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安民, 黄静波

(1.广州农村商业银行 博士后工作站，广东 广州 510623;2.暨南大学 博士后流动站，广东 广州 510632;3.中山大学 岭南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4、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国际经贸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006)

一、问题提出

众所周知，技术进步是实现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唯一途径。为了鼓励新知识、新技术的产生，提供适当的知识产权保护(IPR)是必要的。IPR保护赋予创新者法定的权力去阻止他人使用其智力创造成果或者设定使用的条件以保证其收益。世界上绝大部分的研究与开发(R&D)支出来自于工业化国家，R&D带来的新技术又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扩散至世界其它地方。改革开放后我国对外经贸往来程度在不断深化，发达国家的技术溢出对我国技术进步的贡献也越来越大。一般认为，进出口贸易和FDI是对外经贸往来的重要方式，也是国际技术溢出的主要途径之一。

考虑到贸易产品和FDI中所包含的技术信息，发达国家在做出经贸往来的决定时会比较重视对方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所以知识产权保护同时可能也会对技术溢出的重要渠道造成影响，从而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一国技术进步。中国也面临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和构建创新型国家的任务，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因此，研究知识产权保护是否会以及通过何种方式、渠道影响我国的技术进步就显得非常必要。

二、文献回顾

从全世界整体来看，实现技术进步需要源源不断的有效的R&D；而对于很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而言，则可以借助于对外经贸往来产生的技术溢出。就贸易作为技术溢出的渠道来说，无论是进口还是出口，都会对一国带来积极的作用。一方面，进口品中包含了一国无法得到的异质中间产品，可以从中获得重要信息；另一方面，为了得到高质量低成本的产品, 国外进口商通常会为其供应商提供相关的产品设计和技术援助, 学习外国的专业技术提高了创新能力，从而产生技术扩散，这是“出口中学”效应。在贸易引起R&D溢出效果方面，虽然从宏观经济层面来估计国际R&D溢出效应的经验意义较为困难，但其重要性却早已被认识到。由Romer、Grossman和Helpman以及Aghion和Howitt开创的新增长模型的发展，使得关于贸易引起国际R&D溢出效应的研究成为热点[1-3]。基于这些理论模型，Coe与Helpman和Hakura与Joumotte较早的经验研究证实了贸易对国际技术转移的重要作用[4-5]。Coe等进一步验证了不仅国内而且国外的R&D资本存量都会显著的影响一国的全要素生产率[6]。

在贸易促进创新方面，Kelly的结果表明技术进步率取决于处在同一个知识网络中的创新者的数量；在两国间的贸易额越大则其间的技术知识流动的概率也会越高的假设之下，贸易的逐渐扩大会引起技术进步率的突然上升[7]。Liu和Buck则研究了出口销售、技术进口支出和跨国公司R&D三种国际外溢方式对中国细分的高新产业产品创新的效果，结果表明技术吸收能力与这三者的相互间分别都存在正的和显著的关系[8]。李小平等利用中国1998—2003年数据的实证研究认为，贸易开放度高的行业并不比贸易开放度低的行业具有更高的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出口和生产率增长的关系不显著，但进口显著地促进了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的增长[9]。

在大多数国家，FDI被看成是其发展战略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个重要的鼓励FDI流入的动机是FDI溢出的存在，即跨国公司所拥有的先进技术及思想可以溢出至国内企业并提高它们的生产率水平。Kokko把技术溢出效应系统地归纳为模仿效应、竞争效应、劳动力流动效应以及直接帮助效应，并且认为FDI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技术和产业内技术溢出的最有效渠道[10]。Findlay研究表明：外资输出国与东道国的技术差距越大，FDI技术溢出效应就越强；外资在当地的份额越高，它对当地的技术溢出效应也越强[11]。陈涛涛认为：内外资企业的能力差距越小越有助于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12]。赖明勇等从东道国技术吸收能力角度研究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其研究表明东道国技术吸收能力对FDI技术溢出效果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东道国技术吸收能力越强则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越大[13]。当然，也有其它的研究结果出现[14-15]。此外，许多实证文献发现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显著[16-17]。

Kanwar和Evenson与Park研究加强专利权的保护对于R&D的影响，并证实IPR保护与R&D之间呈正向关系[18-19]。但是如果把世界上的国家分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组分别研究的时候却发现IPR保护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是不确定的[20-21]。从以上实证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IPR保护水平对于R&D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依赖于一国发展水平；在发达国家，IPR保护与R&D之间的正向关系更为突出，而在发展中国家这个关系可能就不那么确定。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一般比较靠近技术前沿，其经济增长更加要求原创性的技术革新；而发展中国家一般离技术前沿比较远，其经济增长可以由国外技术的逆向工程(reverse engineering)来驱动，因此更强的专利权保护很可能会通过影响国际技术溢出的渠道而抑制发展中国家的创新过程。

所以本文希望通过建立理论模型并以中国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探讨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外经贸往来程度是如何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其技术进步的。

三、理论模型

本文沿用Grossman和Helpman[2]中的水平创新(增加中间产品的种类)模型设定，主要通过引入对外经贸往来和知识产权保护来考察其对落后国家的技术水平的直接促进作用和二者共同的影响。

(一)模型构建

假设世界上有两个国家：技术落后国(本国)和技术先进国。技术落后国只生产一种同质的最终消费品(总产量用Y表示)。其劳动力总量保持不变，可用于三种用途：R&D、中间品生产和最终产品的生产。最终产品的市场结构为完全竞争；而每种中间投入品的生产由其开发者垄断，整体为垄断竞争状态。技术落后国和先进国中间产品种类分别是n和n*；其中技术落后国的中间产品使用b单位劳动投入，其边际成本为bWL。由于技术落后国的研发部门R&D成本相对比较复杂(这也是在Grossman和Helpman基础上引入的新设定)，技术落后国家的最终产品生产函数为Dixit和Stiglitz[22]的形式：

(1)

从中间品投入指数的定义可以知道中间品是相互替代的，任意两种中间品的替代弹性为ε=1/(1-α)，直接使用Grossman和Helpman的结论：每种中间品的投入量和价格均相等，分别设为x和Px。由于每种中间品的生产者将采用成本加成原则来定价，由于每种中间品的需求弹性为-ε，所以：Px=mcx/α=WL/α。此时，其利润达到最大，为：

=Pxx-WLx=(1-α)Pxx=(1-α)αPY/n

(2)

这里使用了Shephard引理的结果之一：PxX=αPY， 其中P为最终产品的价格。

因此D=n1/αx=n(1-α)/αX，其中X=nx为中间投入品的总数量。D还可以表示为：D=ADX，AD为中间投入品生产率指标，既可以反映可用的中间品种类，也可反映每种中间产品的平均质量，因此AD=n(1-α)/α。令中间品价格指数为PD，由PDD=PxX可知：

PD=Px/AD=WL/(α*n1-α/α)

(3)

由(3)式和P的表达式可以得到PD和WL随时间的变化率，即：

(4)

现在考虑落后国家(本国)的中间产品研发部门。首先，落后国家内部的每个研究项目都对本地的共用知识资本存量作出贡献，使得本地企业的研发成本都会下降。其次，一个合理的假设是：落后国家的对外经贸往来规模越大，对落后国的知识资本存量贡献也会越大。以贸易为例，理由是：(1)进口品中包含了国内无法得到的异质中间产品，此类产品的进口量越大，落后国得到的信息量就越大；(2)外国厂商购买本国产品时会提供如何改善生产过程的建议，出口越多，得到此类建议的机会也越多。最后，由于落后国家提供一定程度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为β(β∈[0,1]，其值越大表示保护程度越高)，使得从与发达国家的经贸往来中获得新知识、新技术不能被充分的模仿。由此可以认为，落后国家可用的知识资本存量有两部分构成，其一为研发部门已有的知识资本(βn)，它是自主创新获得的并且没有被模仿的知识资本总和；其二是通过模仿领先国“独家”拥有的新技术而获得的知识资本存量((1-β)φ(n*-n))。所以总的知识资本存量为：βn+(1-β)φ(n*-n)。在Romer[1]和Helpman[23]的模型中，已被其它研发企业模仿的旧知识和没有被模仿的新知识共同构成知识资本，对知识增加起相同的作用。但实际上，在对知识资本存量的增加中，新知识比旧知识更有用。Mondal和Gupta对知识资本重新定义，认为已被模仿的旧技术并不构成知识资本[24]。易先忠等也假定只有未被模仿的知识才能对研发新知识产生贡献[25]。

综合以上原因，本文假设单位时间内落后国家开发出一个新品种需要a/[βn+(1-β)φ(n*-n)]，也即是a/[n(β+(1-β)φ)]个单位的劳动。其中，a衡量R&D活动的效率；φ表示两国的经贸往来程度：φ越接近于0说明与国外经贸往来越少，知识溢出越趋于0，φ越接近于1则知识溢出程度越深；>0且满足=n*/n-1，衡量国内外技术差距。由于β表示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则1-β表示因为知识产权保护不力而导致的技术溢出部分；β=0代表研发部门的技术溢出完全，落后国没有自主创新的动力，其知识资本的增加只能依靠模仿来自发达国的新知识；β=1则意味着落后国不能模仿来自于国外的新知识，其知识资本的增加完全依靠自主创新获取，此时的知识资本为n。

R&D行业的自由进出保证了在任何时期R&D活动的净利润应该为0。因此每个中间品创新企业的市场价值v等于其开发成本，即是：v=aWL/[n(β+(1-β)φ)]

(5)

(6)

式中，r为落后国家的资本市场利率。把(2)(4)和(5)式代入(6)式可以得到：

-αg=r-[β+(1-β)φ](1-α)αPY/(aWL)

(7)

ag/(β+(1-β)φ

(8)

(9)

(10)

联立(7)(8)(9)和(10)式可以得出落后国家在稳态下的创新率和市场利率[注]存在一个鞍点路径使系统达到稳态，但由于篇幅的限制，其证明略去，详情也可参考Grossman和Helpman[2]。：

g=(β+(1-β)φ

(11a)

r=(β+(1-β)φ

(11b)

显然由(11)式可知，在技术落后国，R&D部门的研发效率越高(a越小)、劳动力存量越多、消费者越有耐心(主观贴现率越小)、与国外的经贸往来越密切、同国外的技术差距越大(越大)，则稳态时的创新率就会越高；反之，稳态时的创新率越低。但知识产权保护对创新率的影响不确定，它依赖于两国间的技术差距及经贸往来程度。

(二)比较静态分析

通过对经济系统的一般均衡分析，我们得到了落后国的技术进步率表达式。由(11a)式可知，

∂g/∂β=(1-φ

(12)

对于确定的对外经贸往来程度φ，当≥1/φ时，∂g/∂β≤0；反之，则∂g/∂β>0。同理，对于确定的技术差距来说，如果≤1(两国技术差距不是很大)，则∂g/∂β≥0永远成立；若>1(两国技术差距比较大)，当φ≥1/时∂g/∂β≤0，反之则∂g/∂β>0成立。(12)式的经济含义是：当技术差距较小时(n*-n比较小)，模仿技术先进国的新知识并不能给落后国家带来太多好处，此时技术落后国应该通过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依靠自主创新来增加其知识资本。当两国技术差距较大时，如果两国的经贸往来程度很低，则落后国可以接触到国外的新知识依然比较少，此时模仿亦不能给落后国家带来太多好处；只有当两国的经贸往来程度足够高时，模仿领先国的新知识才会对技术落后国家的创新率或技术进步贡献比较大，此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反而不利于落后国家的技术进步。Acemoglu等也认为，在技术进步初期，一国得益于鼓励技术模仿和引进及扩大对外开放的政策，然而当一国技术接近于国际前沿时，应该走自主创新的道路[26]。由此，我们得到命题1。

命题1：知识产权保护对于落后国技术进步的影响方向依赖于技术差距大小以及经贸往来程度的高低。当国内外技术差距相对较大，而且经贸往来程度也相对高的情况下，落后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不利于其技术进步；当落后国的技术水平比较高，或者其技术水平相对较低同时对外经贸往来程度也较低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会促进落后国的技术创新率。

由(11a)式还可以得出： ∂g/∂φ=(1-β)

(13)

(13)式告诉我们，随着落后国家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各种形式的对外经贸往来程度日益加深，落后国家的技术进步率(知识资本的增加速度)会加快。这是因为，对外经贸往来程度的提高使得技术落后国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发达国家的新知识，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既定的情况下，增加了落后国可以使用的知识资本存量，进而降低了创新成本、提高创新率。

由(13)式我们还能进一步发现：∂2g/∂φ∂β=-这说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上升会减弱对外经贸往来为技术落后国家带来的好处，降低其促进落后国家创新率的作用。

命题2：技术落后国家与先进国家的经贸往来程度越深，其技术进步(创新率)速度就会越快；但此时如果提高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则会降低对外经贸往来促进落后国家创新率的作用。

四、实证分析

(一)研究方法与模型

根据以上理论模型部分的分析和命题1与2，以中国各省区数据为基础来检验知识产权保护、对外经贸往来等因素是如何影响我国技术进步率的。

理论分析告诉我们：第一，一国的技术创新率离不开自主研发，而自主研发与人力资本和R&D投入有关系；第二，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赶超的过程中，除了依赖自主研发外，其技术进步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源头就是引进、模仿先进国家的新技术；为了能接触了解到国外的新技术，发展中国家必须依靠对外经贸往来这一重要途径，第三，知识产权保护水平除了直接影响发展中国家自主创新的动机外，还会影响到通过对外经贸往来接触的新知识的溢出程度，所以它们的交叉项也是影响国内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第四，发展中国家政府对于经济的干预程度或者其经济自由程度会影响到社会资源的匹配效率，从而影响到技术创新率。

综合以上分析，设定计量检验模型如下：

INit=α0+α1·IPRit+α2·openit+α3·ipropenit+α4·RDit+α5·Hit+α6·marketit+α7·eft+ui+εit

(14)

其中，i表示个体(省区)，t表示年度；INit表示技术创新率；IPRit表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openit表示对外开放度；ipropenit为知识产权保护和对外开放度的交互项，衡量共同影响；RDit表示创新投入；Hit为人力资本存量；marketit代表市场化程度；eft是可测量的共同因子，表示中国整体经济自由度的变化；ui为个体效应；εit是扰动项。

(二)数据来源

INit使用各省区年度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来表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IPRit参考韩玉雄和李怀祖[27]的方法并改进其度量指标后计算得到；对外开放度openit分别使用进出口总额、出口总额、进口总额和年度FDI流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分别使用trade_gdp，export_gdp,import_gdp和FDI_gdp表示)，数据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http:∥db.cei,gov.cn/)；创新投入RDit由各省区年度的科教文卫支出占GDP的比重来代理(数据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人力资本存量Hit分别使用每万人口中拥有的大中型工业企业科学家与工程师的人数(数据来自《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全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与经济自由度类似，是可观测的共同因子)来表示(数据来自王小鲁等[28])；市场化程度marketit由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含义刚好相反(数据来自中经网统计数据库)；经济自由度指数eft衡量经济制度方面的因素，数据来自于The Fraser Institute(http:∥www.fraserinstitute.org/)。

采用张军等[29]的估计方法对TFP变动进行估计，测算TFP变动的过程如下：(1)以中国30个省区(西藏由于数据不全而舍去)1997-2008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测算各省区以1978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固定资本存量；(2)利用固定资本存量的估计结果、不变价格计算的GDP和现有的劳动力数据，选择规模报酬不变模型，参考Fare等[30]构建的基于DEA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测算中国各省区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3)使用数据包络分析软件包Deap2.1软件，得出中国分省区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变动指数。

物资资本存量的测算方面，采用永续盘存法对1997-2008年的省区固定资本存量进行核算[注]“永续盘存法”具体说明也可参考http:∥www.stats.gov.cn/hsyjh/xsjl/hsff/t20091209_402608328.htm.，把第i个省区的第t年固定资本存量表示为：Kit=(1-δ)Ki,t-1+Iit，其中Iit为第i省区第t期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Kit为第i省区第t期的固定资本存量，δ为资本平均折旧率，取值为0.094[29]。1997年的各省区固定资本存量数据使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中心数据库”的数据并以1978年为基期进行调整，1997年以后各省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指数、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及其指数和劳动投入数据来自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和《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确定这些数据后，使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出30个省区1997-2008年的固定资本存量，并使用Deap2.1软件得到全要素生产率(TFP)变动指数。

(三)计量结果与分析

由于参考韩玉雄和李怀祖[27]的方法计算实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时，有五个省区的律师数据不可得，所以最终我们采用的有效数据是25个省、区、市1997—2008年间的数据。表1呈现了我们使用Stata10.0对上述面板数据的回归结果。

表1 计量模型的回归结果

注：(1)* * *、* *、*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2)括号内为t统计量。

1.知识产权保护的激励效应、对外贸易往来与技术进步

上文“命题1”告诉我们，在技术差距既定的情况下，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从两个方面影响技术进步：(1)增加对自主创新的激励来促进其知识资本的增加；(2)降低对通过对外经贸往来接触到的新知识的模仿概率或程度。故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进步的总体影响方向取决于这两部分的叠加。由表1可知，IPR的影响显著为正，这验证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可以通过增加对自主创新的激励来促进技术进步。另一方面，由贸易往来与知识产权保护的交叉项IPR*OPEN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却显著为负，这说明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的确降低了我国通过对外经贸往来而接触新知识、新技能并进行学习与模仿的机会，从而减弱了这一途径促进我国技术进步的作用。对外贸易对我国技术进步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在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和技术差距既定的情况下，对外贸易的发展直接扩大了我国了解国外新产品、新技术的范围，可使用的“中间产品的种类”上升则降低我国研发成本并促进技术创新。

2.知识产权保护下的FDI流入与技术进步

FDI年度流入额占GDP的比重及其与知识产权保护的交叉乘积项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都不显著，甚至弱显著的负效应，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一般认为，FDI具有两种特点：(1)作为纯粹的资本；(2)作为资本及与其相结合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一方面，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而言，资本相对还是比较稀缺的；所以相当长的时期内流入我国的FDI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制造业的投资项目，这类的FDI主要起到了弥补我国部分资本缺口的作用，并未体现出多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功能。另一方面，由于不少地方政府在不正确的政绩观的引导之下，唯GDP为上，这也造成地方政府在引进FDI时不加甄别，结果反而导致一些地方技术水平原地不动而环境后果却原来越严重，甚至还丢失了市场和引起国内研发水平下降。由于主要体现资本功能的FDI并未隐含多少新知识、新技术，它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反应也不敏感，所以二者的交叉项也不影响我国的技术进步率。

上述结果与Mah[17]的结论非常类似，我国的FDI流入并没有带来经济的真实增长，而我国经济规模的快速增加却是FDI流入的原因；作者同时认为贸易的促进、加强保护私有产权和平稳转型对解释中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快速增长更为重要。

3.研发投入、市场化程度与我国技术进步

表1中的估计结果显示：各省区的技术进步对于其研发投入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各省区的自主创新投入对其生产率的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这部分资金可直接用于支持专项的高技术攻关项目，也可以用来奖励或者补贴那些在自主研发上投入比重较高的企业以降低其研发成本。“市场化”变量对生产率的影响为负，由于我们的市场化程度这一指标是用“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含义刚好与市场化方向相反，所以真实意义上的市场化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是为正。很明显，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比计划条件下的配置效率更高，市场化程度越高，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对各种资源的利用就越有效，对技术效率和研发效率的提升就会越有帮助。

4.人力资本存量、经济自由度与我国技术进步

我们使用了两个指标来代理人力资本存量，分别是：每万人口中拥有的大中型工业企业科学家与工程师的人数(scientist)和全国人均受教育年限(edutime)，但是除了结果3和4中的scientist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显著为正外，其它均不显著。原因可能有以下两方面：(1)scientist这一指标也许不能够很好的度量各省区的人力资本存量，也可能是数据的统计不够准确。(2)由于无法得到各省区的人均教育年限这一数据，我们转而使用了全国的edutime数据，这对各个省区而言是一样的，这样的做法相当于同时引入了“共同因子”；由于全国各省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差别很大，这决定了各省区的教育投入和资金保障情况非常不平衡，所以这一指标不能很好的体现出各自真实的人均教育年限，及其对技术进步的作用。

经济自由度对全要素生产率起到了抑制作用，这似乎与我们的常识不符。究其原因，我们认为：(1)这里的经济自由度(ef)与edutime这一指标一样，是全国范围内一致的，也是作为“共同因子”引入；这可能也是忽略了各省区的经济自由程度差异而带来的结果。(2)经济自由度的衡量比较复杂，它包括了贸易政策、政府财政开支、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货币政策、资本流动和外国投资、银行业和金融业、工资和物价、产权、规制和非正规市场活动等10个方面的表现情况；我国还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很多方面的转换可能会出现一时的不适应状况，有可能暂时不利于生产率的增长。

在实证模型中，如果用“技术创新率”对“知识产权保护”做偏导数，可得：∂INit/∂IPRit=α1+α3·openit。把回归的结果中α1和α3的拟合值带入到α1+α3·openit中可以知道，如果我国对外贸易往来深化到一定的程度，这时再继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实际上是不利于我国技术进步的，因为大量的国外新技术可能被更强的知识产权保护“拒之门外”。

五、结 论

本文拓展中间产品种类扩张的内生技术进步模型分析框架，主要探讨了技术落后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和对外经贸往来程度是如何影响其技术进步的。在构建理论模型方面对落后国家的研发成本设定是一个重要创新之处，相对于现有的文献而言，研发成本设定能够更为细致的反映出技术落后国从对外经贸往来中获得知识溢出的好处，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如何通过影响创新激励和对国外新技术的模仿程度来改变国内技术水平。发展中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可以为自主创新提供激励，并到达促进技术进步的目的；但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同时却降低了模仿通过对外经贸往来接触到的新知识、新技术的机会，可能又不利于获取国外的技术溢出。通过理论模型分析和实证检验，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

第一，国内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依赖于我国与发达国家经贸往来程度的高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会通过增加对自主创新的激励来促进技术进步，也会降低我国通过对外经贸往来而接触新知识、新技能并进行学习与模仿的机会，从而减弱了这一途径促进我国技术进步的作用。

第二，对外贸易往来程度越深，我国的技术进步(创新率)速度就会越快。在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和技术差距既定的情况下，对外开放度的增加直接扩大了我国了解国外新产品、新技术的范围，可使用的“中间产品的种类”上升则降低我国研发成本。此时如果提高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则会降低对外经贸往来促进落后国家创新率的作用。

研究并未发现FDI对我国技术进步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这说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流入我国的FDI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制造业的投资项目，这类的FDI主要起到了弥补我国部分资本缺口的作用，并未体现出多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功能；它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反应也不敏感，所以二者也不会共同影响到我国的技术进步率。

第三，各省区的自主创新投入对其生产率的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增加对专项的高技术项目研究支持，或者补贴那些在自主研发上投入比重较高的企业都可以带来新技术的产生和新知识的增加。市场化程度越高，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对各种资源的利用也会越有效，对技术效率和研发效率的提升就会越有帮助。

第四，我国还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在这期间，我国可能对很多方面比如文化、规则、政策等方面的转换会出现一时的不适应状况，暂时不利于生产率的增长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一时的不适应而否定市场化及促进经济自由化的方向。

对于接触、模仿国外新技术来说，选择促进对外贸易的开放政策比鼓励引进外资更为重要和有效。所以积极的拓展贸易新领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和推动发达国家取消对华的高技术出口限制等措施是必要的。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国家实现技术赶超的必要手段和技术创新的激励之源，但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升进程应该符合我国的整体发展需要。当技术差距相对较大，而且经贸往来程度也相对高的情况下，我国应该采取适度宽松的知识产权制度安排；当我国技术水平已经离世界技术前沿不远的时候，就应该走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自主创新为主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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