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丽萍，李 彤，杨红雄

（天津理工大学 管理学院，天津 300384）

一、引 言

全球能源消耗日渐增加，温室气体大量排放引发了系列环境问题。低碳经济是全球气候变化和能源危机背景下产生的新型发展模式，直观表现为CO2排放的增长速度低于GDP增长速度、CO2绝对排放量减少［1］。中国能源需求约70%依赖于煤炭，高速的经济增长、快速增加的能源消费及明显的碳排放增长速度和增长趋势，使整个国际社会认定,中国在未来20年内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2］。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中，中国政府承诺到2020年将CO2排放强度在2005年基础上降低40%-45%［3］，这意味着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将面临巨大的CO2减排压力。目前，碳税被普遍认为是减少碳排放最具市场效率的经济手段，已经在多个发达国家实施，中国也应尽快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碳税政策。

二、文献综述

（一）国内研究

碳税与碳交易是国内低碳经济研究的重要方面。理论上碳税和碳交易对增加税收、减少税收扭曲效应和提高市场效率有着同样效果,实际操作中,免费发放排放许可证更可行，但排放许可中如何量化排放配额是难点。目前已有学者尝试开发了碳排放配额分配决策支持系统用于比较各碳税方案对不同国家的影响，或者是同一方案对不同国家的影响［4］。长期实行碳排放交易更有利，国内的碳交易研究多集中于项目交易框架及效益影响分析。当前国情更适合碳税政策，以碳含量作为税基，对生产环节征税［5］，税率可通过一般均衡模型模拟、系列税率尝试纠错来选取。碳税对GDP的影响相当小，减排作用却相当大，介入碳税的同时减少非直接税有助于降低对生产和竞争的负面影响［6］。特别是对能源密集型行业，应考虑中性税收条件下的税收返还［7］，对节能减排给予激励与补贴［8］。此外，将碳税税收返还给家庭和生产部门时，可刺激投资，长期能够提升GDP，促进消费，产生双边红利［9］。财政部政策科学研究所碳税课题组对我国开征碳税的可行性、框架、存在问题、路径、政策设计以及碳税效果进行了系列研究［10］。当前碳减排税收政策、碳税产业国际竞争力效应、碳交易拍卖理论与应用也是国内重要的研究前沿。

低碳模型是碳税研究的重要工具。基于计量经济分析的环境库兹涅兹曲线与因素分解法可用于CO2排放影响因素分析［11］，对经济增长、能源消费及收入分配影响进行实证。投入产出模型可对产品中隐含的CO2估算，确定碳减排责任者［12］。一般均衡(CGE)模型能对经济系统做出较详细的描述，模拟碳税等经济政策对GDP、产量、进出口、价格、能源消耗等经济活动及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6］。运用CGE模型对碳税收入再利用方式进行实证研究得出，税收中性原则对宏观经济的损害程度低于将碳税收入作为一般性财政收入的模式，碳税不返还时减排效果最好。综合对经济的影响和减排效果，补贴企业消费者是最优的税收返还机制。开征碳税后，能源产业以及高能耗产业产出下降明显，劳动力密集型的低能耗产业受益明显［13］。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的学者通过构建动态回归一般均衡模型，得出碳税对中国宏观经济和能源贸易密集型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及其发展会产生负面影响，不同的碳税模式其影响程度也不同。研究认为完全对能源贸易密集型部门进行碳税税收减免，并对非减免部门进行补贴的模式最有利于降低碳税对于GDP、总投资、总消费、能源强度以及能源和贸易密集型行业的负面影响，且政策可行性好，但这种模式存在碳排放高于既定基准水平的缺点［9］。也有学者指出，目前在中国开征碳税将会对经济规模的增长产生消极作用，造成GDP明显下降。随着碳税税率水平的提高，能源要素的使用最终会降低。长期来看，开征碳税具有明显的节能减排效果，且碳税能有效地减小劳动、资本要素之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从短期来看，仅通过碳税开征来有效地促进节能减排还面临较大困难，对中国经济影响较大［14］。征收碳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还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和行业差异：较低强度的碳税可促进中东部地区大部分省份的经济增长，但阻碍中西部地区一些省份的经济增长；征收碳税对我国大多数行业的发展起推动作用，但不利于少数高能耗行业的发展；征收碳税会拉大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我国应当实行有差别的碳税政策［15］。

（二）国外研究

碳税和碳交易都是有效的政策减排工具。碳税能够限制能源消费和CO2排放，但会使能源价格走高，限制能源密集型产业发展，降低GDP、行业竞争力、产品需求及消费，激进的CO2减排政策并不能有效的执行［16］。改进传统碳税的措施是向高排放能源密集型行业征税，向低排放行业进行补贴。在能源密集型行业内部实施碳税中性税收及其配套政策，既降低税收又能抑制能源价格上涨，效果优于用总税收收入的资金进行间接补贴。碳税及其配套政策促使进口由高碳排放资源转向低碳排放的可再生资源［17］。全球减排的关键是减排权在国家之间如何分配，沿袭旧有的排放权分配会加剧国家间贫富分化，采用单位排放权配置则能使发展中国家从国际碳交易体制中受益［18］。碳交易对不同部门的GDP影响差别很大，石化行业的上游部门能从中获利，下游行业为了达到减排目标则不得不购买排放权［19］。

碳税与碳交易联合使用时造成的GDP损失以及对能源密集型行业国际竞争力的冲击要低于碳税的单独使用［19］，两者收入可以用于减少其他税种的扭曲，但与其他税种间的相互作用效果因国家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20］。中性的碳税税收被普遍采用，但受宏观经济多税种和支出平衡的影响，税收中性在长期来讲价值不大。碳税研究中普遍采用模型进行模拟分析，一般均衡模型应用较多。严厉的单边污染控制政策所造成的竞争力损失若用边界税收调整，可提高国内能源密集型行业的竞争力，但过分保护会导致这些行业生产过量，投向国内市场的产品量超过出口，家庭会承受更高成本，碳税收入用于补贴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效果更好［21］。碳税税率过高时导致减排成本过高，此时采用补贴策略更优［22］。不同国家的碳税体系特点及实际碳减排效果差异较大。英国政府实施碳税政策实现了2000年时的碳排放量低于1990年［23］。挪威实行碳税政策后，单位GDP碳放量下降了12%，减排的最重要因素是用低碳能源替代了能源密集型能源、降低能源强度。由于对能源密集型行业进行税收减免以及存在一定的刚性需求，碳税减排贡献仅占综合减排效果的1/10［24］。

三、科学问题的提出

国内对碳税的研究多为定性分析或者是借助于模型在一定的假设下得出模拟结果，研究集中于碳税征收存在的问题、税制要素设计、政策路径以及碳税效果模拟预测等方面，在碳排放量的计量与评估、碳交易与碳税体系政策的分析与确定等方面还没有形成比较公认的科学方法和指标，实证分析的层次和深度有待深化。国外碳税研究注重实践，一般针对本国或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进行碳税模式的探讨，偏重于政策设计、碳税效果分析以及数理模型模拟，一般均衡模型应用较多。研究多集中于碳税税基与税率的分析设定、最优税率的模拟与确定、减排效果评价、碳税配套政策、中性税收条件下的税收返还、减排激励与补贴、税收动态调整、碳税对具体经济活动的影响分析等方面。先行开征碳税的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碳税征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又为碳税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使得国外研究更为广泛深入，在具体碳税政策的实施方面具有较强的针对性。

国内碳税尚未开征，对碳税机理辨识以及碳税具体要素、路径和实施效果等细节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入。国外先行开征碳税的国家虽然在碳税理论和实践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主要从自身利益和国情角度出发进行研究，研究的具体条件、细节和结论与我国国情并不相符。因此，需要深入分析我国实行碳税的现实条件，进而设计出适合我国的碳税政策工具和减排路径。

四、碳税各环节的减排效果辨析

我国能源需求和碳排放呈指数增长，目前与环保有关的税种有消费税、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耕地占用税、车船使用税和土地使用税等，但这些税种就环境保护而言还存在一定缺陷。例如，消费税征收未能将煤炭等主要能源消费体和大气污染源纳入征收范围，税率的确定没有充分考虑环境的外部成本；资源税单位税额过低，且只对部分资源的使用收益从量征税；城市维护建设税、耕地占用税等的税率低，收入规模小，政策效果不明显；排污费征收标准偏低、征收面过窄、征管难度大［25］。相比已有的环保税种，碳税的控制总成本低、减排效果显著。以下从碳税税制要素设计、碳税税率的确定、碳税的征收、收入归属与使用等环节进行减排效果辨析。

（一）碳税税制要素的设计

税制要素包括征税的范围和对象、纳税人、与其他税种的关系、计税依据、税收偏离五个方面。对能源最终使用环节征税的纳税人一般是下游的经销商或消费者，对生产环节征税的纳税人一般是石化能源生产加工精炼企业或批发企业。我国能源强度的下降对碳排放强度的下降起主导作用，而终端能源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则在向碳密集型方向发展，对碳排放强度下降起抑制作用。单纯通过征收碳税对能源结构进行调整会对经济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采用引导和规范消费行为的模式对节能、减排的作用比较突出。对于生产者来说, 开征碳税会使企业成本上升、利润空间缩小，税负压力最终将向前通过提高产品价格的方式转嫁给消费者, 向后通过降低要素报酬的方式转嫁给要素提供者；对于消费者来说, 开征碳税将使消费者面临物价上涨和工资下降的双重压力，消费水平下降, 社会总消费需求不足。我国污染类产品大多数属于能源及基础原材料,如煤炭、石油等的价格上涨将会引起一系列上游产品的价格上涨,造成通货膨胀风险［26］。近年来我国放弃对高污染行业的出口鼓励政策，转而采取出口配额就是为了能够降低过多的污染品产量，减轻环境损害。

总体而言，对消费者征税适合于我国已有税制体系，但计量监管难度大；对生产者征税可以减少征管成本、保障税额的有效征收，但对能源密集型等行业会产生较大冲击力，需要在不同时期采取动态的税收减免与返还等政策配套。此外，碳税与我国现行的资源税、消费税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交叉，且环境税开征也是我国未来税改的一个方向，为达到有效减排、避免税种冲突和重复课税、为以后税改留有余地，需要重新鉴定相关税种的关系并加以协调，减轻碳税开征阻力。计税依据采用按碳含量征税时，方法简单易行, 有利于减少化石燃料的消耗，缺点是不利于促进企业能源效率的改进和对碳回收利用技术的开发与利用；以直接对CO2的排放量征税作为计税依据时，减排效果直接明显，但是对碳排放量的测定和监管要求较高，技术难度大。税收偏离表现为征税对象、纳税人、计税依据和税率的偏离，由于市场竞争、生产成本调整、收入分配效应以及其他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碳税在实施中会表现出随时间推移，税收偏离程度越来越大的现象。

（二）碳税税率的确定

开征碳税在实现碳排放量下降的同时会导致GDP、通货膨胀率、投资和可支配收入下降，而税率的确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减排目标的设定，目标越高，需设置的碳税税率越高，碳排放量下降的幅度越大，单位减排的宏观经济成本也越高，对经济的负面冲击越大［27-28］。通常，碳税税率对经济竞争性的损失和对分配的影响并不显著，但为了减排目标的实现，未来的税率将会走高，由此引发对经济的影响将更为强烈，影响程度也将与碳税税收收入的使用密切相关。碳税税率过高时，社会经济成本将十分显著，GDP损失急剧增加，对能源业、重工业等高耗能行业会产生较大负面影响，导致产量降低、价格升高、进出口量下降、经济变动剧烈；税率过低时则达不到应有的政策目的与效果。因此，碳税税率应有一个合理区间。

（三）碳税征收、收入归属与使用

碳税可以单独作为一个税种征收，也可以配合燃油税、资源税或其他减排措施来征收，开征时机的选择要合适。碳税与碳排放权交易在理论上起着相同的减排效果。碳税适用面广、开征灵活、符合污染者付费原则、更加公平，税收收入可用于节能减排、补贴进行低碳转变的企业和个人，但是碳税的减排效果不确定性大，开征时需要相关政策配套，实施阻力大。碳排放交易适用于大型能源企业与能源消耗大户，允许企业出售多余排放权，减排目标明确，颇受企业欢迎，但是碳排放量的确定、排放权的分配会涉及多方利益，较难达成一致协议，实施难度大。

碳税收入可以作为一般财政收入来源，也可用于专项环保资金、低收入人群的社会福利、养老金账户，或者用于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及新能源的研发项目基金。短期内，将碳税收入用于补贴个人消费者会极大地刺激消费，促进个人消费品产业的产出，节能减排效果好，长期则显得后劲不足，需要降低要素所得税来促进劳动力密集型和投资等相关部门的产出，拉动经济快速发展。补贴企业消费者会使能源及高能耗部门的产出下降幅度越来越大［13］。税收收入的中性改革是在开征碳税时，减少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障税等其他税种的税负，使总税赋水平基本不变。为避免税收负担过重, 对于受影响较大能源密集型行业和相关产业应采取税收减免、经济补偿等优惠措施，减少碳税征收的负面效应，同时取得双重红利的好处。

五、碳税技术路径设计

税制要素构成中的碳税征税范围和对象、纳税人以及碳税计税依据在确定时都面临着两难选择，是向生产环节征税还是向最终使用环节征税，向生产加工企业征税还是向消费者征税，以碳含量还是以碳排放量作为计税依据，这类多状态下的优选问题可借助于可理性化策略与动态规划方法加以解决；因碳税与资源税、消费税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交叉，且与未来可能开征的环境税存在某种程度的重叠，由此，可尝试利用多目标规划方法模拟碳税与相关税种间的关系做出优选；税收的偏离可尝试采用动态博弈来模拟和分析；税制要素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和减排机理通过构建投入产出模型进行分析，进而优选设计出与课税环境密切相关的、具有一定弹性和动态调整能力的税制要素。

我国当前适合采用碳税为主、辅以碳排放交易作为有效的政策减排工具。碳税与碳减排各环节的关系复杂、不确定性强、动态变化特征明显。在确定碳税和碳排放交易联合使用时的权重配比与角色分担，辨析中性税改在具体实施时与其他税种、税收减免、税收优惠及税收收入使用之间复杂的多方利益关系、减排机理、碳税减排政策效果的界定方面，需要借助于多种模型和方法的综合运用。碳税税率通过构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并结合实证，分析外部环境约束下的碳税税率动态变动特征，模拟不同碳税税率的减排效果与经济影响，定量分析确定出最优税率水平。碳排放交易权的配置则主要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对能源密集型等高碳排放行业和能源消耗大户进行分析，根据排序确定配置额度；碳税与碳排放交易的政策实施对象可根据不同时期相应的实施条件和配套政策分析确定；碳税的中性税改和减排效果拟通过构建包含税制要素构成、税率、征税环节、税收收入的归属与使用、税收减免与补偿等多个环节在内的动态宏观非均衡经济模型结合最优控制法、层次分析法来解决。碳税技术路径框架见图1。

图1 碳税技术路径设计框架

六、碳税政策实施建议

碳税的政策目标在于CO2减排和对能源节约的有效激励。税制要素内部充满矛盾，相互间及与碳税其他环节的联动效应强，不同要素在实施难易程度和减排效果方面各具优缺点。

设计税制要素时，需深入分析碳税的课税环境，辨析各要素的适用条件、减排效果、对经济的影响，优选出适合我国碳税开征的税制要素。由于外部环境的复杂性，还需考虑随时间推移和环境变化带来的税制要素动态变动与调整、税制构成要素间的协调、税收的偏离与动态回归。

碳税政策实现减排的核心环节是税率的确定。税率的高低对于减排效果和实体经济都会产生重大影响，而政策的出台、实施和效果显现又都需要相对稳定地持续一段时期，通过不断调换、反复试错的模式进行税率优选在现实经济体系中显然不可行。国外碳税的前沿研究中，将CGE模型用于模拟碳税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时取得了很好效果，并能对经济系统做出比较详细的描述。在确定我国碳税税率时，也可以借助于这类模型进行税率的优选与确定。碳税开征初期应选择较低税率，减少对经济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对因碳税政策实施导致国际竞争力减弱的行业进行补贴，对节能减排技术、设备和人力资源进行投资，减少开征时的阻力。碳税开征后税率的逐步提高应与纳税人的承受能力相适应，税率选取还要充分考虑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在不同地区和行业之间实行差别税率。具体实施可采取在局部城市试点，经经验总结和政策完善后再在全国推广应用。

碳税与碳排放交易实质上是互补关系，分别在短期和长期减排中扮演重要角色。我国目前适合以碳税为主、辅以碳排放交易作为有效的政策减排工具，随着监测技术和监管体系的成熟完善，再逐渐向碳排放交易模式过渡。两种工具联合使用的效果取决于明确划分适用范围、适用对象，涉及多方利益协调和有效的政策配套，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分析过程。税收收入能否合理使用直接关系到碳税的政策效果，如何进行税收收入中性改革是关键。碳减排措施多种多样，且征收碳税的效果与税制要素构成、税率、征税环节、税收收入的归属与使用、税收减免与补偿等多个环节相关，将现实经济中碳税的政策效果与其他政策效果剥离开来也是一项挑战性工作。

［1］付允，马永欢，刘怡君，等.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8，18（3）：14-19.

［2］陈英姿，李雨潼.低碳经济与我国区域能源利用研究［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49（2）：66-73.

［3］Wang Run，Liu Wenjuan，Xiao Lishan，et al. Path Towards Achieving of China’s 2020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Target—A Discussion of Low-Carbon Energy Policies at Province Level［J］. Energy Policy，2011，39（5）：2740-2747.

［4］梁巧梅，任重远，赵鲁涛，等.碳排放配额分配决策支持系统设计与研制［J］.中国能源，2011，37（7）：34-39.

［5］汪曾涛.碳税征收的国际比较与经验借鉴［J］.经济研究，2009（4）：68-71.

［6］Lu Chuanyi，An QingTong，Liu Xuemei. The Impacts of Carbon Tax and Complementary Policies on Chinese Economy［J］. Energy Policy，2010，38（11）：7278-7285.

［7］高鹏飞，陈文颖.碳税与碳排放［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42（10）：1335-1338.

［8］曹静.走低碳发展之路:中国碳税政策的设计及CGE模型分析［J］.金融研究，2009（12）：19-29.

［9］Liang Qiaomei，Fan Ying，Wei Yiming. Carbon taxation policy in China: How to protect energy- and trade-intensive sectors?［J］.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2007，29（2）：311-333.

［10］苏明，傅志华，许文，等.碳税的中国路径［J］.环境经济，2009（9）：10-22.

［11］徐盈之，邹芳.基于投入产出分析法的我国各产业部门碳减排责任研究［J］.工业经济研究，2010（5）：27-35.

［12］魏楚，夏栋.中国人均CO2排放分解:一个跨国比较［J］.管理评论，2010，22（8）：114-121.

［13］胡宗义，刘静.刘亦文.不同税收返还机制下碳税征收的一般均衡分析［J］.中国软科学，2011（9）：55-64.

［14］刘洁，李文.征收碳税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实证.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J］.2011，21（9）：99-104.

［15］张志新，李亚.征收碳税对中国经济增长与行业发展的影响［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2011（6）：44-49，143.

［16］Owens Susan. Learning Across Levels of Governance:Expert Advice and the Adoption of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Reduction Targets in the UK［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2010，20（3）：394-401.

［17］Galinato Gregmar I，Yoder Jonathan K. An Integrated Tax-Subsidy Policy for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J］. Resource and Energy Economics，2010，32（3）：310-326.

［18］Leimbach Marian. Equity and Carbon Emissions Trading: A Model Analysis［J］. Energy Policy，2003，31（10）：1033-1044.

［19］Lee Cheng F，Lin Sue J，Lewis Charles. Analysis of the Impacts of Combining Carbon Taxation and Emission Trading on Different Industry Sectors［J］. Energy Policy，2008，36（2）：722-729.

［20］Babiker Mustafa H，Metcalf Gilbert E，Reilly John. Tax Distortions and Global Climate Policy［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2003，46（2）：269-287.

［21］Bureau Benjamin. Distributional Effects of a Carbon Tax on Car Fuels in France［J］. Energy Economics，2011，33（1）：121-130.

［22］Bye Brita，Jacobsen Karl. Restricted Carbon Emissions and Directed RD Support; an Applied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J］. Energy Economics，2011，33（3）：543-555.

［23］Barker Terry，Baylis Susan，Madsen Peter. A UK Carbon/Energy Tax the Macroeconomic Effects［J］. Energy Policy，1993，21（3）：296-308.

［24］Bruvoll Annegrete，Larsen Bodil Mereth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in Norway: Do Carbon Taxes Work?［J］. Energy Policy，2004，32（4）：493-505.

［25］田民利.我国现行环境税费制度缺失原因分析及对策建议［J］.财政研究，2010（12）：56-58.

［26］胥力伟.基于环境税作用机理的我国环境税改革风险分析［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0（4）：13-17.

［27］范英，张晓兵，朱磊.基于多目标规划的中国二氧化碳减排的宏观经济成本估计［J］.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10，6（2）：130-135.

［28］杨超，王锋，门明.征收碳税对二氧化碳减排及宏观经济的影响分析［J］.统计研究，2011，28（7）：45-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