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荣湘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图书馆，广东 广州 510065)

奥古斯特·斯特林堡(1849—1912)是瑞典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他的作品在瑞典被视为宝贵的民族遗产。斯特林堡生前与图书馆颇有渊源。早在读大学的时候，他曾在图书馆当过管理员，并专门向他的高中老师学习图书馆学知识。后来他又在瑞典皇家图书馆当助理馆员。在他的许多作品中，记录了大量与图书馆有关的叙事。通过对斯特林堡的经历以及他作品里有关图书馆叙事的考察，有助于我们认识和了解19世纪的瑞典图书馆。

1 斯特林堡与图书馆的渊源

1.1 在图书馆工作的经历

由于家境贫寒，斯特林堡几度辍学，为了能够继续文学创作，他从事过多种职业，包括在大学图书馆做过管理员，这段经历迄今鲜有披露。但从自传中透露出来的情绪或许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斯特林堡对于当时大学环境的失望。他的那些纷至沓来的生活印象和此起彼伏的思绪，很多都反映在他早期的作品当中。1874年，斯特林堡在《瑞典公民报》上发表了两篇赞颂皇家图书馆的文章，他指出“这个与国民教育有关的最主要机构”需要增加人力和财力，才能继续完成它的使命。在文章里，他表现出了很高的图书馆学素养，由此得到了时任皇室图书馆馆长克雷明的赏识，他也因此获得了皇家图书馆特别助理的职位。

在自传体小说《女仆的儿子》中，斯特林堡描述了第一次走进皇家图书馆的情形：“他第一次走进那个像巴恩咖啡馆一样大和处处堆满书的大厅时，他简直惊呆了。那是一个浩瀚的大海，他恨不得头朝下扎进去，把里面的水喝干。面对人类创造的巨大精神财富肃然起敬，他想人生之谜一定会在那里解开。”

其实在此之前，斯特林堡就曾多次去过那里借书。他偶尔从朋友那里听说王宫有个国家图书馆，只要立一个字据，每个人都可以拥有借书的权利。斯特林堡在皇家图书馆的生活可以说是如鱼得水，一方面，他得以接触到皇家图书馆丰富的典藏并从中汲取了文学养分;另一方面，在皇家图书馆开展的学术研究，不仅丰富了他的阅历，同时也对他在文学和戏剧创作理论方面臻于成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最出色的文学作品都是他在皇家图书馆工作之后开始创作的。作为一名出色的作家，他很善于捕捉图书馆生活中那些细微的变化，譬如：

“他一个人坐在借书的地方……来借书时，他就感到比那个毕恭毕敬地打听一件事或借一本书的人高一等。凡去借书的人几乎没有不被迷惑的，首先是被王宫的建筑所迷惑，然后是被那里的书所迷惑，走进里面那间屋子时都显得不大自然。”

当时除了担任皇家图书馆特别助理之外，他还兼任皇家文书的职务，当时图书馆员社会地位并不高，大多数人只位列文官体系中最低的层级。他们主要是图书馆馆藏的管理者，身份可能是抄书人、编辑、装订工和学者。但在自传中，斯特林堡特意强调了自己到皇家图书馆任职后社会声望的提高，同时拥有双重“皇家”身份，周围的人用“皇家”这个词称呼他时，“他不禁从内心里感到好笑。工作地点在王宫里，他走进王宫，觉得自己就像个到那里偷东摸西的小偷”。

不过由于在妇女问题上过于出格的言论，给他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1882年斯特林堡辞去在皇家图书馆的工作。最初他去了当时欧洲的文明中心——巴黎，花了大量的时间待在图书馆继续他的创作，同时也接触到了欧洲大陆上各种哲学和文艺思潮、流派和许多新鲜事物，这也是斯特林堡的写作风格不断变化的原因所在。

1.2 利用图书馆求知问学与创作

斯特林堡的父亲有一个小藏书室，里面收藏了一些文史典籍。最初，他并不喜欢小说，觉得又长又枯燥，相反对一些杂书产生了兴趣。不过后来他被《处女楼》中的故事情节深深打动了，也就是从那些故事情节当中，他发现了自己的影子，他感觉自己能够理解小说人物所说的话，主人公也和自己一样恋爱过，遭受过失败和进行过斗争。自此伊始，他对小说艺术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读过拜伦的《唐璜》，但那种风格根本不合他的口味，因为他讨厌描写性的诗歌，也不喜欢韵文。在他看来，司哥特的小说太长了，根本不值得一看。他对狄更斯比较推崇，因为狄更斯可以把没有生命的东西写得活灵活现。在那里，他还读过大仲马的惊险小说和莎士比亚的戏剧。受莎士比亚的影响，他喜欢上了戏剧，对莎士比亚塑造出来的哈姆雷特尤为推崇。不过，他对莎士比亚没有让哈姆雷特的愿望全部实现，而采取一种喜剧的艺术手法很不以为然。

皇家图书馆的经历对于斯特林堡戏剧风格的成熟有重要影响。他就像一块沁入水里的海绵，从皇家图书馆丰富的典藏中源源不断地吸取养分。他从席勒的作品中洞悉了关于戏剧的深刻意义;从歌德的作品中学会告诉演员动作、出场和退场;从莱辛的戏剧评论中，他领悟到了表演技巧对于戏剧的重要性，还从中学会了如何挑选优秀演员。1872年，斯特林堡集中精力创作剧本《叛徒》，他在皇家图书馆经过仔细研究，抄录了大量与题材有关的背景资料。为了尽可能掩饰他的创作意图，他在剧本中时不时安插了不同的材料。例如在剧本中，他完全摈弃了传统西方戏剧创作中嵌入大量诗歌和华丽词句的做法，不再强调剧本的整体性，采用了歌德在《葛兹·冯·伯里辛根》使用多幕剧表达故事情节的做法，这种创作手法相当成功，剧本一上演，就引起了西方戏剧界的广泛关注。

1.3 因图书馆与中国结缘

斯特林堡在图书馆工作时，偶然在一些手抄本中发现了部分中文书，因为那些书都是印刷体，不应当跟手抄本放在一起。所以，他向上司建议将这部分图书转移放置。上司同意并建议他就这些中文书做一个目录。此前斯特林堡并没有学习过汉语，但那些中文图书引起了他浓厚的兴趣。经过一年多的刻苦学习，“他怀着胜利的喜悦交出了一份目录。他成了‘汉学家’，掌握了中文的垄断权。”斯特林堡在这里提到“中文的垄断权”吻合了彼时西欧汉学研究的实情，图书馆员是很多欧洲国家中少数掌握了知识权利的人。

由于斯特林堡在图书馆熟练掌握了分类和编目的技巧，一些私人收藏家开始聘请他编写图书目录，他也因此有机会浏览了瑞典各个历史时期的书籍，其中就有15世纪的古版图书，也有欧洲传教士从中国带回来的中文图书。这对拓宽他的视野和加深对中国的了解提供了很大帮助。同时汉语对他的创作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在《一出梦剧》中引入了佛教徒，在剧场布景方面也吸纳了中国文学作品中的虚拟、写意手法，在剧作《鬼魂奏鸣曲》中，他还特意安置了一个供奉有佛像、莲香飘荡的场景，他甚至将信佛视为与欣赏自然美景一样，可以净化人类灵魂的药方。

尽管斯特林堡对汉学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但他本人从没有去过中国，加上当时瑞典国内收藏的中文图书毕竟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他的汉学研究。譬如他的汉语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源于他的臆想，他在《中国和日本》《世界语言之根》和《汉语渊源》等著作中对汉语做了大量的研究，他认为汉字是随希腊文字、梵文变化的，汉语语法也是源自希腊文，由此得出中国文字源于希腊文的错误结论。而在对汉字释义的过程中也出现过类似的错误，如他将汉字“略”解释为“致死、打死”的意思，显然有悖于原意。

2 作家笔下的瑞典皇家图书馆

斯特林堡的小说大都是在作者亲历的基础上，运用艺术手法和表达技巧，经过想象、虚构、加工而成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它也是历史的一部分。通过对小说的分析，再与我们抽取的史料进行对比，对于重现历史，更接近真实的19世纪瑞典图书馆很有帮助。在斯特林堡的作品中，皇家图书馆频频出现，显然那段经历对斯特林堡的成长起到了重要的影响，以至于他经常将小说的叙事空间放在图书馆中，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有关19世纪瑞典皇家图书馆的历史痕迹。

2.1 皇家图书馆员工编制及工资待遇

在斯特林堡时代的皇家图书馆，即便是助理馆员，也有编外和在编之分。斯特林堡最初并不是以在编的身份进入皇家图书馆的，在《女仆的儿子》中他曾提到当时获得的职位是编外特别助理，这一职位只不过是在图书馆挂一个名，只是需要到工作的地方临时看看，既不要尽很多义务，享受的权利也很少。实际上跟临时工差不多(斯特林堡后来在《红房间》中对这种做法进行了讽刺)。与在编人员相比，他们的社会地位更低，而且薪资待遇也相差很远，他在图书馆的年收入总共才180克朗，其中工资收入为130克朗，其余的是奖金，之后的两年，他的工资分别涨到了140克朗和150克朗，而他当时租住的那间房子一年的租金就高达200克朗，也就是说，仅凭在图书馆的收入，他根本就无法养活自己。对当时皇家图书馆的职工升迁制度，斯特林堡曾不无抱怨：

“就职位提升而言，我必须等到排在我前面的七位编外人员进入坟墓才有可能，而现在他们的身体都很好，其中四位是分红利的。”

从这一段叙事中可以看出，当时的皇家图书馆内职位升迁还存在一定的等级制度，升迁条件主要是看资历。此外，即便同样是编外工作人员，他们在待遇方面也存在差别，部分人可以从图书馆分到额外红利(他并未说明红利的来源)。斯特林堡的升迁并没有等那么长时间。1877年，也就是在他进入皇家图书馆工作的第4年，

“命运之神帮我的忙，我被提名为图书馆助理馆员，有了一万二千克朗的固定收入，因为图书馆的藏书要移到新的馆址，我得到了六百克朗的补贴。”

从这一论述中可以看出，斯特林堡被提升为助理馆员后，他每个月的收入有了大幅上涨。这与他之前所拿的编外助理工资相比，待遇相差了将近80倍，由此可见当时皇家图书馆不同编制工作人员的薪酬悬殊之大。

2.2 皇家图书馆环境及藏书

皇家图书馆的环境并没有如很多人所想象的那样富丽堂皇。斯特林堡使用了糟糕、拥挤、肮脏、供暖不足等词汇形容那里的环境。此外，一般管理员的生活也是极其清苦。1877年，斯特林堡曾为一名去世的图书管理员打抱不平，特意起草了一份致国王书，将管理员过早离世的原因归结于“一直在图书馆透风、寒冷和潮湿的屋子里辛勤工作”。曾担任皇家图书馆馆长的吴努·威勒士也在其著作中提到了“那里的恶劣环境”。可见当时图书馆员的社会地位并不像斯特林堡所说的那么高，他的夸张之辞可能是要把它与自己惯用的“最下等的无产者过的生活”形成鲜明的对比。

皇家图书馆除了购书和接收呈缴本之外，也接受社会的捐赠。《疯人辩护词》中记载：1864年，瑞典人L·英埃斯特罗姆把自己15 000册私人藏书捐给了皇家图书馆，这正是斯特林堡负责清理和编目的那批图书。有趣的是，斯特林堡对此还有意调侃：“此人想流芳百世，在图书馆的封面上打上水印，并配上了一句拉丁文格言：永不言败。”

在小说中，斯特林堡还记录了皇家图书馆的一些珍贵典藏，其中有文艺复兴时期白色和金色的羊皮封套文集，17世纪黑色和银色的西班牙科尔多瓦革封套文集、18世纪带有红色毛边的小牛皮封套文集、带帝国风格的绿色皮封套文集等等，不过这些文集和普通的纸封套文集存放在一起，并没有单独保存。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皇家图书馆的典藏制度还比较松散，并没有设置孤本、珍藏本一类的藏书室，也没有对藏书进行严格意义上的分类。

2.3 管理员工作

早期欧洲的图书馆员主要以典藏文献资料档案或史册史料整理手稿为主，随着图书资料的增多，图书馆员便开始编辑目录以供读者利用。传统式的图书馆员的工作内容主要以图书采购，分类编目、打字、借还图书及盖章为主。从斯特林堡小说中所记述的图书管理员的生活来看，他们的工作主要在馆内，具体到图书的采访、分编、流通服务。由于当时缺乏统一的编目规则，图书馆员要对图书馆藏书进行编列、编目，有时候还要抄录图书。在流通服务方面，他们根据读者的要求替读者取书，再归回书架。从上述小说片段中可以看到，在接收文献过程中，管理员并不需要亲自上架，而是交给工人来做，管理员主要负责监督和指导。这反映了19世纪瑞典图书馆员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已日益紧密，逐渐取代了早期图书馆员主要跟书打交道的关系。图书馆员的角色已从馆藏的维护者转变为主动提供服务者。由于图书馆收集的文献来源日益广泛，对图书馆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从斯特林堡进入皇家图书馆的经历来看，那些精通多种语言，了解各学术领域的最新发展的专家和学者，更易为大型图书馆所接纳。

2.4 中文图书进入瑞典图书馆的历史

历史上中国与瑞典很早就开始了商业往来。中文图书何时开始进入到瑞典，迄今仍是一个谜。但中文图书何时进入到瑞典图书馆系统收藏，或许我们可以从斯特林堡的作品里寻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根据史料记载，早在13世纪，就有一部分中国文献通过商人和传教士流入到欧洲。进入19世纪，随着民间交流日渐频繁，中国文献开始大量传入欧洲。当时，流入欧洲的中国文献主要有3个去向：1)私人收藏，这主要是指那些来华商人或传教士，他们通晓一定的汉语知识，基于个人兴趣或其他目的，将一些中国文献带回到本国收藏;2)图书馆。如在18世纪初，法国皇家图书馆就曾托人专门从中国购置了一批包括政治、科学、语言、艺术在内的重要中国书籍;3)汉学研究。这主要是指部分汉学家，出于研究的需要，通过各种途径收集有关的中国文献。

由于语言方面的障碍，一般的瑞典人很难看懂那些中国文献，他们所了解的中国，大都是通过阅读一些商人和传教士撰写的有关中国的文献，如《马可波罗游记》《额多立克游记》等。在斯特林堡进入皇家图书馆工作之前，那里就已经收藏了少量的中国文献，这部分文献主要来源于商人和藏书家的捐赠。从斯特林堡所描述的情况来看，当时皇家图书馆并没有将其收藏的中国文献单独陈列出来，甚至连目录也没有做(可能跟缺乏中文翻译有关)。由此可见，在这之前皇家图书馆并没有系统收藏过中国文献。由于斯特林堡在学习中文方面卓有成效，皇家图书馆在他的研究基础上开始设立了中文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皇家图书馆中文部也扮演了瑞典中国问题资料中心的角色。但是这种基于某位专家的研究成果而设置的机构并不稳定，一旦该专家学者离开后，倘若找不到合适的继任者，那么机构的运作就可能会陷入瘫痪乃至停顿。例如斯特林堡离开皇家图书馆后，该馆中文部不久就被取消即为例证。

3 结语

斯特林堡作品中与图书馆有关的叙事，很少有独立成章的片段。显然，作为作者极其熟稔的环境，斯特林堡很少将洞悉和观察社会的视角局限于图书馆范围之内。他只是提供了当时瑞典图书馆生活的一些具体细节，但并没有刻画出19世纪瑞典图书馆的全貌。他不像博尔赫斯那样将图书馆视为想象的王国。但斯特林堡对作品的态度显然更忠于“真实”，他的支持者坚持认为斯特林堡的小说全面而令人信服地陈述了生活的真实，以至于他的批评者经常将他的作品与现实“对号入座”，虽然给作者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但这种坚持写实的态度对于今天我们认识和了解瑞典图书馆的历史却有着莫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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