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晓军

——谈古体诗词与新诗的生存与发展

胡晓军

一

显然不能把“白话诗”、“自由体”与新诗完全等同起来，否则就会产生“新诗在中国古代早就有了”的错觉，再配以从先秦《诗经》、汉唐乐府、宋词元曲直到清竹枝词的一长串作品单，从而将古体诗词与新诗的本质差异轻轻抹去。如果我们不认为文学是一座游离于时代与社会之外的象牙塔，那就须充分正视百年来崛起的新诗，在倡导“白话”、崇尚“自由”的口号下汹涌喷溅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潮流。正是这股潮流，决定了新诗的性质与历代的“白话诗”具有本质的差异。

新诗对古体诗词的否定和取代，是新社会对旧社会的否定和取代的一个核心内容和代表性领域，是思想和文化革命的“主战场”之一。在当年的诗坛，“打倒”、“推翻”的过激行为，只怕比武装暴动差不了多少，区别只在纸笔而非刀枪。所以，把新诗的成就和地位与其自身实力完全等同起来，是不严密的；同理，把古体诗词的失落和衰微与其自身的停滞和弊端完全等同起来，也是不科学的。实质上，新诗通过推翻古体诗词的形式，不但对其蕴含的思维模式、文学系统、语言规范进行全盘否定，而且力图重建一个从形式到内容均为全新的诗的世界，以重建一个全新的文化形态、观念系统和精神世界。这不仅是诗人群体的意志，更是整个社会的意志。另外，新诗之所以有恃无恐，是因除了不可遏止的创造力，还有不可阻挡的外来力。不少新诗诗人怀有“以西治中”、“以西代中”的念头，扮演或部分扮演了西方诗歌的鼓吹者和代言者。

显然也不能把“文言体”、“格律诗”与古体诗词完全等同起来，因为“白话诗”、“自由体”恰恰正是中国诗歌的原初形态，并在此后文脉不断、屡现高峰，比如李白、白居易、杨万里、郑板桥。必须明确的是，历代“白话诗”、“自由体”，与“文言体”、“格律诗”同属一个思想系统、文化环境和创作思路，它们从未做出对传统价值体系包括语言体系的破坏和否定。这恰恰正是当年的新诗人们感到不满的地方。所以从根本上说，新诗与古体诗词的区别不是语言文白、文体严宽、格调雅俗、内容深浅的问题，而是在思想观念、价值理念、时代语境、思维方式上的差异。

二

不过，当革命的激情逐渐消退，“柴米油盐”之类琐碎问题便会重新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流。接着，“本体”、“诗性”之类根本课题也会重新成为文学关注的重点。出于自觉，文学往往会对革命激情主导下的观念及实践，采用历史和辩证的眼光进行反思和评判——这种自觉和行为虽往往生于细微，却正是文学超越自我的最可贵处，必须予以珍视、加以善用。

在诗坛，这种细微的反思和评判就出现在“战士”与“诗人”的距离被时间逐渐拉开之时。例如在革命时人们普遍认为格律是束缚创作的僵化锁链，必须打破这些锁链才能充分释放思想；但在和平后逐渐有人发现这站不住脚，因为历代诗词杰作早就证明了格律丝毫无碍于优秀诗人的心灵表达和才情流露。有人更发现，新诗的活力其实并不是因破坏格律而得到释放的，因为从格律中释放出来的劣作数量远远超过了佳作。还是那句老话最管用——取消规则意味取消难度，提升大众性等于降低文学性。

事实上，所有的文艺品种都存在“规矩”与“自由”矛盾统一的问题。传统品种如诗词、戏曲等因积累较多而“规矩”较重，自由度相对降低，却换得了易被识别和有效传承的好处；新诗、话剧因积累较少而“规矩”较轻，自由度相对上升，却面临着不易判断的坏处。而且在革命激情和大众运动中，新诗的“规矩较轻”通常成了“不要规矩”，在产出大量劣作的同时，自身也是渐行渐难直至难以为继。当贫乏的思想和散漫的形式不能被表达的自由所掩饰，终离文学和艺术越来越远、离读者和作者越来越远。可见革命激情和群众运动虽然可贵，亦须得到有节度的控制，否则其破坏力不仅针对革命对象，也可反噬自身，其后果是长期而又沉重的。

于是，新诗要完成诗坛的启蒙任务已属勉强，而要构建和统领整个诗坛，更是此任难当。新诗的不完善、不成熟，原因恐不仅仅源于自身，而是来自于整个新文化运动的不完善、不成熟。在思想精神尚未成型、价值观念尚未完善、文化系统尚未稳固的情况下，对任何被革命的文化载体采用“双重标准”，都是必然的选择，其后果则是价值理念的广泛迷惘、创作原则的长期模糊。

三

古体诗词与传统戏曲一样，拥有一套历史悠久、成熟完备的形式体系，虽然繁难却能通过苦练而掌握，使其保留起码的艺术躯壳。同时，古体诗词有树大根深的文人士大夫精神为底蕴、汗牛充栋并深得人心的经典作品为支撑，因此当代诗词作品是好是坏，较易判断，并因此具备较强的自省意识及能力。新诗的背后既无成熟稳定的价值体系，又缺足够强大的经典作品，就连好坏高低甚至是不是诗，也往往很难判别，因此鲜有自我批判精神及相应的功能。一个例子颇能说明问题——几乎每次重大的社会或自然变故，都能同时引发古体诗词和新诗的创作热潮。前者中出现的劣作，一般会招致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的批评；而后者中出现的劣作一般很少招致批评，即便有也大多限于内容。与古体诗词相比，新诗更可能成为人们合手就用、用完即弃的工具，潮流一退，作品全消，其根本的问题就像浪涛之下的海底，未动分毫。

目前，曾经主流的新诗依然没有止跌抬升的迹象，而长期边缘的古体诗词却已发出重新崛起的信号。除了综合国力提升、民族自信增强、传统文化复兴等人所共知的原因，似也可以视为革命稍息、稳定抬头的“跷跷板”效应——社会稳定是传统回归的河床。

在中国，传统力量之强大远超想像——只要心灵深处尚有共识，便不会因一段时期的消失而彻底灭绝，而古体诗词的形式恰为这种共识的连接提供了现成的轨迹。在众多外表纤尘不染的现代人的心里，仍有一片抹不去的泥土，需要农耕文化的滋润、播种、耕耘和收获，哪怕徒具形式。因此作为优质种子，古典诗词因其永恒的思想艺术价值得到再次种植；而尽管当代古体诗词多以外在形式向经典致敬，依然可以得到许多青睐。古体诗词的问题在于，在对现实内容与传统载体如何融合的系统理论和有效方法上，始终缺乏理性的思考和行动，缺乏成功的成果和经验。

新诗因在传统共识和内心需求方面显得不足，尤当创作遇到瓶颈、人才面临断层，更多的是遭到抛弃而非援救。新诗读者甚至作者转向古体诗词的欣赏和创作，要比相反的情形多得多。面临危机的新诗难以从西方诗歌的阵营获助，若再不愿向古体诗词的源头——传统文化求援，那么必将继续成为“孤儿”。

四

在平和的心态、宽容的语境下，新诗与古体诗词各自的优劣已得到比较全面客观的认知。新诗形式自由，内容更能精准和到位；诗词形式严谨，内容更为写意和多义。双方的优长，反衬彼此的短板，两者在当代都有极大的生存空间和发展余地。

古体诗词依附于中国传统文明，包括农耕文明、封建文明、方块字文明等，其思维模式是天人合一，创作方法是有限表达，表达形式是安排有序和对称分明，从而实现内容的写意性与形式的规定性的辩证统一。如果说诗词的内容是自然的、看不见的，那么其形式就是非自然的、看得见的，表现为如戏曲那样使用程式的创作方法和审美特征。而新诗则依附于世界现代文明，包括工商业文明、城市文明、语流式文明等，其思维模式是自由精神，创作方式是充分表达，表达形式是随意多样和不拘一格，从而实现内容的现实性与形式的自由性的有机统一。厘清两者的优劣特点和盛衰规律，从而调准两者的距离和角度，可以更加明确两者不同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向。

长期以来，对于古体诗词的诟病主要为白话文语境下片面追求文言创作思维，从而显得落伍、缺乏时代感；对于现代新诗的责难主要为片面追求心灵自由和表达自由，从而显得零散、缺乏形式感。在这些诟病和责难的背后，是文化底蕴、审美理念、创作模式、具体方法的巨大差异，并渗透在两者的创作、理论、欣赏等各个领域。这种差异明显地表现在，即使是杰出的诗人，也很难在两个领域取得同等的成就。更复杂的是，这些诟病和责难还会因时代和政治风气、社会和文化思潮、群体需求和倾向等原因，出现彼此互置的现象，如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普遍觉得新诗要比诗词有亲和力，而到了21世纪初，却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诗词要比新诗更具时尚感。

新诗和诗词的巨大差异，从各自的出发点就已开始，并以各自的理念和模式、方法运行。如果对此缺乏认识，便极易对一种产生偏爱而对另一种产生反感，或在两者之前莫衷一是、摇摆不定。应该辩证地、实事求是地予以区别对待，保持两者各自的质地、格局和道路，尊重各自的发展规律。既然两种诗体都有达到艺术巅峰的前途，那又何必要求它们按同一轨道行进？

五

但是，无论新诗还是诗词，都是诗，都有对诗性、诗意、诗味的终极追求，都力图给人们以真的认知、善的感召和美的享受。在这一点上，谁都没有异议——即使背道而驰，也难言不会重逢，除非还不知道地球本是圆的。

所以对于新诗和古体诗词来说，需要分别，不需要对立。新诗向来不缺时代感和个性化，古体诗词向来不少传统感和规范化，这些都应珍视、继承和弘扬。在此基础上，新诗需要提高精美度和规范度，诗词需要加强现实性和时代性。可以关注一下当代戏曲与话剧在创作、欣赏上“有分有合”、“可分可合”的生存关系，虽远未达到理想的境界，却也可对诗坛起到攻玉之效。

已不知经过多少年、有了多少次，新诗和诗词的有识之士都表达过互相借鉴、彼此提高的愿望，其中不少付诸行动。新诗正在追求语言的精炼、句式的齐整和韵脚的配合，更主动地吸收诗词中的文化底蕴和格调韵味；诗词正在尝试稍宽格律、当代用韵和自度流行的可能，更主动地吸收新诗中的现代思想和语言意象。双方都在试图通过借鉴对方，以一种更优质的理念、更有效的方法实现自身的突破，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和趋势。毕竟在当代中国诗坛，一枝独秀、一家独大不容发生，平等生存、共同繁荣是众望所归。

“殊途”需要得到绝对的尊重，“同归”需要得到终极的期许。

胡晓军：《上海戏剧》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