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冰王春霞

（1．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北京 100102；2．中国石油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 102249）

从《谢利》看英国现状小说的“去激进化”及其价值

金 冰王春霞

（1．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英语学院，北京 100102；2．中国石油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 102249）

通过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谢利》深入分析“英国现状小说”与宪章派、卢德派等激进社会运动之间的关联，从而进一步探讨这种类型的小说在维多利亚中期“去激进化”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英国现状小说；卢德派运动；去激进化；《谢利》；历史价值；社会价值

1837年，随着维多利亚女王即位，英国进入长达60多年的黄金时代——维多利亚时代。维多利亚时代早期，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英国社会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贫富差距的不断加大导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英国社会动荡不安，几乎所有英国城市都卷入了旷日持久、规模浩大的宪章运动之中。但是，英国非但没有爆发革命，反而由此进入了一段相对稳定平和的时期。许多西方学者尝试从宗教、文化、思想、心理、情感等多个维度探究其深层原因。当时的知识群体尤其是以反映当时社会问题及社会变革为己任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群体在此进程中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要想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就要从他们创作的所谓“英国现状小说”谈起。

“英国现状小说”是指兴起于19世纪40年代前后的一种反映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小说，又被称为社会小说或工业小说，主要代表作家有迪斯雷利、狄更斯、盖斯凯尔夫人、金斯利等。这类作品通常以英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为主要内容，聚焦阶级矛盾、性别冲突以及劳资关系等热点问题，揭示城市贫民及新兴工人阶级所遭受的不公正和不平等待遇，深入探讨了工业革命的社会后果，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良知感和正义感。

然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这类小说作者的创作动机大多是为了教育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读者，唤起其对穷人的同情心，从而改善底层阶级的境遇。这些作家认为社会结构总体而言是完好的，他们同情工人的悲惨境遇，在作品中也揭露了工人阶级生活条件的恶劣，但是反对工人使用暴力，把工人境遇的改善只寄托在工厂主的良好愿望或点滴改良上。面对劳资冲突，他们往往将矛盾归咎于某些工厂主和工人的性格缺陷。通过工厂主的转变，或惩罚工人阶级中的“害群之马”，工厂主和工人相互理解，矛盾最终得到解决。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谢利》是“英国现状小说”的一个范式，本文通过细读文本，深入分析“英国现状小说”与卢德派、宪章派等激进社会运动之间的关联，从而进一步探讨这种类型的小说在维多利亚中期“去激进化”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

一、《谢利》：“英国现状小说”的范式

夏洛蒂·勃朗特作为女性经验的书写者，她的第一部小说《简爱》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她随即转变风格，写了一部社会历史小说《谢利》。这部作品在艺术性和完整性上遭到同时代批评家的质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乔治·亨利·刘易斯，他认为：“《谢莉》不能被作为艺术品来接受。它不是一幅图画，而是一组东拼西凑、随意挥就的速写，只能作为一幅或更多图画的基础。”这里“东拼西凑、随意挥就的速写”指的是小说中涉及的众多主题，例如，女人权利和社会地位问题的探讨，家庭教师地位问题的探讨，约克郡的风土人情、卢德派运动和政府的枢密令等。许多评论家也持有相似的观点，认为作者不应该涉足并不擅长的社会历史小说。但是，后世批评家试图从“英国现状小说”的角度对《谢利》展开分析，从而肯定了小说的历史和社会学价值。玛格丽特·史密斯指出：“以与‘英国现状小说’的关系来考虑，《谢利》满可以被认为是一部内容更丰富、更令人满意的小说。”

勃朗特创作 《谢利》的时间是1848—1849年，当时的英国社会依然处在宪章运动的旋涡之中，而这与1811—1812年卢德派运动时期的英国社会有着某种程度的相似。卢德派主要是工人阶级以破坏机器为手段反对工厂主压迫和剥削的自发运动，宪章运动则有更为全面成熟的政治诉求，它们对现存秩序和公众思想的冲击不无相似。因此，正如批评家所说，勃朗特是借那段历史对自身所处年代的社会问题进行思考。她对卢德派运动时期英国社会的分析对自身所处的时代显然具有更多的针对性和指向性。

二、去激进化策略之一：工厂主的慈善性转变

小说中，工厂主罗伯特·穆尔和失业工人之间的矛盾就是卢德派运动破坏纺织机器运动的一个缩影。时值英法战争，英国政府颁布的针对拿破仑的枢密令使新兴毛纺织业遭受重创。为了摆脱经济困难，工厂主罗伯特·穆尔积极引进新机器，解雇技术工人，置他们的生计于不顾，他的行为招致了失业工人的报复。面对教区教民的穷苦生活，当地乡绅谢利和约克先生积极行善，尽力维护教区的稳定，但依然避免不了卢德派运动在教区的蔓延。工厂主罗伯特显然代表着新兴毛纺织业的利益，这一阶级有着最明显的趋利性。作为一个“彻底改革派”，他只顾冷漠地追求自身利益，以致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越演越烈，最终遭到了工人的报复。在以“慈善救济”为主题的圣灵降临周活动的当晚，工人袭击了他的工厂，甚至险些要了他的命。

同许多“英国现状小说”作家一样，夏洛蒂·勃朗特面对劳资冲突的首要解决之道是诉诸工厂主的转变和仁爱。小说前半部分罗伯特·穆尔的冷酷无情和后半部分他对穷人的深切同情形成了鲜明对比。 遭遇袭击前的罗伯特·穆尔自私自利，对工人的苦难毫无感情，工厂和利润是他的一切；遭遇袭击后的罗伯特离开西里亭，在伯明翰和伦敦目睹了失业工人的困苦生活，意识到以往自身行为的自私，决意为穷人做点事情。就在这个时候，他却遭到了枪击，险些丢了性命。然而，他非但没有追究伤害他的人，反而在那个人因病亡故之后给了他妻子丧葬费。罗伯特在向卡罗琳求婚时，也表达了要做些有益的事情的决心。最终，由于枢密令的撤销以及经济环境的改善，工人和工厂主之间的矛盾得以解决。

不难看出，小说中罗伯特的转变缺乏足够的信服力。罗伯特的改变与其说是内在思想的蜕变，毋宁说是外部环境因素所致。罗伯特和工人之间矛盾的解决与1812年6月枢密令的撤销有很大关系。枢密令曾使制造业失去国外市场而陷入停滞状态，毛纺织业因此一蹶不振。枢密令的撤销似乎使所有问题得以解决，罗伯特工厂积压的存货销售一空。正如罗伯特对卡罗琳所提到的：“我这下子可以多雇一些工人，给他们较高的工资，制订比较明智、大方的计划，做点有益的事情，少做自私的打算。”显然，如果经济形势没有好转，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罗伯特的仁慈无疑会大打折扣。作者诉诸工厂主仁爱的想法不免有些一厢情愿，借用朱虹对盖斯凯尔夫人的评价：“她太热衷于用无所不包的爱来调和一切矛盾，并不要求资本家放弃剥削，而只是要求他们表现出一些良好的愿望或点滴的改良。”勃朗特的中产阶级背景使她将卢德派运动视为苦难所产生的仇恨。她坚持中产阶级的观点：工人阶级被人利用，被人煽动，被那些对他们毫无真心的人误导。小说中领导工人捣毁机器、袭击工厂主的领导人“都是外路人——是几个大城镇派来的代表。这些人大多不是工人阶级的成员；他们主要是些‘烂酒鬼’、破产的人，一些总是债台高筑、经常喝酒的人，一些一无可失，大有（就人品、金钱、清白来说）可得的人”。作者认为工厂主对工人态度的转变也是有条件的：在小说中，工人应该像失业工人威廉姆·法伦一样反对砸掉工厂、捣毁机器，不赞成流血，即不能诉诸暴力。这显然是作者的阶级局限性所致。

三、去激进化策略之二：社会关系的和谐性重塑

与某些“英国现状小说”相比，《谢利》处理劳资冲突的模式和方法更加丰富。除了诉诸个别工厂主的转变解决矛盾，它更看重传统社会关系的重塑，希望通过乡绅和教民相对和谐的关系缓解不可避免的阶级冲突。

威廉·A·史培克在分析19世纪的英国时提出，尽管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威胁着乡村教区的凝聚力，但在1894年的《地方政府法》颁布前，地主乡绅阶级一直处于英国乡村的领导地位。乡绅贵族的领导地位在英国19世纪初很多小说如《傲慢与偏见》中都有所体现。小说《谢利》的历史背景是1811—1812年的英国社会，文本语境中的谢利作为本地乡绅，在白莱亚菲尔特教区占有绝对的领导地位。在白莱亚菲尔特教区，谢利家每年有1000英镑的收入。虽然在同一教区有两个生意人的收入是其两倍，但由于谢利家历史悠久，且有领主的称号，家族势力和威望都在这两个生意人之上。由于菲尔赫德庄园没有男继承人，谢利就成了女继承人。“治安推事”、“地道的教会执事”、“义勇骑兵队长”、“白莱亚菲尔特的少爷”，这一系列自封的头衔虽带有玩笑的成分，但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谢利在白莱亚菲尔特教区的影响力，她的所作所为对整个教区产生重要影响。

谢利作为本地首屈一指的乡绅，深知她对教区应该承担的责任。她刚回到白莱亚菲尔特教区时，教区穷人生活艰苦，有些甚至濒临饿死的境地。西里亭发生了多起捣毁机器和袭击工厂主的事件，进一步的袭击活动也在秘密筹划中。面对涌动的暗潮，正如小说第14章的标题所示，谢利“想通过善行来获得拯救”，拿出300英镑帮助教区的穷人，发挥自己作为地主和领主的责任。一般情况下，乡绅会把年收入的5%到10%用于慈善事业。贵族和乡绅对各自教区履行的社会责任有多种表现形式，例如，捐钱维修或修建教堂，改善教区穷人的生活，为各种慈善机构捐钱；为穷人提供免费面包，支持修建医院和诊所，为工人提供小块园地等。谢利拿出300英镑来帮助穷人，这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几乎占了她年收入的三分之一。在谢利的示范下，一些富人也纷纷效仿，最终募得了一笔相当可观的款项。

谢利是作者刻意塑造的一个理想的地主乡绅形象。作为当地最大的施惠者，她的施惠行为一方面促进了传统社会关系的重塑，有利于缓解教区劳资冲突，另一方面也维护了自身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小说中，作者对很多人物都有所批评，但是对谢利充满了赞许，声称她是“书中最突出最独特的人物”。这种赞许恐怕不仅仅是因为谢利的原形是艾米莉·勃朗特，还因为作者把谢利当作一个理想的地主乡绅。小说中另一个重要乡绅是约克先生，但是作者在赞赏他是真正的约克郡人的同时，对他的行为也不乏批评和嘲讽。

作者的家乡汉渥斯由于地势太高和土地贫瘠，农作物的品种单调，很多佃户靠土地只能维持生计，而一些较大的乡绅主要靠投资、出租和开办小型工厂致富。在小说中，谢利和约克先生就属于这类乡绅。白莱亚菲尔特教区的教民尊敬和爱戴谢利，积极接受她的庇护。教民接受当地乡绅的庇护，可以得到物质层面的好处。他们可以得到乡绅资助的财物或者提供的便利服务，例如，谢利把募捐到的钱交给教区长，从而使这些钱得到 “最优化配置”，“每个教区长都知道哪里需要衣着，哪里最欢迎食物，哪里可能恰到好处地发放金钱”。又如，在小说中，作者这样写道：“在英国北部，过去和现在都有这个习俗：住在乡间地主庄园上的村民，每天到庄园主住宅的奶房里领牛奶和黄油，为了乡邻的方便，庄园主的牧场都养了一群乳牛。基达尔小姐就养了这样一大群乳牛。 ”

除了直截了当的物质之外，教民还可以得到乡绅提供的就业职位。例如，作为谢利和卡罗琳的庇护对象，本分人威廉姆·法伦失业后，罗伯特·穆尔私下把他推荐给约克先生做园丁，他还常常到谢利家干活。谢利作为本地首屈一指的乡绅，深知她对教区应该承担的责任：让“饥者得食，寒者得衣，病者得治”。

四、去激进化策略之三：人物的阶层性联结

教民对乡绅的尊敬和重视可以从他们与工厂主罗伯特的紧张关系中体现出来。“既是半个外国人又是个彻底改革派的双重身份”让罗伯特成了最可恶的人。为什么说“双重身份”使罗伯特·穆尔成了众矢之的呢？ “彻底改革派”的身份强调的是他的趋利性，为了追求自身利益，他不怕丢性命，不惜牺牲爱情。“半个外国人”的身份强调的是他对约克郡责任感的缺失。“半个外国人”的身份让当地人觉得没有安全感，对他也没有信任感。在当时的英国社会，拥有田产的贵族和乡绅社会地位最高，因为人们认为土地和庄园是不动产，他们对其担负着长期的责任。作者对罗伯特转变前行为的最好辩护就是他并非约克郡本地人，他对约克郡没有归属感和责任感。随着他与卡罗琳的结合及其弟弟刘易斯与谢利的结合，他对约克郡的归属感和责任感增强了。

伊格尔顿曾经指出，作者对失业工人的苦难爱莫能助，只是借助卢德派运动的催化作用，重现并赞颂地主乡绅和工厂主的团结。显然，作者试图通过小说对自身所处年代的社会问题寻找解决之道，但是由于所处时代的局限性，作者的这些解决之道显得有些简单化和理想化。毕竟，此时的英国社会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机器的使用使工业经济结构发生彻底改变，传统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如地主和佃户的关系，都逐渐转变为历史。甚至在传统社会关系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地主乡绅承担的责任是要求有回报的，他们在资助穷人时往往会考虑能否获得一定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一旦自身利益受到威胁，地主乡绅便会毫不犹豫地捍卫自身利益，正如谢利所说：

如果那些政治的纵火犯到这一带来放火，袭击我的产业，我就会像只雌老虎起来保卫……一旦穷人聚拢来，像暴徒那样起来反抗，我就要像个贵族一样来对抗他们；如果他们吓唬我，我一定要反抗，如果他们来进攻，我必定要抵抗……如果他们很厉害地委屈了我或者我接近的人，接着又胆敢对我们发号施令，那我就完全不会想到去可怜他们的凄惨生活，去理睬他们的贫困生活，而是要骂他们无知，气他们不知好歹了。

不难看出，乡绅和教民相对和谐的关系十分脆弱，当双方利益发生冲突时，这种关系就会失衡。

五、结 语

在大多数“英国现状小说”中，我们都不难发现旨在弥合迪斯累里所谓的“两个国家”（用以形容当时社会两极分化的严重性）之间巨大鸿沟的努力。迪斯累里的 《西比尔》、盖斯凯尔夫人的《玛丽·巴顿》和 《南与北》、狄更斯的 《艰难时世》、勃朗特的 《谢利》、金斯利的 《阿尔顿·洛克》、乔治·艾略特的《费立克斯·霍尔特》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出这种调和矛盾的去激进化倾向。一些19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家不愿接受工人运动是场自发运动、是工业革命必然产物的事实。例如，F．R．利维斯对狄更斯的《艰难时世》有这样的批评：“把工会运动表现成只是误入歧途的被压迫者犯下的情有可原的错误，遂又成为导致那个好工人受苦罹难的一股作用力，这是小说的一个问题所在。”正如批评家指出的那样，这些作家替工人阶级说话，却不能让他们为自己说话，工人阶级依然是卡莱尔在《宪章运动》一文中所称的“无言的劳作阶层”。将自己视为工人阶级代言人的现实主义作家群体，在其创作的“英国现状小说”中却以文本的方式扮演了“去激进化”的角色。

注释：

（1）一提到庇护制度，人们首先想到塞缪尔·约翰逊的那篇被看作作家“独立宣言”的 《致切斯菲尔德伯爵书》。但庇护制度是个比较宽泛的概念，英国社会历史学家哈罗德·珀金在《现代英国社会起源》一书中认为，自发产生工业革命的英国旧式社会是一个开放的贵族社会，建立在财产和庇护制度这两个原则的基础上。庇护制度以公共和私人两种形式存在，实际上，两者在很多方面是结合在一起的。私人庇护制度最直接的表现是，一个有钱有势的贵族或乡绅掌控着很多职位。

如果他手头有一些差事需要“施惠”，首先就会想到他的“朋友”，即“受惠者”。在当时社会，对于“施惠者”来说，这种施惠行为是值得骄傲和为人称道的表现。详见Perkin，Harold．Origins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M］．London，Boston，Melbourne and Henley：Ark Paperbacks．1985：17－56．简·奥斯丁的小说能更好地说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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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http：//www．victorianweb．org／authors／bronte／cbronte／diniejko．html．

（责任编辑 吴 勇）

I106

：A

：1001－862X（2013）06－0146－00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BWW018）；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11-0620）

金冰（1968—），女，黑龙江哈尔滨人，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十九世纪英美文学；王春霞（1980—），女，河南焦作人，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英国19世纪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