几点上下班；酒班工人身上流多少汗，他身上也流多少汗。试验组成员王志刚最敬佩的是：“老赵工在车间里无论哪一样活儿都拿得起放得下，而且干起来比酒班老工人一点不差。”

梦想之旅，从来就不是一路坦途。

赵迎路忙起来经常饥一顿饱一顿的，不规律的饮食使他正值壮年就患有萎缩性胃炎。后来，他又患上了脉管炎，一发作起来便双腿冰凉，脚掌一着地就像针刺锥扎般疼痛难忍。

1972年，他在车间做发酵试验期间，白天跟工人在车间摸爬滚打，晚上一个人睡在潮湿的发酵室，以便随时观察记录室内地温、空气湿度和酒醅原料品温。

“当时，人们生活条件差，只有过年才吃顿饺子。可大年初一早上，我刚把饺子包好，老赵却放心不下手头的试验，一眨眼工夫又去了酒班。”乔敬芬记得，1972年春节那天，全家人饿着肚子眼巴巴地左等右盼，直到上午10点多，老赵才带着一身酒糟味回了家。

而当家人围坐在一起准备吃团圆饭时，赵迎路的胃病突然发作，霎时脸色苍白、大汗淋漓。于是，一把药片就成了他新年的第一顿饭。

1986年，赵迎路到东分厂汾二车间12班组蹲点，这时他已经患上了严重的脉管炎。时任班组长赵书泉回忆，赵工一搞起试验就进入了物我两忘的境界。胃疼得厉害了，吃几块水果罐头压一压，实在忍不住就吃几片止疼药。脉管炎发病时，他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疼得头上直冒冷汗，却风趣地说：“我这是轻伤不下火线。”

在酿酒过程中，酒醅原料入缸后必须在密封的发酵缸上铺一层保温材料，以求达到良好的发酵效果。当时，汾酒厂酒班采用麦秸作为保温材料，需要通过工人用脚踩压来控制麦秸厚度，以此调节地下发酵缸内的温度。

为了找出最佳的麦秸厚度，赵迎路把医生要求他“双腿防寒防潮防外伤”的警告抛在脑后，不听同事劝阻，执意亲自踩麦秸。

“尽管赵工扎紧了裤腿，细小的麦秸仍不可避免地钻进裤子里，患有脉管炎的双腿被扎得又痛又痒，让谁看着都心疼。”赵书泉说。

在徒弟周丽娜的记忆中，老赵工直到六十七八岁，只要一做发酵试验都坚持亲自踩麦秸。“一个发酵室五六百平方米，把平铺地面的保温麦秸细细踩一遍至少得两个钟头。一趟踩下来，年轻人都累得汗流浃背，更何况一个身患脉管炎的花甲老人？”

他所做出的贡献，印证了科研成果的生命力

汾酒集团党委书记王敬民说，老赵工的汾酒梦是他一生执着追求的不懈动力和精神源泉，他为汾酒技术进步和品质提升做出的巨大贡献，用经济数字是无法评估的。

这样的赞美，赵迎路受之无愧。

他在汾酒酿造史上首次总结出“三高四准两过硬”操作法，不仅轰动中国白酒界，而且在汾酒集团沿用至今。时间验证了赵迎路科研成果的生命力。

总结这一酿造操作法的那一年多里，赵迎路计算研究的数据多达5万余个。几乎每天他都挑灯夜战到第二天凌晨一两点钟，才拖着疲惫的身子走下酒精塔，回到家往往累得顾不上脱衣服就沉沉入睡。

一天深夜，赵迎路摸黑往家赶，竟被新来的保安误认为是窃贼，拦住“拷问”了半天才放行。

上世纪70年代，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两次到汾酒厂推广优选法、统筹法。赵迎路抓住这一难得的学习机会，随同华老对汾酒酿造、酒曲生产、竹叶青酒药材配伍等多项工艺开展了探索性研究。在数学大师的影响下，他在以后的科研中大胆应用了正交设计试验、回归分析方法、数理统计、模糊数学等经济数学方法，总结出汾酒发酵过程中关键工艺数据与汾酒质量的对应关系，建立了“三温定一温”的汾酒发酵数学模型，成为汾酒厂应用数学方法研究汾酒工艺第一人。

类似的“第一”不胜枚举：第一个总结出汾酒优质高产的最佳工艺条件和酒醅发酵过程中的最佳理化指标范围；第一个理清地缸、甑桶与汾酒发酵、蒸馏的内在关系；第一个提出“应用生物工程技术大幅度提高汾酒质量和数量”构想；第一个应用回醅技术、延长发酵期技术大幅度提高汾酒的总酸总酯；第一个将正交设计试验应用于汾酒勾兑技术……

在西分厂副厂长郝持政的心目中，老赵工是他最佩服的人。他在担任西分厂汾六车间主任期间，应用推广赵迎路创新的多项技术成果指导生产实践，车间出酒率、酒品优质率连续11年在全公司名列前茅。

1986年7月30日，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首批成功推行全面质量管理（TQC）企业表彰大会上，汾酒集团获得“国家质量管理奖”殊荣。

“在当时的中国企业界，这是一个分量极重的奖杯。”汾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韩建书介绍，那是一个中国企业质量意识刚刚萌芽的年代，首批从日本引进并推行全面质量管理的国内企业凤毛麟角，全国白酒界和山西省企业中惟汾酒一家。

这个沉甸甸的奖杯，凝聚着赵迎路太多的心血。

1983年，厂领导亲自“点将”，让他挑起了全面质量管理办公室主任的担子。国内没有任何经验可循，他就利用自己在日本考察期间的分分秒秒，拼命地学习钻研，归国时带回满满一箱子资料。在此基础上，他结合企业实际情况编写了20余万字的4本教材。

梦想是一个人保持生机、激发活力的源泉。

那三年，赵迎路办公室的灯每天总是头一个亮、最后一个关。当时，没有电脑，他撰写、修改教材全靠手抄，底稿摞起来竟有将近两尺高。

凭着这股子精神，汾酒厂推行全面质量管理期间，先后有5个QC小组获得国家“优秀QC小组”称号，赵迎路本人也被评选为“全国优秀质量管理工作者”，受到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荣获“国家质量管理奖”不但对于汾酒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这一民族品牌从此告别沿袭数千年的传统作坊管理模式，迈上了现代化科学管理道路；而且，成为指导全国白酒企业的一个范本，五粮液、全兴大曲等知名酒企纷纷踏上了赴杏花村的“取经”路。

孜孜以求五十载，硕果累累满枝头。老赵工成了汾酒科研队伍中一座令人仰视的高峰。

赵迎路留给汾酒集团的不仅仅是自己所创的众多第一，他还通过“传帮带”为公司培养了一批优秀科技人才和岗位能手。

1994年—2004年的10年间，汾酒集团组织开展了两次大规模科研试验，赵迎路分别担任试验组组长和技术总顾问。有一次，青年技术员徐汾军未经请示提前装糁，差点影响到数据采集的真实性，结果被赵迎路黑着脸狠批一通。

“当时觉得老赵工让我当众下不来台，太不近人情。谁知不久后他看到我表现积极，竟亲自写了一篇表扬稿，请公司广播站公开播报。”现任西分厂办公室副主任的徐汾军感慨地说，老赵工身上这种科学严谨、精益求精、对事不对人的科研作风，一直感染并影响着他。

如今，赵迎路带出来的两个试验组中的大多数成员，都像徐汾军一样已成长为各个岗位的技术骨干，这两个试验组也因此被汾酒人称为公司培养科技人才的“黄埔军校”。

直到去世前几小时仍为企业发展写信建言献策

1976年夏天，一场暴雨突袭汾阳，肆虐的洪水从北面的子夏山狂奔而下，杏花村顿时变成泽国。

在汾酒厂成装车间上班的赵迎路的妻子乔敬芬，虽然惦记着家里70多岁的婆婆和年幼的孩子们，但生产流水线不允许任何一个环节“掉链子”，无法离岗回家。她心想：都这个时候了，老赵即便再忙也总该回家看看吧？

好不容易捱到下班，洪水已经退去，乔敬芬一溜烟往家跑。映入眼帘的是这样一幅惨状：洪水冲塌屋子的后墙角，整个家里遍地泥浆，一片狼藉，老人孩子吓得瑟瑟发抖。

更让她没想到的是：老赵竟根本没回家。

一直等到天黑，赵迎路才急匆匆地赶了回来。他嗫嚅着说：“曲房试验正做到紧要关口，我实在走不开啊……”

在赵迎路心里，家事为小，汾酒最重。他只要一钻进科研课题就心无旁骛。在长子赵志岭的记忆中，他们兄妹三人上学期间，父亲很少有时间辅导功课。妹妹赵志红小时候发高烧，父亲却无暇照料，致使她落下了终生病根。

一心扑到工作上的赵迎路，经常不管季节变化胡乱穿衣。有时扣错了扣子，有时穿杂了袜子，有时胡须满腮顾不上刮，有时头发蓬乱没时间理。

而为了让新技术、新成果深入人心，从1992年起，赵迎路每年都向公司领导主动“请缨”，义务对酿酒工人进行科技培训，一坚持就是十几年。连续十余年，他花自己的工资订阅《酿酒》、《酿酒科技》等技术期刊，免费赠予酒班工人。每当有同事、弟子取得科研成果，他都兴奋得好像自己得了大奖，常常主动掏钱，请对方美美撮一顿。

为了汾酒的发展，赵迎路掏心掏肺掏腰包，自己却舍不得多花公司一分钱。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时任汾酒厂全面质量管理办公室主任的赵迎路，因工作关系经常在外出差，尽管差旅费实报实销，但每回他都“自讨苦吃”，拣最便宜的旅馆住。

有一次，他与同事梁映林赴吉林参加全国质量管理评审会，期间，他胃病突然发作，几天水米未进。会议结束后，梁映林担心他的身体坐火车吃不消，建议返程时买两张飞机票，但赵迎路死活不肯。后来，梁映林瞒着他先斩后奏买来了机票，赵迎路不得已登机，却埋怨了一路。

时间一长，有些不理解的人在背后把赵迎路唤成了“疯子”“傻子”。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退休后的赵迎路仍像一个高速旋转的陀螺，不知疲倦地忙碌着。但无情的病魔却悄然袭来。

2010年春节前夕，他被诊断出食道癌，终于被迫放下了手头的试验。

然而，直到此时老人也放不下牵挂一生的汾酒。

每当有公司领导、同事、弟子来医院探视时，他总是缠着人家说：“你快讲讲最近咱汾酒科研上的事，这比送给我啥营养品都强。”

他强忍化疗后剧烈的呕吐反应，多次“上书”公司领导，从企业文化、管理、科研等方方面面为实现汾酒跨越发展建言，呼吁汾酒人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珍视汾酒形象”。

尽管饱受病痛的折磨，但赵迎路还念念不忘自己最后的梦想：将自己毕生对汾酒酿造工艺的研究成果整理成书，全部捐献给汾酒集团。

为了圆梦，他跟时间进行着争分夺秒的赛跑。每次赴京求医时，他都带着满满一皮箱的业务书籍和技术材料。

到癌症晚期时，赵迎路已经吃不下饭，只能半躺着睡觉。可他仍用颤抖的手演算着一个个数据，修改着一个个句子。

2012年12月31日，汇编平生所著180余篇论文、100余万字的《赵迎路文选》，在汾酒集团的支持下正式出版。一生情系汾酒事业、痴迷研究汾酒工艺、用心擦亮汾酒品牌的老赵工，把自己的毕生成果又一次无私地奉献给了汾酒。

2013年4月16日上午，赵迎路强撑着极度虚弱的病体，又开始给公司领导写一封建议信。但这封信永远不可能写完了——下午6时许，汾酒集团的“老赵工”溘然长逝。

“忠诚汾酒情无限，茫宇灵魂再立功”，赵迎路生前所作的这一诗句，恰恰是自己毕生敢于做梦、不懈追梦、奋力圆梦的真情告白。为了实现心中的汾酒梦，他不惜耗尽一生心血，书写了一名企业科研工作者精彩的人生华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