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志全

文学研究中的“灰姑娘”

——《文人传记导论》评介

蔡志全

在英国，文人传记历史悠久，新作迭出，但是对文人传记的研究却不多。《文人传记导论》内容详实、例证典型，是新近出版的一部文人传记研究力作。该书的研究涉及文人传记的诸多方面，具有典型性、创新性等鲜明特征；书中对比较传记研究等传记理论层面的分析探讨也可圈可点，富有启发性。本文分析评介该书的主要内容以及撰写特色。

文人传记 传记研究 比较传记研究 传记理论

Author: Cai Zhiquan

is a lecture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ihezi University. From September, 2010 on, he is a Ph.D.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jing University. His major academic area is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biographies.

一

2009年，英国南安普敦大学资深教授迈克尔•本顿（Michael Benton，1939— ）（简称“本顿”）出版了新著《文人传记导论》（

Literary Biography：An Introduction，

以下简称《导论》）。本顿形象地把传记比作文学研究中的“灰姑娘”，两个“丑姐姐”在20世纪曾名噪一时：大姐文学批评曾主导上半叶文学研究，二姐文学理论是下半叶文学研究的宠儿。(Benton 2009：1)相比“两位姐姐”而言，传记和传记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目前这一状况已经有了改变：“近年来，随着英国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和繁衍，英国传记文学研究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浓厚兴趣和高度关注。有关英国传记文学和传记理论的高水平论著层见叠出，从而改变了这一文学样式在学术界长期受冷遇的局面。”文人传记是传记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但目前对文人传记的研究专著却不多见。《导论》是一部新近出版的研究文人传记的力作，是学习和研究英国文人传记的一部重要专著和参考书。

二

本顿在引言中开门见山，指出撰写该书的两个目的：主要目的是探讨“文人传记”这一本质含混、地位不明的文学形式的文类等重要属性问题，次要目的是揭示传记背景知识何以丰富这些大家熟悉的、生平和作品相互映照的经典作家、作品研究。《导论》深入浅出、观点鲜明、旁征博引，研究涉及文学家传记的诸多方面。全书采用主题式研究方式，共十二章，十二个研究主题，各章相对独立、平等排列。本文介绍该书的主要内容，认为《导论》具有以下几方面特色，并对这些特色进行分析和评价。

（一）典型性

《导论》选取了对文人传记发展有重要影响的典型人物观点和典型作品，探讨了文人传记的典型问题。本顿认为在文人传记的历史中，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詹姆斯•鲍斯威尔(James Boswell，1740—1795)、利顿•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1880—1932)以及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等人不但是重要的传记家，他们的传记观或传记理论对文人传记的发展都曾产生过重大影响。他们提出并探讨的传记家与传主的关系问题、传记家的主体性问题，传记中的时间、记忆、身份以及真实与虚构等问题一直是传记创作与研究的重要问题。本顿对这些问题的探讨贯穿于《导论》的始终，对一些问题研究独辟一章，如第三章“阅读传记”，研究的是传记作者、传记和读者之间的关系；第四章“文人传记神话”通过分析勃朗特家族的传记神话，探讨了真实、虚构、神话与创造真实之间的演化关系；第十一章“文人生平：情景与故事”，探讨同一情节与故事在传记和小说中表现的异同。由于可供参考的生平信息甚少，文学巨匠莎士比亚的身世是个谜，因此给莎士比亚立传是一件非常困难且富有挑战性的工作，传记家往往只能借助推理和想象。这是第五章“推理传记：隐身人莎士比亚”的研究主题。本顿从“虚拟的莎翁”和“隐含作者”两方面探讨莎翁传记写作中的推理和想象的界限等问题。在最后一章“传记与未来”中，本顿列举分析了四部新近颇具创新实验特色的传记，概括为四种特征：快照式（the snapshot）、材料汇编式(the dossier)、主题式传记（the thematic biography）和内面朝外式传记(the inside-out biography)。本顿指出，尽管传记的创新手段五花八门，不过却有一个共同的目的：“为了更加贴近传主”(Benton 2009：224)。关于传记的未来，本顿引用了哈尔罗伊德（Holroyd）的观点：“传记一直在变，将变得更加私人化，更加富有个性、想象性、实验性，变得更加混杂，会在‘生平和文学’的复杂结构基础上更进一步。”(Benton 2009：224)

（二）创新性

《导论》中最具创新特色的是第六章：“文人传记与画像。”本顿提出可以把文人传记和画像看成一对“姐妹艺术”，认为与文字传记相比，画像是文人的“视觉传记”，认为给文人立传和画像虽属不同艺术门类，但却有很多相通之处。本顿试图通过比较立传与画像过程中诸多方面的异同来思考阐释文人传记的本质与特征。因此，本章中选取了十幅文人画像，每一幅都配有文字评述，以便与其他章节中谈及的文人传记的诸多方面在主题上取得一致。其中包括约书亚•雷诺兹（Joshua Reynolds，1723—1792）给约翰逊画的最早的一幅画像，罗伯特•巴斯（Robert William Buss，1804—1875）的《狄更斯的梦》(

Dickens'Dream

)，以及布兰威尔•勃朗特（Branwell Brontë，1817-1848）给姐妹们作的画像。其中最有趣也可能是最不出名的一幅要数帕特里克•海荣(Patrick Heron，1920—1999)于1949年画的T•S•艾略特了。在T•S•艾略特的诗作《阿尔弗瑞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

The Love Song of J.Alfred Prufrock

）中有这样的诗句：“总会有时间，总会有时间/装一副面容去会见你去见的脸。”海荣的立体主义画像费了好大劲才在视觉上实现了这种既多重又不稳定的身份感。T•S•艾略特的整个面部表情忧郁、呈沉思状，与之重叠的另一幅侧面像则显现出热切的渴望。休斯（Hughes）在《导论》的书评中对此做出了评价：

尽管我们对这两个状态的艾略特都很熟悉，但在同一时刻我们是无法经历这两个状态的。海荣给艾略特所绘的双重面孔正是对艾略特自己谨慎提防的“传记谬误”——渴望把传记作品当作传主的自我意图、欲望和经历的文字记录来阅读——的完美补充。（Hughes 2010：556）

本章最后，本顿总结了他所谓的文字传记和“视觉传记”的作用，“（它们）推动和促进文学经典的形成，它们就像一把历史的筛子，作用是决定哪些作家的名字漏下筛子，哪些名字继续保留给后代”；“文人的画像，正如文人传记的传主一样，是文学经典形成中的重要元素”(Benton 2009：116)。

（三）比较传记研究

文人传记常写常新，不同时期的传记家顺应时代需求，重新给一些著名文人立传。每一部新传记都反映写作传记时代的社会道德、价值和态度，也反映当时的文学和历史习规。每一部新传记都重新确定自身角色和内容以便与前代及同时代的其他传记相区别。因此，赫尔姆斯认为，“事实上可以开创一个新学科，姑且叫做比较传记学，来研究各历史时期的传记家如何描绘刻画同一位传主”（Holmes 2002：16）。本顿对比较传记研究兴趣浓厚，《导论》第七章的主题是“比较传记研究：狄更斯的‘生平’”。本顿以狄更斯的三部传记为比较研究的对象，选取了约翰•福斯特（John Forster，1812—1876）、埃德加•约翰逊（Edgar Johnson，1902—1995）和彼得•阿克罗伊德（Peter Ackroyd，1949— ）三位传记家所著的狄更斯传记。福斯特的《查尔斯•狄更斯的生平》（

The Life of Charles Dickens

）出版于1872—1874年的维多利亚时代，传记对狄更斯与妻子凯瑟琳（Catherine Thomson Hogarth，1816—1879）分居这一不光彩事件避而不谈，反而对传主社会生活方面的种种乏味细节大费笔墨。尽管福斯特对好友狄更斯非常熟悉，但他对狄更斯的刻画既无生气又无洞见，所作的传记内容保守、枯燥。这部传记反映了在19世纪的英国，“大多数传记变成了作家为传主歌功颂德、著述立传的作品”（唐岫敏 2012：178）。约翰逊的《查尔斯•狄更斯：不幸与成就》（

Charles Dickens：His Tragedy and Triumph

）撰写于20世纪50年代，那时“现代主义”和“新传记”思潮早已席卷了英国学界，但这部传记中却鲜见现代主义特征。约翰逊好像对“新传记”一无所知，书中充斥了大量精心组织的细节，多到甚至影响了叙述的顺畅。这部传记的亮点在于如实地揭示了狄更斯艰难的私生活，包括他与青年女演员奈丽•法伦（Nellie Farren，1848—1904）的婚外情。对此休斯（Hughes）这样评价：

本顿在此借用约翰逊的传记表明保守的传记写作与时代的龃龉。在《维多利亚名人传》出版35年后，约翰逊依然能出版一部备受尊重的传记，对斯特雷奇对于精练与简洁重要性的苛责置若罔闻，暗地里却借用他的权威探寻了私生活和传主的个人动机。（Hughes 2010：554）

可见，虽然在现代主义时期，传记的写作依然很保守，但已悄然出现了发展变化的迹象。1990年，阿克罗伊德的传记《狄更斯》（

Dickens

）出版。这部传记为本顿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通过对这部传记的分析研究，他认为有时候传记可以像小说一样运用各种批评理论，反映文学理论发展的新成果。本顿并没有直接给这部传记贴上“后现代”的标签，但是他认为该传记与后现代文学作品颇有几分契合。他非常关注这部传记的形式实验、拼贴手法的运用，尤其是虚构与事实界限的模糊等等。阿克罗伊德还在传记叙述中不时地穿插一些小插曲，插曲中的狄更斯与其说是历史人物，不如说是虚构人物，他时常与18世纪自杀的年轻诗人托马斯•查特顿（Thomas Chatterton，1752—1770）、T·S·艾略特等作家朋友畅谈，甚至还和阿克罗伊德本人畅谈。可见，通过比较传记研究，本顿成功地揭示了传记的虚构性的一面，凸显了传记家的主体性对传记创作的作用，传记并不是传主生平的透明记载，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四）传记理论

尽管本顿在引言中就申明该书不是理论研究专著，但他对理论的思考贯穿于《导论》全书始末，对理论的探讨深入浅出，具体体现在第二章“生平历史/故事：讲故事”和第八章“文人自传/传记”。本顿在第二章前半部分运用叙事学理论，论述传记与小说在处理人物生平故事方面的异同。正如本顿所言，叙述本身并非中性行为，而是利用选择、衔接、连贯和结束等手段使“真实生平故事”成形。(Benton 2009：ⅩⅥ)本顿从不干巴巴地讲理论，他以勃朗特、哈代以及奥斯汀传记的开头、主体和结尾的对比研究为例，具体论述了上述四种手段的运用。本顿认为阅读文人传记时有两点需要格外注意：①读者如何把在阅读传主的文学作品时得出的“隐含作者”形象与传记中描述的传主形象相匹配融合；②传主的“生平叙事”与“文学叙事”在时间安排上的不对称性。(Benton 2009：ⅩⅥ)本章后半部分本顿从理论的高度以小说为比较参照对象，对传记家的角色、小说家与传记家如何处理与使用事实、真实与虚构、事实真实与虚构真实、以及传记文类的混杂性等问题做出了详细论述。最后，本顿这样总结本章：“上述论述表明，叙事理论有助于探究传记中虚实并存的状况，有助于阐释传记的混杂特性。”(Benton 2009：34)第八章以华兹华斯的《序曲》（

The Prelude

）和乔伊斯的《青年艺术家的肖像》（

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为例，论述在自传性文学作品的自我表征中，作者需要区分作为历史人物的主体和用文学技巧塑造的文本人物主体。本顿引述保罗•德曼在《自我毁容的自传》（

Autobiography as De-Facement

）一文中的观点，论述了自传写作“面具”和“暗喻”的双重特征，总结了文人传记和自传关联与差异，特别强调了二者间的鸿沟、叙事时效、记忆的合成操作，以及文学形式和语言在主体的自我塑造中的作用等。

三

正如本顿在引言里所述，《导论》将读者群设定为广大学生和普通读者。该书正文深入浅出、旁征博引，用例证说话是该书的一大特点。此外，身为资深教授的本顿还是一位热心导师，他在附录中为读者列出一份传记阅读学习书单。书单中传记和传主的选择原则别具匠心：时间以1900年为界，即“文学史上随意选取却很常用的分水岭”(Benton 2009：225)，根据传主曾经从事的文学体裁，分成小说、散文和诗歌两类；为每位传主精选了两部传记，一部是标准的生平介绍，另一部则是以生平和著作为主线。这样，一幅简明扼要的“阅读地图”便呈现在读者眼前：20世纪前的小说、散文家包括从塞缪尔•约翰逊博士到托马斯•哈代等八位传主，诗人从莎士比亚到济慈等六位传主；20世纪的小说、散文家有从康拉德到格雷厄姆•格林等六位传主，诗人有从威尔弗雷德•欧文到西尔维娅•普拉斯等六位传主。最后，本顿还列出了几部文类同样模糊的小说传记和传记小说，包括国内读者熟悉的戴维•洛奇（David Lodge，1935— ）的《作者，作者》和科尔姆•托宾(Colm Tóibín，1955— )的《大师》。这是一份对传记学习者和研究者都非常实用的书单。

尽管本顿早已有言在先，该书只选取英国和爱尔兰籍的传记家和传主为研究对象，但作为一部研究文人传记的专著，缺少了对利昂•埃德尔（Leon Edel，1907—1997）所著的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系列传记和赫迈尼•李（Hermione Lee，1948— ）著的《伊迪丝•渥顿传》（

Edith Wharton，

2008）以及《伍尔夫传》（

Virginia Woolf，

1996）等重量级作品的探讨，不免有一点点遗憾。

注解【Notes】

*本文为石河子大学外国语学院“英美文学学术创新团队建设项目”的成果之一。

[1]“literary biography”是一个令人混淆的概念，应该翻译成“文学传记”还是“文人传记”?在《生平写作：传记、自传与相关形式术语》一书中，编撰者唐纳多·温斯楼（Donald J. Winslow）如此解释：“literary biography是一个描述性术语，用于描写作家生平。”（1995:37）据此可知，这个术语翻译成“文人传记”才准确。此外，唐纳多还指出：“有时literary biography这个术语侧重于有关生平写作的思想而不是写作行为；侧重创造性的过程，而不是事件。”（1995:37）可见，“literary biography”还可以指关于文人传记的理论。国内学者唐岫敏也研究过“literary biography”这一术语的翻译以及“文人传记”的传主资格等问题。（2004:77）从全书的内容来看，《文人传记导论》涵盖了上述两个方面。

[2]见李维平为唐岫敏等著的《英国传记发展史》中的前言。

[3]主要是以下四部传记：a. Elizabeth Gaskell,

The Life of Charlotte Brontë

.1857; Penguin, 1975. b. Lyndall Gordon,

Charlotte Brontë

:

A Passionate Life

. Chatto & Windus, 1994. c. Juliette Barker.

The Brontës .

Weidenfeld & Nicolson, 1994. d. Lucasta Miller.

The Brontë

.Myth, Jonathan Cape, 2001.

[4]原画像参见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Dickens_ dream.jpg。

[5]原诗句为：“There will be time, there will be time/ To prepare a face to meet the faces that you meet.”这里借用查良铮的译文。见http://movie.douban.com/ subject/1308169/discussion/41032331/。

Benton, Michael.

Literary Biography:

An Introduction. Hoboken, NJ: Wiley-Blackwell, 2009.

Holmes R. "The Proper Study?"in France & St Clair, 2002.

Hughes, Kathryn. Review of

Literary Biography: An Introduction. Biography

. 2010 (summer), pp.552-556.Winslow, Donald J.

Life-writing: A Glossary of Terms in Biography, Autobiography, and Related Forms

.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pp.37-38,77.

唐岫敏：《当代传记研究的好工具——评<生平写作：传记、自传与相关形式术语>》，载《外国语》2004年第4期，第76—79页。

唐岫敏等：《英国传记发展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V—Ⅶ页。

In Great Britain, literary biography has a long history and numerous new works come out each and every year whereas the study of literary biography is relatively insuf fi cient.

Literary Biography

is a late masterpiece with detailed content and typical examples. Its study range covers nearly all the hot topics so far in this fi eld and highlights biographical theory as well, such as comparative biographical study, which is original and thought-provoking. This paper comments on this book and analyzes its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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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志全，河北唐山人，新疆石河子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领域为英美传记文学。

作品【Works Cited】

Title:

"Cinderella"in Literary Study——Review of

Literary Biography: An Introdu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