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洪雪

在中国戏曲史上，昆曲曾经历了长达两百年的鼎盛和辉煌。自清代中叶后，昆曲渐失去了原有活力，开始走向衰微，失去了在戏曲界中的“老大”地位。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世界范围遴选出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项目，昆曲出人意料地全票当选。由此，昆曲迎来了一个“小阳春”时期。沉寂已久的昆曲开始逐渐进入大众视野，人们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触到昆曲，昆曲也由此有了越来越多的受众，这些受众中有戏迷、普通民众、研究者、传播者、演员和学艺者等等。昆曲优秀的传统剧目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和追捧，昆曲遗产的价值及保护、传承问题也成为了戏曲评论界热议的话题。

昆曲进入了世界级遗产名录，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我们也需清醒地认识到，进入遗产名录，只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的第一步，或者说是提供了一个保护的平台。而真正要做到有效保护，对昆曲而言，首要的问题是明确界定昆曲遗产的范畴，并达成共识。反之，若将其外延含糊或随意扩大，把属于遗产范畴的传统艺术与现代新昆剧混为一谈，这不仅有损于昆曲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还有可能将弥足珍贵的遗产精华异化，甚至毁于一旦。那么，在我们所欣赏或接触的各种样式的昆曲演出中，哪些才属于真正的昆曲遗产呢？下面，我们结合着昆曲遗产的内涵对其遗产范畴作一分析。

其一，昆曲独具的古典音乐精华和成熟精湛的舞台艺术，为其他后兴剧种在音乐体制、表演艺术和基本美学原则方面提供了范式，是昆曲遗产的重要内容。

昆曲采用的是曲牌体的音乐结构，其中包含了唐宋大曲、宋词、元曲、诸宫调、唱赚等曲调，汇集了我国古代音乐的精华。明嘉靖年间，魏良辅等戏曲音乐家又兼收了当时南曲清柔婉转和北曲激昂慷慨之所长，对昆山腔进行了革新，赋予曲调新的生命力，“度为新声”，同时还运用以笛为中心，箫、管、笙、三弦等配套的伴奏形式，为后来昆曲的传播和舞台上昆剧的演出创造了条件。

自昆曲被搬上舞台后，就在创作和舞台演出上确立了基本的角色行当体系。清康、乾时期渐兴起的昆曲折子戏，经过昆曲剧作家及艺人的反复锤炼和提高，在思想内容、情节结构和人物刻画等方面均有了极大突破，尤其是在舞台表演艺术上更为精益求精、细腻传神。昆曲的不同行当也在折子戏中得到了严格细致的区分，形成了各行角色完整的演艺体系和艺术规范，同时也奠定了戏剧表演艺术的美学准则。

其二，昆曲丰富多样的经典剧目，为后世了解当时的社会世态风情提供了生动见证，是其他戏曲剧种的资源宝库。

明代，梁辰鱼创作的昆腔传奇《浣纱记》，将华美的曲词与昆山新腔成功结合起来，开辟了获得声腔与剧作之美双重认可的明清传奇时代。万历年间产生的心学也极大地促进了文人对个性自由的追求，这种思潮在明代后期的昆腔传奇中得到了充分反映。汤显祖的“临川四梦”皆属于“至真、至情”之作，其中《牡丹亭》更是“因情成梦，因梦成剧”。明清时期，昆腔传奇作品的数量之多、范围之广、成就之大，史无前例，其艺术特色与成就是多方面的。吕天成在《曲品》（卷下）中将传奇题材划分为六种，包括忠孝、节义、仙佛、功名、豪侠和风情。传奇中有对教化的执著，对忠孝节义的演绎，对宗教信仰的难舍情结，对功业的渴望及对情爱的痴迷，称传奇为反映世态万象的百科全书，并不为过。丰富的传奇经典剧目和折子戏不仅为后世记载了那段遥远的历史和当时的世俗风情，同时也成为了京剧等后起剧种的艺术宝库。

昆曲经典的传统剧目是古人智慧的结晶，无疑是昆曲遗产中极具价值的部分。在现今舞台上演出的传统剧目，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从前辈代代师承下来的传奇作品和传统折子戏；二是剧本曲谱俱全，而舞台表演已经失传，由今人按昆曲传统法则重新排演并搬上舞台的剧目。这两者的艺术格局与艺术形态是相同的，均是按照昆曲的传统法则、或称其为“原真态”搬演，所以均属传统昆曲遗产范畴。其三，昆曲的清曲与剧曲一起维系着昆曲的“活态”传承，是昆曲遗产不可分割的部分。

清曲的音乐风格与文人旨趣契合，一直是文人乐于提倡的清雅之曲。昆曲的清唱早于剧唱，自昆曲正式成为舞台剧后，清曲对场上剧曲的音乐、剧本、表演等方面的成熟和完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清唱与剧唱曾一度各自发展，至清代，清曲创作趋向衰微，文人开始热衷为剧曲订谱，使得昆曲工尺谱大量出现，并日渐完善。清末民初，清唱与舞台剧唱还出现了合流倾向。陆蕚庭在《昆曲演出史稿》中说：“清曲向剧曲靠拢，与剧曲结合，也是有社会原因的。晚清以来，昆曲活动日趋停滞，但有一种现象却很值得注意，即各地清曲社兴盛一时。曲社内部的组织较前有所改进，社员们不仅把唱曲作为个人癖好和业余消遣，而且还明显地抱着复兴昆曲、培养人才的愿望。为此，他们打破传统的常规，除了钻研曲学、讲究唱法以外，不以兼习台步身段为耻辱，相反，都很重视彩串（演出），把登台演出，看做习曲的最后阶段。”

清末民初后，昆曲舞台演出虽然衰微，但民间唱曲连绵不绝。朱祖谋在寓居苏州鹤园期间，常与吴中名士汪东、吴梅、张紫东等拍曲吟唱、饮宴雅集，园中曲会尤盛。就连昆曲传习所“传字辈”少年也常与他们度曲于此。当前，国内有影响的民间曲社团体仍有15个之多，分布于北京、上海、苏州、南京、扬州、宜兴和湖南等地。民间的唱曲活动对于昆曲遗产的清唱和剧唱的活态传承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昆曲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之后，为昆曲遗产的保护、振兴带来了重大契机，关心昆曲的人士无不感到欣慰，受到鼓舞。但我们要清醒地看到，跻身世界文化遗产之列的项目，多生存状况濒危，亟需抢救保护。如同对物化的历史文化遗产必须保存它的真实性、完整性一样，对昆曲这一艺术体系完备的成熟剧种，当前最紧迫的任务，不是创新，而是继承。如果否定坚持，只求创新，不仅会使其作为重要内容的传统剧目和表演艺术逐渐面临失传的危险，同时在创新的误区下创作出的新剧目也未必能传之永久。据《上海昆剧志》中所附的《传统剧目演出表》记载，清末昆剧艺人能演的折子戏有550出，至上世纪20年代，传字辈能演的还有460出，至60年代，昆一二班传下的只剩210出，而到了90年代三班则仅存50余出。现今，舞台上常演的昆曲剧目也不过几十出而已。这样的状况应引起我们的警觉！

眼下，昆曲遗产保护工作的当务之急在于：一是对优秀传统剧目的抢救和整理，二是对老艺术家的技艺保护和传承。对于不同水准的昆曲传统剧目，我们应该区别对待：那些已经达到艺术高峰的传统剧目，工作重心要放在保护其原有的艺术水准不受损伤这一点上，保住这一份精美与经典；对于那些不够完美完善的传统剧目，应通过加工整理，力求使其有所进步与提高，不断向艺术的完美境界攀登。艺术家们精湛的技艺，只有通过青年演员的刻苦学艺才能得以延续。有人以舞台艺术是一种“活态”艺术为理由，否认“原汁原味”的说法，这是失之偏颇的。所谓的“原汁原味”强调的是，应该体现它历史的真实性，传递真实的历史信息；应该体现艺术规范的完整性，包括音乐、剧本、行当体制和舞台表演等。当然，继承与发展是辩证统一的，强调继承并非否定发展。以人为载体的舞台艺术，虽来自传承，但每一代传承人都会有各自的创造与发挥，其间贯穿着不断丰富、精益求精的过程，所以又是流动着的。当一个优秀演员达到了“传神”的艺术境界，那么他在传承经典剧目的同时，既是学习的过程，也是艺术再创造的过程。换言之，前人留下的遗产中必定又包含着后人的创造。每当剧坛上出现艺术大师或优秀艺术家时，传统剧目的场上艺术便会更进一步，得以完善和提高，产生飞跃。一旦出现人才断层，艺术便会倒退，使人有今不如昔的感慨，更加怀念前辈艺术家的风采。所以，遗产的流失，有时是因为前人达到了极高的水准，艺术难度太大，后人又未能很好地加以继承和发扬而造成的。有人说，传统剧目之不传，都是因为其劣质或不适应当代社会而自然淘汰，甚至归罪于坚持原真性造成了对后人的束缚，这样的认识是十分片面的。

对于有人去改革、创新昆曲，乃至试图发展出一种昆味的新剧，我们应该采取宽容的态度。但需要强调的是，当前出现的某些改良新昆剧与作为遗产的昆曲是两码事。古典昆曲剧目的舞台艺术理所当然应该保持其原真性，它无须也不该承担起现代意识和现代使命的责任。就象人们并不要求在意大利的古典歌剧、俄国的古典芭蕾、英国的莎士比亚戏剧中融入现代元素一样。任何随意地改变其古典特性，只会削弱甚至丧失其文化艺术价值的“含金量”。而现代剧作家创作的新编昆剧，则是当代人对历史的感悟与诠释，在舞台艺术程式和音乐体制上与作为遗产的古典昆曲呈现出明显差异。苏州昆曲老专家顾笃璜称之为“转基因新物种”，也许不无道理。因此，至少从当下讲，这些新昆剧不属于遗产范畴。至于今后，它能否被扩展进入“遗产”，则取决于新昆剧的创新是否以昆曲基本的曲律、基本程式为基础，也就是说它与作为遗产的古典昆曲有多少关联度，艺术上又是否达到了一定的成熟度。

近年来，戏曲舞台上出现了中西乐器合奏的戏曲音乐会、演唱会，各种戏歌颇为流行。对于“昆歌”、“昆舞”和中西乐器合奏的昆曲，大可不必横加指责。艺术表演形式的多样化、时尚化是当前的一种趋势，在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活动中融入一些昆曲音乐和表演的元素，使曲高和寡的昆曲与现代时尚青年间有一个桥梁，也许并非坏事。但要通过各种舆论和宣传途径对观众因势利导，使观众了解到，无论是“昆歌”、“昆舞”，还是“昆乐”，并不属于遗产范畴内的正宗昆曲，而是一种新兴的文艺样式。

当前，对于昆曲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有着十分优越的环境和条件。中央领导专门就昆曲保护问题作出批示，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颁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文化部与财政部又联合制定了《国家昆曲艺术抢救、保护和扶持工程实施方案》。昆曲等中国传统戏曲的生存与保护被纳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曾经远离公众视线的昆曲逐渐被人们所关注，体现了社会的文化自觉意识。在这一背景下，昆曲演出界、理论界更要树立起忧患意识、责任意识，担负起保护、传承昆曲遗产的责任。

昆曲遗产的保护不能仅依赖于政府行为，更需要昆曲界自身的努力和全社会的支持。尽管它处于一个娱乐形式多样化、大众文化占据主流的时代，不可能改变“小众化”的状况，但如何培养固定的观众群，尽可能地拓宽自身的生存空间，这是值得探索和实践的课题。在这方面，苏州迈出了值得赞许的步子。例如，苏州将昆曲向钟爱传统文化的人群和高等院校师生推广，把昆曲讲座、昆曲演出引入全国各地的著名高校，甚至走入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著名高校和当地的知名剧院，使国际友人感受到了东方文明古国的艺术魅力。在坚持苏州昆曲原真性保护传承的原则下，苏州在剧目的制作、演出和市场运作上也采取了开放的态度，不仅加强与海内外的基金会、文化公司等各类社会组织的横向联系，同时还争取儒商、华裔文化名人参与剧目的制作、演出，以市场规则运作昆曲。青春版《牡丹亭》和经典版《长生殿》等剧目的成功，皆是两岸三地联袂合作的硕果。这表明，昆曲与精英文化的结合，也可以为昆曲的未来发展开拓出一条可行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