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电影传播从1958年到“文革”时期发生了一次重要的改变，电影传播的渠道由原本单一的室内电影院发展为露天电影院和放映员的新型结合。

产生露天电影院和放映员这一特殊传播模式和当时的政治背景息息相关。1958年至“文革”时期，是整个国家意识形态的重新建构，同时在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以完成新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这期间艺术作品的宗旨是：“文艺为政治服务”。新文化的确定、推广以及被大众接受和拥戴是上个世纪50 年代政府及文化艺术界的任务，“电影艺术要表现今天的新中国”——解放初期电影局艺术处处长陈波儿的这句话就是很好的佐证。对居住分散、文化程度偏低、经济发展落后、技术与传播途径匮乏的农村而言，其它媒体和文化工具如新戏曲、报告会、收音机……是难以完全承担起广泛宣传政策、服务大众、巩固政权这一任重要工作的，电影责无旁贷地冲在了第一线。一大批建国后摄制的以鞭挞旧文化的黑暗、颂扬新中国的光辉、讴歌民族和英雄业绩为主题的影片通过农村电影放映员的努力，在农村放映。

文化产品是在特定社会和历史条件下创造出来的，因此文化产品能够表现和促进特定社会历史环境所生产、传播以及接受的价值，信仰，思想等。此时的电影传递着国家意识形态：马列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和集体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从露天电影院和放映员这一特殊传播模式可以看出在特定历史时期这种模式的功能和作用。

传统意义上的公共领域是个体公民聚集在一起，共同讨论他们所关注的公共事务，形成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一致意见。而露天电影院则借助这一场所，聚集了公民个体，并向他们宣传特定的意识形态，而在这个公共领域中起到主要宣传作用的，就是集放映、解说、宣传于一身的放映员。

放映员在露天电影院这个传播过程中其实也是强化电影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过程。此过程分为两层：第一层：放映员首批观看电影，结合电影内容写好插话稿。第二层：放映员在农民观影时，通过讲话、幻灯、竹板、歌曲、唱段等多种形式向农民观众进行“映前介绍”和“映间插说”的传播。

放映队的正式职工, 其身份是国家干部，一般每组由三人组成, 其中包括放映员、发电员和宣传员,当时一个好的放映队的标准是：放映前有预告，放映时有内容介绍，放映中间有插话，放映后有小结，有重点地召开观众座谈会，总结和收集观众反应。放映员是那个特殊年代群众观影经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一种文化的主体，也是一种历史的主体。“像这样的放映队员不只是能掌握放映机的放映员, 而且是帮助群众看懂影片的解说员, 是宣传党的中心工作、时事政策和新人新事的宣传员。他们是真正深入到群众中间的社会主义文化宣传工作的尖兵。”[1]

解放初期，当时对大多数农民而言，谈不上电影消费，因此，当我们的党和政府要把这种新形式的娱乐、教育审美，以及政治与斗争呈现于当时尚处文盲或半文盲状态的多数农民面前的时候，他们难以完全理解电影中所要传递的信息，首先语言接受就是一个问题。于是，至少让农民或其他下层民众弄懂弄明白其中故事的前因后果，人物性质的好坏，以及明确地判断出敌我双方的输赢结果等，应该是最为关键的一环。

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电影放映员身份确立最明显的凸现，是明确作为电影事业之中心工作的电影放映的普及运动。电影放映的普及运动主要以流动放映的形式而展开，其中包括农村放映和工矿企业的放映。从1950年南京培训的第一批1800人的放映队伍开始，一直到“文革”结束所形成的几十万人规模的基层电影放映队，放映员在传播电影文化的事业中始终扮演着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放映员首批去观看将要在露天电影院的播出的电影，详细做好笔记，并结合当时新下发的方针政策，在放映前，放映中，放映后用快板或者唱段的形式传递给农民群众。他们不仅是电影文本的解读者，更是利用了露天电影院这一公共领域，将党的中心工作和时事政策及时地传递给广大工农兵。

放映员在那个历史时期所承担的工作，引导了农民群体对电影艺术的全新认识，使得露天电影这一传播形态在后期历史里得以普及推广。改变了电影从单纯的艺术文本衍生成意识形态的文本，促进了国家意识形态对大众心理的进一步渗透，开创了电影作为宣传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新型媒介。通过放映员对影片的解读传递给当时文化水平低下的农民，使得他们从原本的猎奇的态度去观看电影到后期真正对电影艺术的喜爱。

参考资料

[1]《电影艺术 1964年》放映员_解说员_宣传员_记张子诚同志放映工作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