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贝保·热合曼

我所说的这四个人，就是我们一家四口人，除了一男一女两个大人，还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四个人一生和八所大学结下不解之缘，其中一所在新疆，七所则在内地。不管是全日制国民教育，还是阶段性脱产进修，都是我们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感慨万千，难以忘怀。

对我们这些过来人而言，1977年是一个特殊年份，就在这一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让我和成千上万的青年，梦幻般跨入大学门槛，一夜间从一个乡村放羊娃，成为轰动一时的“新科状元”。

我曾在《高考纪事》一文中，描述过听到恢复高考喜讯的激动心情。当时我正在一个乡煤矿教学点代课，每日往返于山梁和沟谷之间，对自己的前途一片迷茫。有一天放学爬上山梁，隐约听到高音喇叭反复播报一个“重要通知”，屏声敛气侧耳倾听，才知道那就是招生简章，而且最为关键的是不分户籍不说，少数民族考生还享有特殊政策照顾。我的迷茫之心豁然开朗，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高考那一天。

为了考试不迟到，我们一律提前一天到城里，熟悉路线、确认考场。到了第二天考试，才发现人山人海，戒备森严，甚至连救护车都出动了。考试之后度日如年，焦急等待，当接到入学通知书时，心里却是忐忑不安和犹豫。说真的，我是应届毕业生，十八岁之前从未出过远门，更不要说离开家乡远赴山东了，举目无亲、孤苦伶仃，那将是何等难以想象的一个陌生世界。

然而我最终还是将被褥装进麻袋，扛在肩上，手提一个红色破木箱，登上了五十四次列车，迎着一轮红日奔向东方。从兰新线再到陇海线，期间还要在徐州中转，然后北上走京沪线，到山东兖州下车，最后换乘班车到达曲阜城郊，这才到我的母校——曲阜师范学院。

曲阜是古代伟大哲学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的故里，是儒家思想和中国私学教育的发祥地，在这样沾满圣贤灵气的风水宝地，秉承先师古训，寒窗四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是人生最大一笔精神财富。

当时学院大门离马路不远，四周都是村落、良田。大门口校名是舒同先生题字，古朴，拙雅，尽显深厚国学功底。进了大门，赫然耸立一幢办公大楼，那是学校最高的建筑，有几棵苍翠松树挺立在楼前，给学院增添了一种庄严感。我们中文系的教室是一排平房，和政教系的小楼连在一起。隔着窗户，可以看见化学系和外语系的教学楼，中间一条马路，马路两旁绿树成荫。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除了学院浓厚的学习氛围，就是绿化。最突出的是宿舍前那两排梧桐，高大，茂盛，树冠若伞，让一条大道完全处于浓荫遮蔽之中。夏天有时学校开大会，干脆就安排在林荫道上，身上凉爽了，没有人打瞌睡。还有就是苹果树和梨树，春暖花开时节，满校园都是花香。尤其是教室后面的梨树，隔着窗户看得一清二楚，浓艳艳一片，像下了一层霜雪似的。有个同学触景生情，写了一篇散文《梨花情思》，刊发在大名鼎鼎的《当代》杂志上，赢得一片喝彩。

学校图书馆门前，有一小片竹林，混杂在其他林木当中，清秀挺拔，超凡脱俗，常常吸引一些年轻的“骚人墨客”徘徊于此，或吟诗作画，或探讨交流，俨然古时的“竹林七贤”，好生让人羡慕嫉妒恨呢！再就是我们宿舍后面的石榴，像沙棘一样，一丛丛生长在窗台下，开花的时候，一朵朵红花，怒放在绿叶之中，仿佛一个个红灯笼，耀眼得很。

还有争奇斗艳的樱花、冰清玉洁的玉兰、黄灿灿的迎春花，以及许多叫不上名字的花卉，陪伴着我们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学生时代。在这里我不但学到了学问和知识，而且还结交了一批才华出众的同学，无论是他们来新疆，还是我去山东造访，说起难忘的大学生活，无不青春焕发，心存感激。

这不，前两天就有同学发来邮件，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则征文启事，包括纪念文字和老照片，最终目的是结集出版。于是我就回想起当年油印诗刊的情景，一本小小的民刊，却凝结着一帮中文系才子才女的一腔热血，从组稿、买纸张、设计封面到刻钢板，无不亲自动手，感受快乐。特别是当我们提着小马扎，坐在操场上，空气中时隐时现曲阜酒厂酒糟的清香，你一言、我一语，畅想着有朝一日一举成名时，那是最大的骄傲和幸福。

1993年年初，我到县政府工作，到了9月份，就奉命到天津大学管理工程学院进行经济管理专业培训。实际上这是一个新疆少数民族干部培训班，学员来自新疆各地州，包括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回族和柯尔克孜族。我是第一个到校的，和当年第一次到大学报到完全不同的是，早上从乌鲁木齐出发，下午就到了天津大学，朝发夕至，方便快捷。

天津大学和南开大学仅一墙之隔，很多时候我们从天津大学的校门出去，很有可能就从南开大学的校门回来。授课的都是学校名流，视野开阔，纵横捭阖，我们这些来自偏远省份的学员，大受裨益。除去紧张的学习，还有很多参观和考察活动，像天津拖拉机制造厂和夏利汽车厂，在我们眼里规模就很大了。特别是夏利汽车厂，几乎全部是机械化流水作业，而且员工少、噪音小，充分显示现代工业发达和文明。同样到了河北白沟，置身于一片箱包世界，才发觉专业化带动城镇化，人流带动物流，在这里已真正得以实现和证明。我们大都买了箱包，虽说档次不算太高，但比较便宜，关键是可以讨价还价，掏有限的钞票，买实惠的物品，最起码心里舒服。

同学当中头脑精明、善于经商的大有人在。一个来自南疆的同学，家中开有商铺，课余就常去大胡同转悠，那里有不少价廉物美的商品，他货比三家，择其实惠，一买就是一大摞，然后打包从邮局发走。到了家乡，这些衣帽鞋袜或许就成了时髦货，为他赚得一笔收入。

全班就他一人买了一辆旧自行车，穿行于天津洪流一样的自行车大军中，远远就能辨别出他的身影，一是独一无二的黄色泰国礼帽，二是鲜艳的民族式花衬衫。一次，那位同学非要驮着我上街，名曰考察市场，实则来到一家帕米尔餐厅。一边喝酒一边聊天，喝得舌头都硬了，还硬撑着带我回校。没骑多远，他和我连人带车“哐当”一声栽倒在马路上。我倒没什么，他的脸上却划了一道口子。他摇摇晃晃来到一家门诊部，买了创可贴贴在脸上，说了声：“朋友，恰塔克要克！（不要紧）”非要驮着我再走，我说什么都没有再答应。

在天津大学学习期间，我们还有两次自由活动，一是去北戴河游览，二是去大连考察。去北戴河利用一个周末，几个人合租一辆小面包，在北戴河、山海关转了两天，一个是曹操、毛泽东等历史伟人写下不朽诗篇的名胜之地，一个则是万里长城最东端，钩沉历史文化，饱览祖国山河，这也是学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去大连则是适逢国庆节。我们先来到新疆驻北京办事处。真是无巧不成书，想不到县政府县长一行，也正好在此下榻。而且县长还说，正打算去天津给我送东西，却在北京和我不期而遇。原来是妻子听说县长带队赴内地考察，就炒了羊肉，买了馕，烦请县长带给我。这下可好了，我们一路有了吃的东西，或许吃食堂吃得有点腻烦，一上火车同学就催我快点打开炒肉瓶盖，然后吃一块馕，舀一勺子肉，一个个吃得津津有味，赞不绝口，说真是雪中送炭，让大家一下子找到了家的感觉。

结业典礼那一天，我代表全班同学上台发言，言辞中充满感怀思想和真诚邀请。尤其是对我们辅导员“邵大姐”给予特别鸣谢，让这位四个半月以来和我们同甘共苦的老师激动不已，热泪盈眶。后来这个发言稿，被阿克苏同学硬性要走留作纪念。每每同学再见面，闲聊中不约而同提及结业典礼，都说我给大家长足了面子。

就在1993年，妻子也在乌鲁木齐走进了大学课堂，也就是当时的新疆财经学院，整整两年时间，她一边照顾两个上学的孩子，一边早出晚归完成学业，所承受的压力和困难，不是亲身经历就难以体会个中滋味。一方面我家住天山区，到达学校所在地新市区，要穿越其他两个行政区，一趟车根本无法直接到达，加之冬天天寒路滑，一个来回折腾好长时间不说，随时还有摔倒的危险，搞得人担惊受怕；另一方面，妻子扔掉书本多年，一门心思工作和相夫教子，突然间和一帮少男少女坐在一间教室读书，看上去有点不伦不类，用同学的话说：一个典型的“妈妈学生”。

妻子告诉我说，一天一个年轻老师走进教室，正好看见妻子坐在最前排，误以为她也是老师，连忙说：“原来是你的课，对不起，对不起！”说着就要转身离去，弄得全班哄堂大笑。妻子毕竟上了岁数，加之又动过两次手术，学习起来非常吃力，一度成绩落在全班最后。妻子历来争强好胜，心里就是不服输，没有翻不过去的火焰山，没有走不出去的戈壁滩，她狠下一条心从头再来。课间操妻子不是追着老师讨教一个又一个疑难问题，就是坐在那里纹丝不动，补笔记，做练习，忙得不亦乐乎。

那段时间妻子明显消瘦，颧骨高高的，眼睛也深深陷了下去，看上去人好像老了许多。然而功夫不负有心人，妻子最终还是凭借顽强的毅力、锲而不舍的精神，以一个中年妇女少有的韧性，重新找回了当年的感觉。后来她不止一次对我说，人一旦进入状态，就好像如鱼得水，变得轻松自如，游刃有余。她各门成绩直线上升，成了许多老师正面教育的典型范例，在成教院引起了一场不小的轰动。

事实上妻子以三十四岁“高龄”重归课堂，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和针对性。想想看，一双儿女眼看着就要升入中学，而中学课程远不是我们当年的概念，只要手提一下书包，就知道孩子们的负担有多重。关键是学校各门课程都齐全，仅靠课堂四十分钟，难以接受和消化，所以很多家长都聘请了家教。而我们几乎全部的课业辅导，都让妻子一人承担了。再后来孩子们顺利升入高中，继而考上全国名牌大学，后来读研究生，都和妻子不无直接关系。孩子的养成教育，不但要靠学校和社会，更要靠家庭，而家庭教育，最主要有两条：一是潜移默化影响，二是言传身教培养。

2002年9月，我再一次迎来学习机会，竟然是举世闻名的清华大学。我们这个班级全称“清华大学公共管理高级研修班”，也就是通常所说的“MPA”，为期三个月，学员来自新疆乌鲁木齐、四川成都、湖南长沙和江西九江等地。

以前总是在电视上看到清华大学，“清华园”三个大字早已深入我心。到了校园才发现，整个清华园占地六千余亩，以南北主干道为线，分为东、西两个校区。西区历史悠久，多为砖石结构，大礼堂为中心景观，重要大型活动和外国首脑演讲，大都在这里进行。分布于其间的还有图书馆、工字厅和水木清华等著名建筑，尤其是朱自清笔下的荷塘，不知让多少文学青年心驰神往。而东校区则以现代风格为主，各院系系馆以及游泳馆、紫荆公寓都建于此，宏伟大气，舒适安静，天地间做学问的绝好去处。

只要看看清华大学的名人录，你就不得不为她的丰功业绩所震撼。人文学科方面：赵元任、闻一多、梁实秋、吴晗，季羡林、乔冠华、于光远等，都是一串串星光灿烂的名字；自然科学方面：竺可桢、周培源、钱三强、邓稼先、华罗庚、杨振宁、李政道等，皆是名扬遐迩的大师级人物。在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当中，同样也有不少从清华校园走出去的。

授课老师不都是清华一家的，也有从北大和中科院聘请的。清华大学的教授中，我最佩服的是胡鞍钢教授，一个儒雅高端的国情专家和经济学家，说话抑扬顿挫，授课逻辑严密，尤其一些新观点和理论成果，我们都是第一次听说，因而产生了极大兴趣。北大有个教授，两鬓斑白，精神矍铄，讲课从来不用多媒体，板书龙飞凤舞，洒脱不羁，一堂课下来，身上手上都是粉笔灰，拿书拍打拍打，用嘴吹一吹，咧嘴一笑继续上课。还有一个外聘的老师，浓厚的南方口音，说话最喜欢自问自答，而且声情并茂，波浪起伏，似乎一会儿站在珠穆朗玛峰上，一会儿又跌入吐鲁番盆地，关键是还要大家一起互动，一问一答，一声高一声低，教学方法别出心裁，让我们开了眼。

因为只有两个月学习时间，课程安排就很紧，除了星期日，其余时间全有课。刚开始还觉得没什么，几周之后，就开始有人叫累了。毕竟不再青春年少，连续高强度学习，真的有点吃不消。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最好的办法就是劳逸结合，加之来自五湖四海，为了相互了解、联络感情，我们便在课余时间自发举行联谊活动。

既然是联谊活动，就少不了唱歌跳舞，如此一来，我便成了重点对象。虽说内地同学当时大都没到过新疆，但对新疆歌舞向往已久，如今见我来自新疆，又是高鼻子、深眼睛的维吾尔族，自然都不想放过，非要我露一手才行。虽说我们维吾尔族男子会走路就会跳舞，但由于多年不活动，我的胳膊和腿都有些僵硬，加之身体发福，我生怕影响了新疆歌舞的名声。然而不跳又实在说不过去，因为大家已经按捺不住，齐声唱起了《达坂城的姑娘》。说也怪，歌声一起，我仿佛一下子找到了感觉，不但舞姿舒展大方，而且不乏风趣幽默，尽管我气喘吁吁累得不轻，却是越跳越有劲，越跳越精彩，最后甚至感染众人纷纷效仿，简直就像一场麦西来甫，将联谊活动推至高潮。

有趣的是，有了这次成功亮相之后，许多叫不上名字的学员见了我都竖起大拇指，有几个南方女学员要拜我为师，学跳新疆舞，可见魅力所在。接下来每逢联谊活动，我都成了香饽饽，应邀参加。我不仅不负众望，倾力助兴，还对节目稍加改进，即由早先的单是跳舞，进而发展到载歌载舞。多是即兴发挥，烘托气氛，所选曲调以《新疆亚克西》为主，着实为联谊活动增色不少，从而成为保留节目。

我们是在暑假赶到清华大学学习的，学习期间不断看到来清华游览的游客，一波一波的，络绎不绝。不同于其他风景区的是，跟在打着旗子的导游后面的，不是清一色的成人，而是大人小孩对半分。到这里也不完全是看风景，更重要的是感受最高学府的氛围和环境，说穿了就是把清华大学当做高考最终目标，有朝一日也像眼前来来往往的大学生一样，成为一名光宗耀祖的清华学子。看到如此盛况，我也平生攀附心理，寄希望于一对儿女也能如我所愿，即便不能考上清华，起码也得上首都北京的一所大学。“我就算是先行者，到北京给你俩探路来了，剩下的就全靠自己了！”我不止一次通过电话对孩子说。

还真像我想象的一样，2003年儿子参加高考，不但金榜题名，跨进了大学校门，而且还是坐落于北京中关村的中央民族大学。这可是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的最高学府，也是全国唯一一所拥有五十六个民族师生员工的重点民族院校。说实话，早在三十年前高考时，我填报的志愿就是中央民族大学。记得当时最吸引我的，就是“干训班”这个名称，心想只要考上这个“干训班”，将来一定前程似锦，光明一片。不曾想最后与之失之交臂。如今看到儿子圆了我的梦，真比自己到北京还高兴。

儿子天生聪慧，实际上从小学到初三，儿子在班级成绩排名一直靠前，高中阶段也顺利考进了尖子班。但儿子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太痴迷于足球，而且爱屋及乌，大凡和足球有关的内容都不放过。即便离高考没几天，还约同学踢足球，妻子批评他不懂得惜时如金，他却说这是最后告别比赛，比金子还贵重，差一点儿把人的鼻子气歪。

儿子入了大学的门，心还是在足球上，有时候和妻子QQ上聊天，不知不觉话题就转到足球上了，津津乐道，神气得很。一问才知道，儿子已经加入了学校足球队，打比赛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后来我看到儿子网上发回的照片，全是他在绿茵场上的英姿，有带球过人的，有跃起争头球的，有临门一脚射球的，好像一个专业足球队员，满面春光、威风凛凛。好在后来要过英语四六级，为考研打基础，他就一门心思放在学习上了，后来他报考了本校研究生，也是一举成功，成了著名学者和教授杨圣敏先生的得意门生。

和儿子相比，女儿绝对各方面都要强，尽管也是文科，但学习成绩一直很稳定。女儿最终考了六百五十八分，应当说已经非常不错了，可是让人举棋不定的是，这一年中国人民大学在新疆只招收两名学生。

我和单位同事谈起女儿要考人大的想法，十有八九都摇头，说风险太大，最好不要轻举妄动，以免留下天大遗憾，到头来后悔莫及。回来告诉妻子，妻子一脸严肃，但看不出来有改变想法的意思，你还别说，这步棋果然走对了，女儿就恰好考了个第二。接到通知书那一天，不仅妻子高兴得合不拢嘴，全家人甚至包括亲朋好友都纷纷祝贺，说一年送走一个大学生，而且想上哪个大学，就上哪个大学。

两个孩子都在首都北京上大学，而且还在中关村一条街上，不但有了相互照应，还能在学习上相互促进。他们都顺利考上了研究生，儿子是本校中央民族大学，女儿的志向则更高，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北京大学。

说真的，女儿报考北大研究生，一开始我们坚决反对，一是北大名气太大，分数线太高，一般人不要说考，想都不敢想；二是名额也太少，还要面向全国招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根本不要指望。然而女儿还是毅然决然报考了北大，而且最终如愿以偿，获得了录取资格。

需要说明的是，女儿考的是国家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因为有一年预科，所以先收到“北京大学保留研究生录取资格证明”，随后去北京邮电大学昌平宏福校区报到。这时已经到了2009年，女儿突然由中关村去昌平，我们心里多少有些担忧，但是女儿适应能力很强，很快和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同学打成一片，军训、学习、课外活动样样不落，全面完成所有基础培训课程，获取了结业证书，为真正跨入北大校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原先女儿离哥哥咫尺之遥，民大和人大中间，只隔一所北京理工大学，走动十分方便。到了昌平以后，见面的机会就相对少了，多以QQ聊天方式和发短信联系。我们隔三岔五打电话打听女儿的情况，无外乎住宿环境如何，伙食好不好，课程紧不紧张，附近有没有超市等。女儿就不厌其烦地逐一解惑，让我们最终把心放进肚子里。其实一年预科时间弹指一挥间，很快就过去了，她巩固和提高了原有英语能力、计算机水平不说，还参加了许多大型活动，其中还上台主持过几次专题节目，思辨能力和口才大有长进，受益不浅。

真正收到北京大学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是在2010年8月。一张女儿的彩照和未名湖畔博雅塔、毛泽东主席题写的“北京大学”龙飞凤舞四个大字，以及专业名称与一枚校方大红印章，就这样突然间一起扑入眼帘，让我和妻子欢欣鼓舞、激动不已。

北京大学，被誉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也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在这里涌现了一大批治学精英和社会名流，包括李大钊、陈独秀和毛泽东等历史伟人，都是从这里影响到全国乃至全世界；而数以百计的学部委员和院士，遥遥领先的众多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和教学科研成果，使得北大连续多年在高校排行榜上名列第一，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最高学府。以前常听人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如今社会上又流传这样一句时髦话：“北大清华，缺啥有啥！”足见其深远影响。

2011年10月，我和妻子路过北京，在女儿的陪同下，专门抽出一个上午，去了和我们结缘的北京四所大学。第一站自然是北京大学，不但在古色古香的西校门留影纪念，还特意去了未名湖畔和学校清真餐厅。女儿一日三餐都在这里，地方虽不大，但却很温馨。之后就是清华大学。先看东校门，再看二校门，最后停留在服务楼前。这是我当年住宿的地方，如今物是人非，触景生情，用儿子的话说：时间带走一切。

我和妻子一起来北京看孩子，还是第一次。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反复在大门前合影仍不满足，还要走进校园再拍几张，尤其是镌刻着“实事求是”的那块巨石，仿佛磁铁一样吸引着我们。毛泽东主席曾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作过这样的论述：“‘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些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把一句精辟言论，镌刻在一块万古不朽的巨石上，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

最后一站就是中央民族大学。先是看到大门变了，一面褐红色大理石墙上，由江泽民同志题写的“中央民族大学”六个大字赫然醒目，上面是中文，下面是英文。接着看到学校增添了新的建筑。中央民族大学紧挨国家图书馆，规模宏大，气势不凡，我经常听到儿子谈及图书馆，说他撰写毕业论文时，多次去那里查阅资料，对他帮助不小。还有就是中央民族大学的清真餐厅，比女儿就餐的北大清真餐厅大得多，而且随时可以吃到新疆口味的可口饭菜，所以才有“北大的景、民大的饭……”这样的顺口溜呢！

一家四口人，和八所大学结缘，说到底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许多趣闻轶事，时常萦绕在我的脑海，只是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展开描述，那就留在下一次吧，我还是相信那句话：没有最好，只有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