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重边缘人”的女性叙事——北美新移民女作家的小说创作
2013-11-15戴冠青
戴冠青
(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福建泉州 362000)
“多重边缘人”的女性叙事——北美新移民女作家的小说创作
戴冠青
(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福建泉州 362000)
在全球性多元化的大背景下,北美新移民女作家以她们独特的异域境遇和性别文化身份,在她们的小说文本创作中呈现出不同于早期华人移民女作家、同期的国内女性作家以及新移民男作家的新特质。特别是北美新移民女性所遭遇的“多重边缘人”的尴尬身份构成了中国新移民女性“弱上加弱”的女性形象和她们在多重“他者”话语下的尴尬处境,但她们也独特地表现出了在异域文化中以自己的执着和坚韧参与全球化运动并重铸自我人格的不懈努力。探讨北美新移民女作家对其处于主流文化边缘以及性别文化边缘的特殊境遇的独特书写,揭示她们独特的异域言说的内在意蕴,对我们深入认识海外华文女作家的人生思考和情感把握以及她们所提供给我们的独特审美经验和文化价值是十分必要并具有现实意义的。
新移民女性;多重边缘人;异域言说;人格重铸;女性叙事
作为改革开放后赴美的一批北美新移民女作家们,她们的精神烙印已经不同于为生活所迫、海外掘金的早期移民;也不同于本世纪60年代大批依靠家庭资产负笈海外的台湾留学生,但她们的文本仍然是她们集体经验的体现:她们及其笔下的女性人物是一群逃离第三世界生活处境的出走者,她们满心向往的是彼岸的“美丽新世界”,这不仅是希望经济上摆脱贫穷落后,而且也向往政治的“自由民主”,文化上的多元共存,可以说这个“彼岸”寄托着她们在第三世界、在现实中国所不能达成的全部心愿。最初她们怀揣着美好的希望,准备克服一切艰难险阻,顽强坚韧地生存下去,并试图将自己的根锲进这片新的土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的拮据,婚姻的破裂,生活的寂寞,感情的失落,语言的障碍,前景的茫然,居留身份的不定……都让她们喘不过气来”。对西方认识的渐渐深刻,她们才发现“将自己连根拨起再往一片新土上栽植”的想法是多么的一厢情愿和不切实际。
所以,北美新移民女作家们摒弃了原先的天真想法,开始正视自己在异域所面临的现实处境:作为来自中国的移民女性,她们出生在男权世界之中,生活在不同种族的异域文化环境中,不仅要面对中西对比中处于边缘地位的现实,还要面对在中国男性世界中作为女人,在白人世界中又作为华裔女人的现实。在踏入另一块完全陌生的国土时,她们需要面对的和她们所遭受的生存困境比起男性移民来说要更加的艰难,她们是多重文化的“他者”,是被放逐和被奴役的“多重边缘人”,她们的内心世界中有着多重的枷锁。于是,在北美新移民女作家的小说文本中,华裔女性在异域遭受的多重磨难也得以清晰而完整的呈现。
一、西方主流社会的“边缘人”
美籍华裔社会学家李玫瑰在《中国人在美国》一书中首次用“边缘人”来定义那些生活于美国主流文化边缘的中国移民:他们群居唐人街,很难进入美国社会;同时,当他们试图重返中国社会时,又发现在美国养成的“坏习惯”已与中国的传统格格不入了,于是他们自成一个狭窄的小圈圈,只和背景相同的人多来往,又成了中国社会的边缘人。新移民女作家严歌苓将这种现象阐述为“错位归属”或“无所归属”,她说:“即使做了别国公民,拥有了别国的土地所有权,我们也不可能被别族文化彻底认同。荒诞的是,我们也无法彻底回归祖国的文化,首先因为我们错过了它的一大段发展和演变,其次因为我们已深深被别国文化所感染和离间。即使回到祖国,回到母体文化中,也是迁徙之后的又一次迁徙,也是形归身莫属了。”文化作为一种极为特殊的言说范畴具有无法根除的民族性。客观地说,迁徙异域的族群都必须面对双重文化的困境:母体文化与异质文化。新移民作为中国文化的载体进入西方社会,必然会在东西方文化的夹缝中,成为一种尴尬的存在,而新移民文学也注定了是一种跨越文化经验的写作。
与五六十年代台湾的“留学生文群”较少遭受生活和语言的障碍所不同的是,新移民作家们是从被儒教传统浸染了几千年的中国大陆前往异国的,因此当他们刚刚进入偏重功利并将经济利益视作一切的西方社会时,自然会在物质和精神上受到巨大冲击,而中国女性作为相对于强大国家的弱势国家中的弱势群体,她们在异域遭受的是生存和精神的双重困境,这在北美新移民女作家的笔下有着淋漓尽致的体现。
(一)生存的边缘地带
从本土走向异域,作为边缘群体的女性移民者们在北美这个等级分明的社会环境中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生存。严歌苓曾在接受一次采访中回忆自己当年出国的经历时说:“我出国是作为一个留学生走的,我没有任何优越感。我打过工,给人带过孩子,拼命学习以获得奖学金我和我的同学一样挣扎,去为生活奔波,我学会到旧货店去买旧书,买旧衣服,我学会了一切……”因此,诉说异国他乡生存的残酷,发展的艰难,是新移民女性文学的一大基本主题关于新移民女性的生存困境在许多新移民女作家笔下都有着切身而深刻的描述。严歌苓的长篇小说《无出路咖啡馆》以开头短短几千字的篇幅就为我们素描了一个典型的在美国求生存的东方女性困顿的处境,“我”是个来自中国大陆的二十九岁的女留学生,“我脸色苍白,缺乏营养和睡眠,心神不宁但脑筋迟钝,如同大部分刚着陆这块国度的中国人”,“我”“留着最省钱的发式——披肩长发”,“一身统统加起来,也不值六块钱”。在“我”已经把生活的开支降到底限之后,银行的存款却仍远远不够付房租。为了还上拖欠的房租,“我”甚至闪过许多念头:向打工的餐馆预支两个星期的工钱,在学校广告栏出卖上学期用过的书,卖掉母亲给我的项链,甚至想到用身体为医学机构作药性实验,出卖自己的卵子……虽然这些念头或者付之行动或者中途夭折,一个女性在异域的生存困境却已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严歌苓的其他两篇小说《栗色头发》和《也是亚当,也是夏娃》中的女主人公也同样苦苦挣扎于生存的边缘。《栗色头发》中的“我”为了生存,不得不去做各种为美国人所不齿的活儿人体模特、帮佣,以及半侍半佣的护士工作《也是亚当,也是夏娃》中的留美在读博士夏娃则为了五万美元,把自己作为生育机器出卖给同性恋者亚当为其孕育后代。其他新移民女作家也同样展示了许多陷入生存困境的女性形象:《雪后多伦多》(常琳)中为了赚一笔住宿费而去照顾一位单身老太太并不得不忍受其精神虐待的加拿大女留学生杨夕;《涌进新大陆》(宋晓亮)中遭遇生存困境而沦为粗鄙的地摊小贩的音乐老师安;《丝袜》(茹月)中为了一双丝袜而沦为小偷被遣送回国导致精神崩溃的访问学者淑敏;还有《望月》(张翎)中为了养育两个孩子在餐馆中任人差遣的离异单身母亲星子……她们居住在狭小的地下室,“习惯了打包剩菜”,“为了生计劳碌奔波……赤手空拳在外面求生存”,常常“一天做足十几个小时,换一份微薄的收入”,却仍然支付不起昂贵的房租,被日常的生活开销“压得自我爆炸,爆炸得六肺俱裂”。为了生存她们几乎没有休息,舍弃自己的所有爱好,甚至毫无尊严地任人使唤……
可以说,北美新移民女作家笔下的这些为了生计苦苦挣扎的移民女性,都是对社会、人生、世界有着锐意进取和开拓精神的新一代中国女性,她们也希望在异国他乡开创属于自己的事业,但是出国后的生活远远不及自己的想象,生存已经挤压着学业事业成为第一要事。而生存艰难,学业事业自然也就遥遥无期,这是毒蛇般时时吞噬着这些新移民女性的悖论。新移民女性在异域打工和为生存而挣扎的体验,同时也传达出物质贫困的第三世界在第一世界所遭受到的重创经验,她们自然也成了在主流社会生存状态下的“边缘人”。
(二)“文化身份”的边缘性
“身份”必然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新移民与生俱来的民族身份不会随着居民身份的改变而改变,留存于记忆最深处的文化因子并不会被异域的文化潮水冲刷殆尽,因此,文化身份并不能随意迁徙,更不可能像加入外国国籍一样重新部署。严歌苓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在我看来‘迁移’是不可能完成的,看看旧金山30路公共汽车上的老华侨们,他们那种特有的知趣、警觉、谦让和防备,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我的假定。我和他们一样,是永远的寄居者。即使做了别国公民,拥有了别国的土地所有权,我们也不可能被别族文化彻底认同。”这样一种身份的困惑和失落,在同一文化区域内不会显现,而只能在异质文化环境中,位于双重或多重世界的个体作为脱离母体文化的少数族裔,自己的文化身份由于无法定位而被悬置,又为了生存的需要而竭力寻求和试图确认时,这一特征才会显得格外突出。
新移民来到一个新的国家,他们“眼睛里看见的是两个世界……从前一个走出来,深知自己再无法回头适应;想走进另一个世界里头,但他们的精神构造和文化构造顽固地拒绝”。这种在两个世界中的距离感和双重的认同危机,往往使他们产生一种深入骨髓的陌生感和疏离感。为了更好地融入主流文化新移民在异国他乡不断寻找自己的“文化身份”,并忍受着由“身份焦虑”所带来的痛苦折磨。北美新移民女作家的作品也因此深深打上了“身份”失落的烙印,与异质文化的冲突通过她们的笔触渗透在字里行间,成为她们写作的中心。
语言差异是种种文化差异中最先让新移民感受到的困境。“人们普遍承认,在一个族群里的人所操持的语言与那个族群的认同二者之间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系。由于他们相同的口音词汇、惯用的短语,谈话者在获得自我认同的同时也被有着同样语言特征的人群所认同。进入族群的人因此获得了个体力量和自豪感,同时也因使用所属族群的语言而被赋予了社会责任感与历史意识”。所以语言不仅是一种交流工具同时也是文化的一部分,由于身份的构建存在于语言属性中,失语往往意味着身份的遮蔽乃至失落,所以移民能否在异国扎根取决于他们对该国语言文化的接受和转换。当新移民女性刚刚踏上异国土地的时候,几乎都经历过这种“失语”的焦虑。张翎的长篇小说《邮购新娘》中江涓涓在初到加拿大寻找未婚夫时看到一张张陌生的面孔时,不知道该怎样与人搭话,在国内时事先准备的几句日常用语在此时似乎毫无用处,令她觉得茫然无措。而严歌苓《栗色头发》中的主人公“我”刚从大陆来到美国留学时,只会结结巴巴说几句英语,当“我”在街头等人时,美国男子“栗色头发”前来搭话,而“我”却无法理解他的提问,只能自说自话,两人之间的谈话就像两条平行线一样永不交叉,各自延伸。他们的言谈呈现出极其滑稽的一面,却也深刻反映了移民女性在异域失语的尴尬处境。
语言是每个移民初到异国时所要通过的第一道关卡,语言上的不同造成交流的障碍,进而因无法沟通而在异国倍感孤独与无助。为了摆脱这种“失语”的焦虑,新移民女性们只好拼命地背单词,参加各种语言培训班,为了提高阅读量应付课业,她们可以不去洗衣店、邮局,甚至打工时还要把词汇抄在手腕内侧狠背一气(严歌苓《浑雪》),希望能够因此快点跨过融入异族文化的第一关。新移民女性对自己失却语言这种“存在之源”的伤痛有着深刻的体验,而失语失声也因此成了新移民女作家笔下反复渲染的情境。
身份迷失是新移民感受到的另一重困境,甚至是最深沉的困境。移民者都是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来到异国土地的,“移民的最终意义是指向另一种人生”。这里的“别一种人生”当然是指向一种丰盈、富足和相对自由的生活,另外还应该包括着移民者潜意识中虚荣心得到满足之后的快乐,因为不管在国外过得如何,国内的人都会用羡慕的眼光仰望自己。于是许多移民为了这种虚荣的满足感,总是想尽一切办法留在他国,正如严歌苓小说中所说的,“移民,什么做不出来呢?什么都能给他们垫脚搭桥当跳板,一步跨过来,在别人的国土上立足”。
所以,这些到达西方的中国女性,为了名正言顺地留在异国,首先的任务就是要获得合法的身份,即获得移居国的绿卡,而结婚无疑是一条捷径,“因为谁若嫁、娶了美国公民,那么拿‘有条件绿卡’即临时卡的美梦在半年内就算实现了”。因此许多新移民小说的女主人公都选择了(假)结婚。而风华正茂的她们选择的结婚对象却多为老年男子。这虽然有急功近利的成分,但也隐喻了弱势文化的无奈与屈辱。这种依附性的婚姻关系在北美新移民女作家的文本中比比皆是。例如严歌苓小说《约会》、《红罗裙》、《冤家》、《花儿与少年》、《少女小渔》中的女主人公五娟、海云、南丝、晚江、小渔等,都是借助婚姻以及和婚姻相似的手段换取在另一个国度生存下去的资源,甚至不惜嫁给年老的丈夫。在张翎小说《邮购新娘》中,被男人相中的女人江涓涓以未婚妻的身份进入陌生的异国他乡,不料,婚姻在即将成为现实时化为泡影,江涓涓因而梦想破灭流落街头。陈谦《覆水》中的依群,宋晓亮《涌进新大陆》中的唐凤梧、玛丽等也都试图通过婚姻手段取得合法身份以此改变命运。但这种没有感情、又得不到尊重的婚姻不仅使她们丧失了人身自由和尊严,在异域环境中迷失了自己,而且也使她们因身份问题而备受羞辱从而陷入更加深层的尴尬和痛苦之中。
总之,新移民女性们虽然可以逃离第三世界的空间处境,却不能真正进入西方的文化中心,她们生活在“一看就知道是个大陆妹”的鄙视目光之中。在努力与异域融合,求取“文化身份”的过程中,作为异域女性的弱势文化还是难逃强势文化的凌辱和压迫。最后,她们在求取不得的同时也迷失了自己的真正身份,沦落为“文化身份”的边缘人。
二、“男权文化”的他者
长久以来,女性都是作为与男性对立的性别,以一个“他者”的身分而存在着,她们总是被当作男性的陪衬、附赘、被引导者和被拯救者,被当作男性的附属物而被认识和注意到的正像法国哲学家波伏娃所指出的:“人就是指男性。男人并不是根据女人本身去解释女人,而是把女人说成相对于男人的不能自主的人……他是主体(the Subject),是绝对(the Absolure)。而她则是他者(the Other)。”不论女性言说的形式和内容有什么变化,结果都是社会的男权意识所发出的声音。相应的,在两性关系中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起决定作用的也始终是男性。所以,当一个处于男性主宰世界中的女性,生活在不同种族的异质文化环境中,当这种性别因为社会观念和种族偏见不断地被“性别他者化”时,身份问题就会变得更加复杂。新移民女作家在本土以外从事写作,她们的背后隐含着政治、历史、种族、文化、经济之间的种种矛盾和纠葛,她们的作品也因此负载着各种复杂交织的关系。而且,新移民女性较之男性移民而言,又多了一层传统和观念的枷锁。作为女性,她们除了是种族的“他者”,要遭受来自异族的物质、语言、文化、价值观念和道德体系的困扼;还是性别的“他者”,要承受来自男权意识的性别压迫,不光来自异族男性的压迫,还来自同民族华裔男性移民的压迫,这种压迫是一种来自本土传统中的男权观念的压迫。这种“他者”的身份加剧了新移民女性的“边缘化”地位,加深了这些新移民女性在美国主流文化中对于自身身份的困惑感,让她们在异国的生活更加艰难和窘迫。
传统的男尊女卑的观念到了异国之后依旧没有得到改变。虽在北美,同为华裔,但在一个由华裔男女组成的家庭中,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依旧没有改变,而女性的地位也在这种模式中愈加沦落了。在《纽约的冬天——北美女作家情感小说选》中就讲述了许多关于女性在家庭中“沦落”的故事,《爱情故事》(江岚)中那个毕业于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能够吟诗说古的女大学生到了国外竟然沦为一个地道的家庭主妇,“不过三五年而已,竟至于面色灰败,首如飞蓬”。在《未曾爱过》(茹月)中,工作勤奋努力且卓有成效的女化学实验员佩玲最后还是回归家庭,成为普通的家庭妇女,“不再出去工作,每天在家里等待很晚回家的(丈夫)木森”。在这些故事里,依旧是“家庭之内的家务落在女人身上,家庭之外的事务则由男人承担,女人越来越成为男人劳动成果的一种管理和使用。因此说来,女人的经济价值便丧失其实质,不再引人注意”。
还有一些文本则讲述了女性在国外作为男性附庸,人身自由遭受限制,被彻底“他者”化了的故事,在这些故事中,“女人被当作纯粹的类,当作一个非人格性的东西”。而给这些女性带来压迫的依旧是同为华裔的男性。小说《红罗裙》(严歌苓)中,海云为了出国而决定嫁给周先生之后,却被作为货物一般对待,“第二天他们便结了婚。在王府饭店开了房,周先生穿得严严实实上了一张床,海云也穿得严严实实上了另一张床。关上灯,海云感到一个人过来了,浑身抚摸她。……那手将海云上下摸一遍,又一遍,像是验货,仔细且客气。之后他就回自己床上去了”。在这里,海云不仅牺牲了肉体,而且丧失了个人尊严,被彻底物化了。还有《到美国去!到美国去!》(查建英)中被华裔男老板所欺骗并遭其肆意玩弄的伍珍《少女小渔》(严歌苓)中被男人江伟像货品一般随意出让的小渔,《雪后多伦多》(常琳)中被华裔律师康兆明玩弄后又抛弃的马芬,《望月》(张翎)中梦想当老板娘最终却成周家奴隶和生育工具的星子,等等。这些华裔女性移民在异国所遭受的困境都是由同民族的华裔男性所造成的,她们在异域依旧无法改变“他者”地位,仍是男权文化的附庸。
而且,这些华裔女性还得遭受来自不同种族的西方男性的压迫,这不仅是一种种族压迫也是一种性别压迫。例如宋晓亮小说《涌进新大陆》中的陈晴曾幻想与外籍男友Tom幸福度日,但作为已婚男子的Tom在玩弄了她的感情之后,不仅没有兑现离婚娶她的诺言,还对她拳打脚踢百般折磨。同样遭受异域男性欺骗、玩弄和凌辱的女性形象还有《到美国去!到美国去!》(查建英)中的伍珍、《也是亚当,也是夏娃》(严歌苓)中的夏娃、《浑雪》(严歌苓)中的女留学生“我”、《美国情人》(吕红)中的芯,等等。在这些中国女性与异国男性的情感纠葛中,话语权和解释权总是操纵在西方男人手里他们凭借自己民族和性别的双重优势对新移民女性进行欺辱和压迫,让她们饱受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摧残,从而丧失了自我。
虽然当今女性的境遇已有了很大改观,但男权文化根深蒂固,即使是在异域,新移民女性也很难改变“他者”的境况。正如她们所感慨的:“由于生活所需,生理上的差异所致,女人依附男人之心、之意,(个别人例外)可不是用几句‘男女平等’及‘能顶半边天’的豪言壮语就能代替的。”北美新移民女作家正是用这些饱含辛酸和愤懑的书写表现了新移民女性在异域所遭受的来自本民族和外民族男性的性别压迫,展示了她们被“性别他者化”的苦难历程。
三、“多重边缘人”的尴尬身份
在强调民族的“文化身份认同”和整个男权文化对女性造成压迫的问题时,第三世界妇女的“独特身份”和所面临的独特历史境遇却往往在民族差异和性别差异中被蒙蔽了。中国移民女性,作为来自“东方”这个第三世界的“女人”,她们的身份具有其特殊性:对于第一世界而言,她们是来自第三世界的民族;对于男性(不管是中国男性或西方男性)而言,她们是性别的“他者”;而对于来自同一性别不同种族的第一世界的西方妇女而言,她们是低人一等的女性,因此还要遭受西方妇女的压迫。可以说,相对于民族、性别以及民族与性别相互交织而成的权力网中,她们是“多重的边缘人”。
因此我们在北美新移民女作家的叙事中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第一世界妇女对第三世界妇女的同性压迫。严歌苓的小说《栗色头发》中,“我”对白人老太太娄贝尔夫人关心备至,但这种情感完全被老太太毫无人情味的金钱主义所击败。当“我”见到她丢失的蓝宝石耳环并着急归还时,她道谢后马上说:“我明天把它带到首饰店去鉴定一下。不过你有把握它的确在门外草地上?”潜台词是,作为中国女性,她们的人品是不值得相信的。“我”的一切努力换来的不是信任,而是白人妇女的严重质疑。常琳的小说《雪后多伦多》中,女留学生杨夕囿于生活所迫去照顾一名白人单身老太太,然而这名老太太并不把杨夕当人看待,她“每天不屈不挠地撕扯着杨夕的心……把自己的电视开得如万人广场的麦克风,却嫌杨夕走路的声音重,打破了她习惯的宁静。嫌洗澡的哗哗声,让她耳朵过早地失聪。嫌炒菜的油烟,污染了她的生存环境。她不允许男性来找杨夕……”由此可见,这些白人女性总是以居高临下的视角俯视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女性,因为种族主义依然是新移民女性所“承受的额外压迫,它在妇女内部制造了差异和不平等”,也制造了同性之间的压迫。
移民女性所遭受的压迫还表现在来自台湾的前一代移民与来自中国大陆的后一代移民之间。在严歌苓小说《大陆妹》中被久居美国的台湾人家“唐家”收容后又把她当作下人百般刁难的大陆妹和宋晓亮小说《梦想与噩梦的撕扯》中到美国投奔舅爷却在舅奶奶冷酷势利的非人折磨下累垮了身体的孟皓月等女性身上我们都看到了这种压迫。这虽非种族之间的冲突,却是久居西方国家的移民女性对于新移民女性的一种自然而生的鄙视与轻蔑。那些早年移居西方的移民女性,不仅吃住行已与西方全然无异,而且在心里已经完全认同了西方的种族价值观,在她们心中自己已是“外黄内白”的西方人,自然会对来自大陆的新移民显示出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其中所透露的依然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第一世界凌驾于第三世界的不平等的价值观,同样是新移民女性在西方承受的另一种耻辱和压迫。由此可见,北美新移民女作家的书写是蕴涵着深意的,她们真实而独特地揭示出了第三世界女性在西方所遭受的“多重边缘人”的尴尬处境。
四、全球化背景下的重铸自我
伴随着20世纪中后期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而进入西方,特别是进入北美的“新移民写作”已成为海外华文文学的一种特殊现象,“新移民女作家”也成为海外华文文学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不可否认,“新移民女作家”也是20世纪以来全球化移民的一个组成部分,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D.Held)曾在《全球大变革》中提出:“有一种全球化形式比其他任何全球化形式都更为普遍,这种全球化形式就是人口迁移。”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新移民女作家”的写作现象也是全球化形式的独特表现。
对一个远离汉语世界的北美“新移民女作家”群体来说,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与原有生活完全不同的心灵体验和审美观照都使她们的书写和叙事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审美图像。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北美新移民与20世纪初中期主要移居东南亚的中国移民不同,早期移民可以说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移民。“移民被看作是资本移动中的劳动力资本流动,即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劳动力在资本主义市场的流通,但是作为传统的劳动力往外输出的模式,一般是男性外出谋生、挣钱,女性则留在家里照顾老小,只有少数女性等男性在异国有些成就以后,才会作为他们的附属移民。女性作为劳动力出外谋生在东南亚在当时尚为少见。在此期间,女性的移民与男性移民比较,女性移民的数量极少。在以男性为主的劳动力迁移过程中,女性几乎没有什么地位。”相较于这些作为劳动力流动而被卷入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中国早期移民来说,北美新移民的文化程度较高,他们很多是抱着开拓视野寻找发展机遇的目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来到异国他乡的,尤其是从中国大陆来到北美的年轻女性,很多是以留学生或学者的身份走出去的,如严歌苓、张翎、陈谦、坚妮、融融、吕红等等。也许她们走出国门进入西方世界的初衷是为了体验新的世界,认识有别于东方文化的能给她们带来新鲜感的西方文化,寻找有助于自己发展的新机会。正像查建英在《丛林中的冰河》所塑造的那个为了追求美国梦而独自一人来到美国,并在寻求发展的过程中饱受美国物质诱惑的“我”,以及陈谦在《望断南飞雁》中那个寻着美国这片“你想要是什么,你就会是什么”的土地而去的南雁。
但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毕竟是两种不同的异质文化,中国文化对西方文化的进入必然引发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和对抗,文化冲突与对抗的结果就导致了文化身份的认同危机。因此,严歌苓才有一种“即使做了别国公民,拥有了别国的土地所有权”,也仍是“不可能被别族文化彻底认同”的“永远的寄居者”的困惑和失落,坚妮同样产生了一种“眼睛里看见的是两个世界……从前一个走出来,深知自己再无法回头适应;想走进另一个世界里头,但他们的精神构造和文化构造顽固地拒绝”的陌生感和疏离感。也正因为此,在新移民女作家的书写中,我们也看到她们融入西方文化的努力和力图取得“身份认同”的追求,因为“人的存在需要身份认同,人类有一种区分‘自我’与‘他者’的本能,在群体中由于成员的同质性较强,会给成员提供安全感和认同感”。然而,因为如前所述的新移民女性“多重边缘人”的尴尬身份,这种追求是艰难的,其心理体验也是痛苦的,所以我们在新移民女作家的小说中看到了不少忍辱负重甚至不惜以嫁给老男人为代价来委曲求全的新移民奋斗经验的叙述,如严歌苓的《红罗裙》中嫁给72岁老头的海云和陈谦《覆水》中嫁给大她近30岁的美国人老德的依群。
虽然这种融入西方文化的努力困难重重但新移民女作家毕竟是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而主动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她们有追求有向往,因此从她们的书写中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了她们面对困苦和艰难的信心和意志,看到了在文化冲突中她们试图重铸自我完整人格的执着和坚韧。陈谦《覆水》中的依群在美国经过自己的不懈努力成为了一名优秀的电子工程师,张翎《邮购新娘》中的汪涓涓也成为一个受人欢迎的裁缝,并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还有融融《夫妻笔记》中曾经因身体不完美而痛苦的女主人公佩芬也通过努力并以其迷人的微笑成为了一个优秀的广告模特。
在新移民女性的书写中,我们还看到了这种自我人格重铸的另一重表现,那就是不管在多么艰难和边缘的境遇下,许多新移民女性依然保有一种中国女性特有的善良美德,以西方文化的“弱者”或“他者”之躯展示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和人格之美。如陈谦《覆水》中嫁给美国老头的依群又以自己的善良给晚年空虚的老人带来了爱和幸福。同样的,严歌苓《少女小渔》中为了换取合法身份不得不和一个贫穷潦倒的美国老头假结婚的小渔也以其善良和包容使这个孤寡老人得到了温暖和尊严。正像陈思和所说的:“小渔性格中那种善良纯真的品性涤清了弱势文化处境下的龌龊与屈辱,正因为她处处顺应和保持着自己本心的做人尺度使她在这种畸形的境遇中得以做到不为所乱并由她自己的行为选择展示出一种令人爱慕的人性之美。”在这里,我们看到她们仍然可以有尊严有胸怀地生活在异国的土地上,以此完成自我人格的重铸和升华。也许这种表现还不够突出,但已经有力地透露出新移民女作家充满性别自信的审美价值取向。
因此,尽管在异国他乡用汉语写作的新移民女作家在种族、性别、文化的多重边缘所构建的东方女人的叙事文本中有力地揭示了女性移民“多重边缘人”的生存状态,证实了种族偏见和性别偏见的存在,让我们感叹不已;但她们对女性移民在异域文化中以自己的不懈努力参与全球化运动并重铸自我人格的独特表现,同样让我们的心灵为之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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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emale Narratives of the“Multifold Marginal Persons”——Novels Created by the Female Writers of the New Immigrants in the North America
DAI Guan-qing
Quanzhou Normal University Quanzhou,Fujian 362000,China
I106.4
A
1000-5072(2013)09-0009-08
2013-07-25
戴冠青(1951—),女,福建莆田人,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世界华文文学研究。
[责任编辑 吴奕锜 责任校对 王 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