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叶雷

近年来，特别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通货膨胀”这一经济术语，已成为全球公共话题。提到通货膨胀，很自然想到“魏玛式通胀”这个专业名词。“魏玛式通胀”特指第一次大战后，德国魏玛共和国1923年的恶性通货膨胀，1919年1月到1923年12月，德国的物价指数上涨了4815亿倍，1美元可以兑换42000亿马克，恐怕连2008年津巴布韦2200000%的通货膨胀率，都难以与之“媲美”。

作为人类历史上恶性通货膨胀纪录保持者的“魏玛式通然让很多经济学者、历史学者感兴趣。哈佛大学历史学学双料教授、剑桥大学、斯坦福大学等多个顶级大学兼、畅销书作家、英国人尼尔·弗格森的《纸与铁》，就是究“魏玛式通胀”中的一本。《纸与铁》与其它同题材著同之处，一是它比较新，苏东剧变之后，1995年才由剑出版；二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融合了金融与历史的视角，德国经济灾难和政治间的因果链接，对今天各国的经济治理，有着很大的启发意义。

“血与铁、黄金与铁、煤与铁、黑麦与铁，德意志帝国历幕幕生动的缩影在我们脑海中闪过”，尼尔·弗格森在“纸与铁”的历史之前，对德国的历史、特别是金融史行了梳理。同样，他也对前人的研究进行了概述。人们对“魏式通胀”的原因，分歧并不大，宽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凡尔赛和约》对德国要求的领土变动、实物赔偿、超过德国实际支付能力三倍的巨额军事赔款，让德国没有了选择。关于其影响，则意见分歧较大，有学者认为通胀是“让国民能够正常就业的唯一途径，是稳定民生的基础”；有学者认为通胀实际上减少了赔款，促进了鲁尔危机的解决，吸引了外资，有提升德国国力的积极效应；有学者认为通胀过度，直接埋葬了宪法与议会体系最为理性和完整的魏玛共和国，以民主的形式走向了法西斯。

德意志帝国为何逐渐染上了通货膨胀的顽疾？其后果又是什么？是各经济利益集团导致了德国通货膨胀吗？通货膨胀刺激了德国的经济增长吗？当时的通货膨胀政策如何导致灾难性的影响？……带着这些问题，尼尔·弗格森的《纸与铁》以颇有影响力的汉堡工商界为切入点，一一驳斥了为当年德国通货膨胀政策的辩护，指出通胀严重危害了德国经济，侵蚀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根基，使魏玛共和国这个福利国家失信于民，为研究第三帝国的兴起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是的，魏玛共和国的通膨确实有不得已的一面，《凡尔赛和约》让德国失了 7 万多平方公里领土和 730 万人口，更让德国丧失了75%铁矿、44%生铁、38%钢的生产能力和 26%的煤炭产量，黄金、外汇和信贷十分短缺，在偿付了第一次赔款后，财政趋于崩溃。加上当时的德国工业，是以军工为核心寡头企业，他们需要降低税负、成本，提高出口竞争力。通胀政策实施之后，似乎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失业率只有大约1.5%，而同期英国和美国的数字分别为14%和11%；经济在1923之后也一度比较繁荣。

尼尔·弗格森的《纸与铁》，之所以选择以汉堡为切入点，不仅因为汉堡是主要经济中心之一，更重要的它是十一月革命的中心城市之一，那时的汉堡商人在德国政坛异常活跃，不仅在德国金融外交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大资本家维尔海姆·古诺还直接担任总理。尼尔·弗格森在这里指出的，恰恰是魏玛民主表象下的这种“集团政体”，国家的决策无不体现了商人在幕后施加的影响力。无商不活，重商是一件好事，但重商一旦变成了护商，甚至被商人绑架，就令人担忧了，毕竟“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说：“一个国家，要么是经济以国有为主但社会不再有税负，要么经济是以私有为主但社会要为政府公共产品交税，而绝不应该是经济以国有为主同时社会税负又很重”。“魏玛式通胀”恰恰就实现了这种背离，它直接的后果，就是让中产阶级瓦解，社会失去了稳定的基础，大实业家和金融家作为右翼党派骨干势力膨胀，助长了反民主的政治力量；同时，公民的个人收入被用于偿还国债，颠覆了人们在道德和知识上的价值观，政府失信于民，德国国民也在通胀的恐慌中抛弃了节俭的传统，引发了持续的政治骚动和道德沦丧，使法治走向堕落。

经济的稳定对于政治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经济上的任何动荡都有可能削弱现存政权的社会基础,为新的颠覆提供条件。恶性通胀后，魏玛政府采取了集权的方式来重新稳定货币体系，尼尔·弗格森在《纸与铁》中，对这种方式当然是不认可的，他认为如果当时有今天的知识和政策手段，不仅“魏玛式通胀”可以避免，后面的经济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根本就不会发生了。这个细节是需要重视，俄国作为当时欧洲通胀最为严重的另一个国家，政府的“集权”手段帮助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再后来，中华民国的恶性通膨，加上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也加速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上个世纪后期的苏东剧变，与恶性通胀及其治理方式也是分不开的；津巴布韦的恶性通胀及其治理方式，让“国父”穆加贝彻底失去了他“要为人民服务一百岁”的机会。

持续10年的泡沫经济，已经让数量十分惊人的财富从一个阶级转移到了另一个阶级手中。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都采取了宽松货币政策救市，通胀在转移工人阶级财富之后，正加速“从中产阶级手中转移到另一部分手中。确切地说，是从容易上当者阶层转移到首席执行官阶层手中”。其后遗症也正在逐渐显现，荷兰、奥地利、丹麦、法国等，右翼政党纷纷在大选中获胜，民众普遍对于全球化、财政紧缩以及移民问题更加焦虑，美国也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所以，尼尔·弗格森说：“资本主义的危机与其说是经济危机，不如说是社会危机；与其说是物质危机，不如说是道德危机。……真正需要关注的正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

在今天，尼尔·弗格森的《纸与铁》，是值得所有关心社会的人士、特别是当政者好好读读的。二战后的联邦德国，深有体会，所以对通胀特别小心，通胀率几十年来都是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2012年6月份通胀率也只有1.7%，经济稳定持续发展，在欧盟经济体中，处于绝对领导地位。美国吸取历史上恶性通胀的教训，以法律的形式规定货币发行量不得超过GDP的70%，所以即使在搞量化宽松之后，通胀率也较低。1990年到2011年，美国货币总量只增加了1.99倍，而同期，我国的货币总量从1.53万亿增加到了89.56万亿，21年翻了58.53倍。虽然我国的通胀不能与“魏玛式通胀”相提并论，最近CPI更是降到了3%以下。然而，回首历史，“魏玛式通胀”的幽灵还是需要保持高度警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