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登渤

2011年冬天，为迎接党的90 华诞，我和剧作家姚运焕老师接受了一项任务——创作话剧《上南梁》。

稍具历史常识的人都会从剧名中看出这部戏的描述对象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那段血雨腥风的岁月，那段厚重而又复杂的往事。这其中，有两个挥之不去的名字——刘志丹和习仲勋。

翻检两个人的生平，我们始终无法捕捉到这两个人物作为艺术形象的立脚点，更无法梳理出这部戏的主线，我们被浩若烟海的史料吞没了。

有一天，习仲勋的一张照片吸引了我们的目光，照片中的习仲勋一身戎装，军帽下，是一张稚气未脱的脸庞。这张脸庞，让我们产生了些许的惶惑，它和我们将要写的陕甘根据地的领导人有联系吗？

那张照片照于陕西凤州，正是习仲勋随队伍去两当的路上，照完不久，习仲勋便参与领导了震动一时的两当兵变。

查了一下当时习仲勋的年龄，还不足19 岁。再往下查，习仲勋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时只有21 岁，而叱诧风云的刘志丹当时也不过32 岁。

这样的年龄，可以设想吗？对比一下自己，顿觉汗颜。

汗颜之余，仿佛又豁然中开，被点燃的思绪，在激动之余也被厘清了。于是，我们在剧本的扉页上，写下了这样一段题记——

那是一个年纪轻轻就干大事，年纪轻轻就丢掉性命的时代。无一人老态龙钟，无一人德高望重，无一人切磋长寿、研究保养。需要热血的时代，便只能是年轻人的时代。

这借自金一南《苦难辉煌》中的一段话，让我们完成了《上南梁》的创作。如释重负。

也正是从那个时代起，我的目光开始追寻习仲勋的足迹，并且无数次地在一个地方停留，那就是两当——习仲勋以19 岁的年龄领导一场兵变的地方。

说来尴尬。写完这部戏的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不曾去过两当，而且先前也不曾去过。这是一个缺憾，令人尴尬的缺憾。

机缘总是会留给有心人的。2013年5月，我终于踏上了两当的土地。第一次。

同行的全是作家和诗人，应该说是一次文学之旅。但在我的脑海中，却始终文学不起来，我只能让自己逡巡在历史的思辨中。

对我们行程的安排，体现了主人的心思，安排总是或多或少地围绕着两当兵变这个主题。

在两当兵变的旧址前，我看到的是一间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屋舍，可它却是当时营部的驻地，兵变的枪声，正是从这里传出。在杨店，我们走在了当年起义队伍曾经走过的街道上，作为省级“历史文化名村”它还保留着古朴的风貌，古老的建筑依旧保持着当年的姿容，这的确难得。太阳寺，这里是两当兵变后，队伍的第一个落脚点，在这里，部队完成了整编，一棵参天蔽日的大树下，据说正是起义部队领导人讲话的地方。

两天的周流，我没有看出两当的特别，但也不无印象。简单地推理，我觉得两当是一个精致的小县。的确，它面积不大，只有一千多平方公里，人口只有五万多。此其精致之一。两当境内，随处可见苍翠的山岭，清澈的溪流，茂密的森林，对于稔熟了大漠戈壁的我而言，它又的确带上了一种江南山水的精致。作为一个初来两当的过客，我只留下了这粗浅的印象。

但是，仅仅把印象停留在这个层面上，似乎轻慢了两当。

一个小县，就可以对它轻慢吗？顺着这个思路想下去，我不禁又一次热汗淋漓。19岁的习仲勋，可以对他轻慢吗？这样的问题，敢往下想吗？

年纪轻轻可以干大事，一个小县就不能成就历史吗？小县两当，不正是成就了年纪轻轻的习仲勋吗？习仲勋的人生第一件大事不正是成就在小小的两当吗？

两当虽小，它毕竟是书写过青春和热血的土地。

我不敢再轻慢了，否则，将对不起两当，抱愧于两当。如果仅用精致来概括两当是一种轻慢的话，那么，准确的是什么呢？

年轻。

是的，曾经称为“秦陇之捍蔽，巴蜀之襟喉”的两当，虽然过去的历史已很久远，但并不曾老去，依旧年轻。正是这一份年轻，才成了青春与热血挥洒的舞台。

年轻的两当，注定会干大事，它无经老态龙钟，也无需自叹弗如。因为它有热血，有青春……这一切，不正是两当的历史、两当的未来吗？

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