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义勤

在一个“后革命”的时代，对“革命”的反思和否定自然会成为一种时尚。这在文学领域亦表现得很充分。近年来，在倡导国学的背景上，对“五四”文学革命的否定之声不绝于耳，而对新时期先锋小说文学“革命”的贬低、质疑更是成了一种趋势，甚至连当年的先锋小说家们自己也似乎羞于提及那段“革命”的历史。这令我很不解。“五四”文学革命的问题很大、很复杂，一时谈不清楚。这里，我想重点谈谈对新时期先锋文学“革命”的看法。我不认同对先锋小说“革命”意义的怀疑、贬低甚至否定，我觉得，无论从文学史意义上还是从实践意义上来看，新时期先锋小说所发动的“革命”都是极其珍贵，无法超越的经验与财富。

我们不妨先回到新时期文学的现场看一看先锋文学“革命”的背景。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文学就进入了“新时期文学”阶段。但是，新时期文学的“新”其实是一种想当然的“新”、假定性的“新”、相对性的“新”、表象的“新”，而不是本质的“新”，本质上它仍然是一种“旧文学”。实际上，与其说以伤痕文学为标志的新时期文学是一种“新的文学”，还不如说它是“旧的文学”的延续和放大，其文学思维方式甚至话语方式都跟“过去”的时代毫无二致，而且由于这种“旧文学”被着上了“新时代”的光与色，因而其危险性就更大。当然，这并不是我们否定当时的伤痕文学等“新时期文学形态”的理由，我们能够宽容“伤痕文学”等等的艺术缺陷，因为作家的话语冲动和情绪冲动本质上并不是为“文学”而发，他们只是为了在时代的洪流中汇入自己的声音。他们无暇顾及艺术问题，实际上他们此时也还没有能力顾及艺术问题。“四人帮”长期剥夺了他们写作的权利，他们需要一个艺术的恢复时间，但他们又不愿意再次被时代遗忘，于是只能迫不及待地操持着过去时代的“语言”，以过去时代的“思维方式”对过去时代进行着激烈的批判，这既是一种文学惯性使然，又是作家们一种无奈的选择。他们甚至无暇顾及和反思他们话语与时代话语和意识形态话语的界限，更不会意识到自我与意识形态的合谋。但不管怎样，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一个巨大矛盾由此就暴露在我们面前：一方面，粉碎“四人帮”之后，国家、民族的现代性焦虑在文学中得到了迅速的呼应，“现代化”成为全民族的共同诉求，文学也不例外，它不仅狂热地参与了现代化神话的建构，而且成了民族现代性诉求最重要的载体；另一方面，新时期文学又是以“旧的文学形态”来承载民族的现代性诉求的，除了空洞而狂热的现代性激情外，文学关于自身现代化的想象是迷茫而残缺的。强烈的意识形态性以及惯性的文学话语方式仍然是新时期文学的本质，它陈旧、落后的形态本身天然地就与所要告别的那个旧时代有着血脉相应的联系，因而也必然与它所呼唤和建构的现代性镜像构成了悖反关系。可以说，如何实现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的转变是中国新时期文学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人们对文学的不满更为强烈。这表现在：其一，呼唤“纯洁化”，中国文学长期在意识形态阴影的笼罩下，文学话语与意识形态话语高度融合，致使文学话语严重“不纯”，因此，“纯文学”就是新时期文学的最高想象之一；其二，呼唤“现代化”，社会的现代化呼唤文学的现代化，但中国文学的一身旧装却似乎总难脱下，新时期文学同样如此，这显然与“现代化”的狂热气氛不协调，因此如何实现与“过去”彻底“决裂”、真正脱胎换骨的“文学现代化”就成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主要焦虑。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所谓“真伪现代派”之争其实也正是这种焦虑的体现。

因此，对于新时期中国文学来说，如何突破意识形态语境建构独立、自由而合法的话语空间，就是其面临的第一要务。但这样的使命过于艰巨，靠渐进式的“改良”显然是无法完成的，只能依靠极端性的“革命”。先锋小说的“革命”可以说正是在此背景上顺理成章地发生的。“革命”目的就是要在寻根文学的基础上，开辟真正脱离意识形态话语控制的“纯文学空间”，并提供与旧的文学图式彻底告别的、能满足时代对于文学现代性想象的、崭新的“现代化文学图景”。“革命”的方式就是以对文学与人、文学与生活、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等领域的颠覆性的观念“革命”为基础，以极端的、“读不懂”的“形式主义”实现文学话语与意识形态话语的分离，以文学主体性和本体性的强调突破“文学功利主义”的传统。这种“革命”在审美领域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首先，先锋小说关于文学观念的大胆革命以及敢于探索、勇于创新、大胆反叛、广采博纳的艺术精神极大地解放了中国作家的文学想象力和主体创造性。其次，先锋小说充分展示了汉语小说写作的丰富可能性。一方面，小说的主题内涵已经根本上脱离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那种理性的、直观的、对应式的反映论模式，而呈现出非理性的、模糊化的、难以释解的不可知景观。也就是说，现在先锋小说再也不像从前的小说那样好懂、好读了。另一方面，先锋小说形式层面上也难以再见传统小说那种具有因果逻辑性的情节和故事了，就是话语的讲述方式也都具有相当的陌生性。特别是先锋作家把关于小说写作的思路从“写什么”转移到“怎样写”之后，“叙述”的地位在先锋小说中被强化到近乎神圣的地步，西方近一个世纪以来的各种各样的文本操练方式都被先锋作家植入他们的文本中，中国小说写作的可能性和丰富性可以说是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这一切既大大提高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水平，有效地促进了汉语小说在叙事和形式层面上与西方先进文学的接轨，从而改变了中国小说对于西方文学长期以来的隔膜状况。再次，先锋小说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陌生化”阅读体验，给读者的审美习惯和审美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没有一定的智力和文学水平的一般读者已很难从容进入先锋文本了。正是这种极端的形式主义和“读不懂”策略培养和创造了一批真正的“纯文学”精英读者，其对读者的改造和创造应该是先锋小说对于新时期文学的重要贡献。

如今，先锋小说的文学“革命”已经成为逝去的历史，有人也在不断与其告别并宣告着它的“终结”。但是，就个人而言，这个“革命”却是中国当代文学一笔最为珍贵的财富，它已经成为一种血液流淌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进程中。没有先锋文学的“革命”，我们不会有今天中国文坛最为优秀的这一批中坚作家，没有先锋文学的“革命”，中国当代文学的面貌就不会是今天这种形态，不管是否支持或参与过那场“革命”，事实上，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包括所有的中国当代作家，都已被烙上“革命”的印痕，并成了“革命”遗产的一部分。因此，就商业化时代日趋中庸的中国文学来说，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恐怕不是告别“革命”，而是应该呼唤“革命”，重新“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