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新强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十七年文学”中，表现革命历史与革命斗争题材的所谓“红色经典”构成时代文学的主流。洪子诚先生在其《中国当代文学史》中仅就长篇的革命历史小说就提到了十六部，并指出关于“革命历史小说”的文学史命名的深意所在。这些作品，“是‘在既定的意识形态的规限内，讲述既定的历史题材，以达成既定的意识形态目的’。它主要讲述‘革命’的起源的故事，讲述革命在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之后，如何最终走向胜利”。这一类型小说的作者，大都是他们所讲述的事件、情境的“亲历者”。“一方面，能够使用文字的‘亲历者’自然极愿意回顾这段光荣的‘历史’；另一方面，这一写作不仅是作者个体经验的表达，还是对于‘革命’的‘经典化’进程的参与。”概而言之，“以对历史‘本质’的规范化叙述，为新的社会的真理性作出证明，以具象的方式，推动对历史的既定叙述的合法化，也为处于社会转折期中的民众，提供生活准则和思想依据——是这些小说的主要目的”。立足上述的文学语境与价值基础，这里以极具代表性的《红旗谱》为例，分别从权力规训、文化研究、文本自身三重向度探讨“红色经典”的建构机制、解构形态与重构思路。

一、经典建构与权力规训的关系

在通常理解的“红色经典”系列中，《红旗谱》是具有标志性的作品。这部旨在揭示“中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自发斗争走向自觉革命历程的长篇小说，出版后迅速为评论界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