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挺

徐庆平，1946年出生于北平，是中国近代艺术大师徐悲鸿次子。1981年赴欧洲研究美术，1985年获巴黎大学美术史博士学位。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鸿艺术研究院院长，兼任徐悲鸿纪念馆副馆长，中国书画家联谊会主席、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政协委员。

2013年1月20日，“魂系长安——艺坛巨匠徐悲鸿精品展”在西安美术馆开展，徐庆平先生作为学术主持出席开幕式。经过多方联系，在西安隆冬的飘雪之夜，我有幸对徐庆平先生进行了专访。在与先生见面之前，我心中忐忑不安，因为此次采访的对象，是20世纪中国伟大画家的儿子，怎不叫人由敬生畏。然而在与徐庆平先生见面之后，先生谦和、大度的形象，使我的疑虑和忐忑顿消。先生谈笑风生，和蔼可亲，从他的言谈举止中，我感受到他渊博的学识和优良的家学，也从中感受到几分悲鸿先生的遗风……

记者：在令尊徐悲鸿先生的众多作品中，您印象最为深刻的有哪些？

徐庆平：首先是他最大的两幅油画——《愚公移山》和《田横五百士》。其中《愚公移山》在“文革”期间受到很大的破坏，是近些年我亲自请法国卢浮宫的专家一寸一寸修复好的。《九方皋》也是一幅巨制，这幅画代表了我父亲的艺术观和人生观。马题材的画更不用说了，家喻户晓。还有就是《会师东京》，创作这幅画的时候，中国艰苦的抗战已经进入第六个年头了，我父亲预见到抗日战争很快就要取得最终胜利，满怀激情地画了这幅画。此画具有明显的政治意义，我父亲认为是他最为得意的作品之一。

记者：您现在从事绘画和艺术史的研究，是受父亲的影响吗？您对父亲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徐庆平：我父亲曾经说过他一生中有两个老师对他影响最大。一个是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爷爷徐达章。我父亲说他自己生下来“如常儿般”；六七岁开始读书，13岁把“四书”“五经”《左传》全部读完，诗书画印也都学了；尔后就跟着我爷爷开始了四处流浪式的卖艺生活，到处给人家写对联、画祖宗像。后来我父亲考入巴黎国际高等美术学校，拜达仰为师。达仰是19世纪末法国学院派最后一位绘画大师，他是对我父亲一生影响最大的另一位老师。我自己生长的环境和同龄人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我的父亲，尽管他教我学习的时间很短，我是四五岁时开始学写字，由父亲亲手教我。我临的第一帧字帖是北魏张猛龙碑集联，父亲要求我每天写两页，写完后他每天用红墨水给我写的字画圈圈，写得好的画3个圈，差一点的2个圈、1个圈，没有画圈的，第二天还要重写。父亲当时非常忙碌，他既是中央美院的院长、全国美协主席，还是全国政协代表，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国旗、国徽的确定等等很多事情都要他参与。我经常一个礼拜见不上他几次，但是在时间那么紧张的情况下，我每天的写字作业他都给我批改。当很多年过去之后，我自己当上了老师，才明白什么是艺术教育家。在我临摹的张猛龙碑集联上有两行字——“拔山盖世之气，长河大海为此。”这两句话是形容张猛龙碑的书法境界。我们现在很多家长从早到晚陪着孩子一起学习钢琴、画画、解题，什么都要孩子涉猎，都要超过自己的预期，弄得孩子很累，无所适从。于是我就联想到我父亲的教育方式，他就是要求孩子养成拔山盖世之气。他说你的一生要以长河大海为此，从你接触事物开始，从你学写字开始，你就要有一种拔山盖世的气魄。

前一段时间我受邀去中央电视台录制“我有传家宝”的节目，我随手拿了一枚图章去参加录制。这枚图章是齐白石先生给我刻的，印文就是我的名字“徐庆平”。我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母亲怀我的时候在重庆，那时恰逢抗战胜利，之后全家又去了北平，我出生在北平，所以父亲就给我取名“庆平”。我出生后，我父亲就请齐白石先生为我刻了这方印。我长大后，等到我选择自己人生方向的时候，父亲早已去世。我咨询母亲：当时我考上了两所高中，一所是当时最好的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另一所是中央美术学院的附中，我该选择哪个，其实就是选择是否学美术。母亲的回答是让我自己选择，但她又说：“你父亲对我留下过一句话：‘对这个孩子，要是溺爱一点的话，就不要让他学画画。今天我把这句话转告给你，你学什么，自己决定。”最后我还是决定学美术。到“文革”结束后，有人请我画中国画。我画好后就得要图章来盖啊！忽然想起齐白石先生在我出生时给我刻的那方名章。于是我翻箱倒柜找出那方图章，一看大吃一惊，那方印章不是一般的图章，就是一般画4尺3开或4尺对开大小的中国画上钤盖的名章，落款后盖上此章，与画面大小很是协调。那时我才明白，其实父亲是极希望自己的子女中间有一个能学画的。因为他的父亲就是画家。他自己也是，他希望他的子女中有一个能继承家族的事业。但是这些话他从未明说，只是委婉地说道：“要是溺爱一点的话，就不要让他学画画。”

记者：您父亲对长安印象如何？在父亲的收藏品中哪件是他最为心爱的？

徐庆平：我父亲虽未来过西安，但对长安有一种极为深厚的感情，因为我父亲认为中国艺术最繁荣、最鼎盛的时期就是在唐代，而长安是大唐国都。他希望中国艺术复兴，复兴什么呢？就是汉唐的气魄。唐代的绘画艺术在世界艺术史上是极其辉煌的一页。父亲收藏有一幅古画，叫《八十七神仙卷》，很多朋友可能也知道这幅画。父亲坚信这幅画是吴道子所画。据他分析，中国从古到今能画出这样的作品的人只有5位，就是阎立本、李公麟、周昉、周文钜，再就是吴道子。前面4位都有作品传世。《八十七神仙卷》的画风和这4位的传世作品的风格不同，唯一可能画出这幅画又没有传世作品的，就是曾经在长安和洛阳留下300多处壁画的画圣吴道子。父亲视此画为生命，特意刻了一枚“悲鸿生命”的印章盖在上面。他把放置这些收藏品的地方和自己的居所称之为 “八十七神仙之居”。所以，他对长安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记者：徐悲鸿先生在中国近代艺术史上的地位至今无人取代，他个人及其作品对我们有怎样的借鉴意义？

徐庆平：我先谈谈近几年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中国这几年的变化和发展真的很快，文化艺术也随之兴盛。2011年我两次到美国，我父亲的画作展览在美国丹福尔美术馆举办，那次展览开展的当天就创造了该馆有史以来日参观最多人次纪录，所有的纪念品被抢购一空。2012年初，我又一次到美国，在宾馆里看到一份报纸，一个整版都在讲2011年全球拍卖最贵的10幅画作，其中有3幅是中国画。这3幅中就有父亲为郭沫若先生画的《九州无事乐耕耘》，这幅画拍了2.668亿元人民币，在10幅画作中排名第五。

中国的艺术现在在国外受到极大的重视，这也与我父亲他们那一代人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为中国画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想走这条路，必须要有国际视野，学贯中西。只有熟悉中国和世界艺术发展的历程，才能在中国艺术好像到了穷途末路的情况下让其复兴。我父亲的画中也反映出他的一个原则，如果你读过“四书”中的《中庸》，就知道里面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 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这句话。什么叫作“极高明而道中庸”？具体到中国绘画艺术家在创作时是写实还是写意，是抽象还是具象，以及处理黑与白的矛盾、虚和实的矛盾，甚至在画一条线的时候，是缓和还是迅疾，是柔还是刚，只有把这些矛盾协调和把握得恰到好处，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父亲在“五四”运动前期写过一篇文章《中国画改良论》，这篇文章发表时，他正在法国巴黎美术学院留学。文章里有这样一句话：“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绘画之可采者，融之。”我想他这种理论，无论是与中国哲学，还是与中国画改良过程中提出的那些原则，都可以一一呼应。今天中国画所面临的问题，与“五四”运动时期所面临的一样，我们今天可以再看看我父亲那一代画家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会对今天的艺术家有所启示。

记者：近年来，徐悲鸿先生的作品在艺术市场的成交价很高，动辄千万元、上亿元。《九州无事乐耕耘》拍卖成交价2.668亿元人民币，成为目前徐悲鸿作品成交价最高者。面对如此高的成交价，您作为家属有何看法？

徐庆平：《九州无事乐耕耘》能拍到2.668亿元，我很高兴。我曾经在20世纪90年代去香港参加为我父亲举办的一场画展，去的时候恰逢香港一家拍卖公司拍出一幅他的画作，画面是柏树，柏树前面站着一个人，这个人凝视前方，好像在冥想。这幅画当时拍了100万港元，一时间在香港引起热议，中国水墨画怎么能拍到100万港元，这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啊！当时香港的《明报周刊》还专门请我写一篇文章评价此画。问为什么能卖到100万港元，我对前来的记者说，这个价格和中国画应该有的价格相差还很远，中国画拍出100万港元，不是什么值得特别高兴的事。果不其然，近些年中国画的单幅拍卖成交价格不少都上亿元了，这反映出中国画的艺术已经被国内、国际藏家所认可。

记者：近几年随着艺术品收藏行业的发展，很多书画大家在过世以后，其家属因财产分配问题闹得沸沸扬扬，甚至对薄公堂，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徐庆平：1953年，我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天，我母亲就把我们家的钥匙交给了时任文化部部长的沈雁冰，并将父亲1000多幅作品和父亲一生的收藏——1200多幅古今画作全部捐献给国家。网上有统计，说是新中国成立后给国家捐赠艺术品的第一人就是我母亲，照现在的价值估算，她把多少亿的艺术品都捐赠给国家了。这件事对于我和母亲以及家庭来说都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我也特别希望一些大艺术家的作品能在身后留给社会。我也看到，一些大艺术家的家庭在他去世后，老夫人还健在，子女们就非常不和，就因为这些画作造成了很多的家庭矛盾。我们这个家一直很和睦，就是因为母亲当时对父亲的作品及其收藏作出了很英明的决定，全部捐献给国家。我们兄妹四人虽然不是同一个母亲所生，但是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很好，没有任何隔阂。大艺术家的作品如果不捐赠给社会，能够集中地保存也不错，比如建成类似纪念馆的形式，很集中地保存他生平的一些佳作，这样做对研究他艺术的人以及欣赏他作品的观众都很有益处。

记者：据雅昌艺术网统计，到目前为止，艺术品拍卖市场上拍徐悲鸿作品10519件，当然这中间也许有重复上拍的，您认为这个数据是真实的吗？市场上流通的徐悲鸿先生画作真有上万件吗？

徐庆平：这个数据肯定不是真实的，即使包括重复上拍的作品也是不可能的。现在收藏他真迹的藏家，一般都不会再拿出来卖了。我父亲的真迹在国内收藏最多的还是北京的徐悲鸿纪念馆，有1200余幅，其中油画100多幅；其次是在东南亚、新加坡、马来西亚地区；再就是散落在民间的一部分。所以市面流出的万余件，绝大多数不可信。

记者：徐悲鸿先生建立的近代美术学院教育体系，将素描定位成一切绘画的基础，以致考取艺术院校的学生们只知素描、水粉，不知中国传统水墨写意，这种体系也导致了传统绘画的割裂。现在社会上很多人也在反思徐悲鸿先生提出的“素描是一切绘画的基础”的观点，您作为研究艺术史的学者，对此有什么看法？

徐庆平：我举一个例子，我父亲在中央美院任教的时候，素描作业最后打分，他的打分方法很特别。现在美院的学生，素描作业完成后，老师挨个打分，4分、5分等等。但是我父亲却不这样，他要求学生完成一张素描作业后，还要再默写一张。打分的时候，不是针对你先前画的那一张，而是默写的这一张。为什么这样？因为只有你默写出来了，才算真正掌握了，你才理解了一些架构等等要素。所以素描默写才是检验绘画实力和天分的最好证明。素描只是他提出的第一步，只有过了第一步，才有可能往下走。

记者：近些年中国水墨艺术变化多端，因为受欧美当代艺术影响较大，很多画家的作品让大众难以理解，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徐庆平：我父亲在第一次见到他的老师达仰的时候，达仰便送给他两个法语词语，就是sincère（真诚）和confiance（自信）。而达仰的老师柯罗（法国19世纪中期风景画大师，是使法国从传统的历史风景画过渡到现实主义风景画的代表人物）又送给达仰一句话——“勿慕时为，勿甘小就，勿舍己以循人。”勿慕时为，就是不要去追求时髦；勿甘小就，就是不要因取得一点小小的成就就沾沾自喜；勿舍己以循人，就是不要把自己的东西丢掉，为他人殉葬，你认为是好的、美的就应该坚持，不必管旁人说什么。因为对美的理解人人都不一样，所以没必要让大家都统一观点。

责编 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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