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津达

达仁堂是有着300多年历史的“乐家老铺”的正宗后裔。“乐家老铺”以其用药地道、炮制得法深得民间信任，还曾于1723年承办御药，声名显赫。上世纪20年代初期，乐家四大房纷纷开办药铺，各有发展，其中又以四房乐达仁开办的天津达仁堂发展最好，不但在全国各地重要城市均开设分店，更是早早建起了中药制药厂。达仁堂经历了各中药铺的商战，也经历了战火纷飞，历经百年，今天又有了更广阔的发展。“达则兼善世多寿，仁者爱人春可回”，达仁堂的故事至今仍被广为传颂。

药铺新风开先河

北京是老乐家和同仁堂的发祥地，激烈的竞争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同仁堂的东侧开了个宏仁堂，同仁堂的西侧就开了达仁堂，一条不长的大栅栏街里竟有三家乐家老铺，“同室操戈”，一场商战甚嚣尘上，乐达仁知道守着同仁堂开药铺是不会有前途的，于是决心到外地发展。

乐达仁，乐氏第十二世传人，曾留学德国，参观过拜耳公司、克虏伯等大公司，看到外国企业用现代化的机器生产药品，看到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强大的工业，他羡慕极了！归国后，又看到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横冲直撞，民族工业难以为继，他便立志发展实业，救国家于危亡。1913年，他开始用自己在英、德等西方国家学到的管理方法改造前店后厂的中药企业——京都达仁堂乐家老药铺，后来又与弟弟乐达义、乐达明、乐达德4人筹集白银4万两，于1914年在天津创办了“天津达仁堂”。达仁堂为采购人参，特建立“达仁参号”，另开辟养鹿场，蜂场自取鹿茸及优质蜂蜜。

达仁堂也是“前店后厂”，但是这个“厂”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手工作坊，不再采用传统的“斗房”、“刀房”、“碾房”等分工方式，而是应用现代企业分工，分为“轧药处”、“熬药处”、“裹药处”等，并开始引进“洋机器”。尤其是1934年乐肇基、乐松生在任期间，引进西方科学技术，采用电动石磨、电动罗筛，安装冷冻机、打深井建水塔，以为药用，在当时中药界开风气之先。此外，在管理上也有创新，当时的传统中药铺里，药工都是白天店里干活，晚上店里打铺住宿，达仁堂规模扩大后，为适应现代化商业发展需要，在距离天津估衣街不远的五马路盖起了20多间崭新的职工宿舍，既改善了工人的居住条件，又便于管理，更能吸引有技术的工人到达仁堂工作。

达仁堂的资本日渐雄厚，规模也迅速扩大。从1917年起，乐氏家族先后在北京、青岛、武汉、长沙、福州、西安、长春、大连、郑州、开封、香港等地开设了分店，销售药物1000余种。至上世纪30年代，达仁堂已发展成为以天津工厂为核心，以18家药店为连锁店的工商一体的全国第一个大型中药集团。达仁堂的产品，当时被誉为饮片华北第一，蜜丸全国之王。据《国宝同仁堂》一书记载：20世纪30年代中期，达仁堂年营业额高达七八十万银元，资产增长了20倍。达仁堂发展壮大后，业务扩大到其他领域，还开办了达仁铁工厂、达仁女校等。

炮制求精好口碑

提起中药店达仁堂，老“天津卫”都会伸出大拇指叫好。

乐达仁创业之初，就融汇中西，实行了独到的经营方式。一方面，他以北京同仁堂百年老店为榜样，对丸、散、膏、丹、汤剂饮片的制作，采用真材实料，工艺求精，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使达仁堂一开业就在天津同行中崭露头角，渐渐拥有了很高的知名度。另一方面，不惜投入重金，经营珍贵药材，以求发展。当时，在中国传统的中药集散地，每年春秋两季举办药品庙会，据说，如果达仁堂的人员没到场，鹿茸及人参两种贵重药材就不能开盘交易，可见达仁堂的影响力在当时已非同小可。

达仁堂承袭了300余年“家传秘制”的制药经验和传统，始终恪守“只求药 物真实，不惜重资，炮制之术必求其精”的宗旨，严格遵循先辈流传的传统工艺，一丝不苟。选料必求地道优质，炮制上更是精益求精。对各种原料认真挑选，以净货投料，药粉研磨精细，细箩筛选。在继承乐氏“祖传秘制”的基础上，同时也保留了许多独特的秘诀和招法，这些都成为达仁堂无形资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达仁堂集南北炮制技术于一身，百姓皆赞其丸、散、膏、丹，“望之不甚宝贵，服之宝效如神”。新中国成立前，津京一带名医开方时，都指定患者购买达仁堂的药品。达仁堂药品不仅畅销全国，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已出口南洋。

“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 。季节不同、产地不同，药效绝非相同，好的产地，如吉林长白山的人参、江西吉水的紫苏、广东石牌的广藿香、青海西宁的大黄等，采购价格远高于其他产地。达仁堂药材道地、遵古炮制、其工艺本身在选材采购过程中就高于一般的生产厂家。

达仁堂与“同仁堂”同出一脉，90余年的历史积淀造就了达仁堂独特的企业文化。以“达则兼善世多寿，仁者爱人春可回”为经营哲学的达仁堂，秉承治业祖训，把质量视为自己的生命。90余年的历史也佐证了达仁堂的产品质量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在广大消费者中享有极高的声誉。著名国药泰斗金世元曾感慨地说，要论注重产品质量，在现代全国中医药生产厂家中，能与北京同仁堂媲美的就只有天津达仁堂了。

大经路上战火飞

乐达仁在天津建估衣街药店后，翌年在大经路建中国中药业第一家近代工厂——达仁堂制药厂。本以为时机选得不错，倘若早来天津一二年，那必然会赶上壬子兵变。壬子年（1912年）正月十四，乱兵公开抢劫，津城商肆损失惨重，估衣街店铺均遭劫掠，大经路上北洋造币厂被抢银元无数，天津八大家之一的长源杨家，因多处当铺被哄抢一空最终破产。但是俗话说：“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旧社会动乱频仍，朝不保夕，哪有太平的时候？

1922年，北洋军阀直、奉交恶，4月下旬两军在天津周围的北仓等地爆发战事，近在咫尺的天津陷入一片惊恐之中，其秩序之乱，较壬子兵变，有过之而无不及。

▲达仁堂在天津估衣巷的旧址

▲达仁堂药目

盘踞在天津的奉军，以达仁堂药厂马路对面的中州会馆和金刚桥旁的安徽会馆为司令部，通过北站，把大队人马和军需用品从关外运来。5月4日中午，张作霖停车北站，旋即亲赴廊坊督战。与此同时，前线下来的伤兵越来越多，河北公园、云贵会馆、法政学校和水产学校等被奉军强行征用，改作伤兵医院。

战争打响以后，京汉、京津、津浦铁路中止运输，子牙河、南运河因奉军架设浮桥不能行船，于是粮价猛涨，铜元猛跌，老百姓苦不堪言。

直奉战争期间，达仁堂药厂被迫停产，贵重细料或藏匿或转移，估衣街药店停止营业，外埠分号货源得不到及时补充，商务遭受很大损失。奉军失败，退兵关外，厉兵秣马，于两年后又卷土重来。1924年秋天，直奉两军激战山海关，不仅陆军倾巢出动，飞机、战舰也投入了战斗。在直奉交战正酣之际，隶属直军的冯玉祥倒戈，奉军趁势占领了滦州，开始一步步向天津逼近。10月30日冯玉祥夺取杨村，直军败退天津，直军统帅吴佩孚率残部于11月3日由海路逃遁，至此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

随着直军前线的失利，直系军阀把持下的天津各机关人人自危，当官的纷纷携带细软逃往租界，溃败的士兵趁火打劫，于是学校停课，商店不敢开门营业，物价、房价扶摇直上，老百姓惊恐不安。

这期间，大经路仍是重灾区。直奉在山海关激战，直军伤兵都运到天津大经路一带的医院，法政、工业、水产、师范等学校又都被征用为伤兵医院。那些伤势不重的直军士兵，经常出来闲逛，妓院、茶馆招待稍有不周，伤兵就大打出手。伤兵缺钱用，就脱下军衣送当，每件索要二、三十元，蛮不讲理。伤兵乘坐人力车，不但分文不付，还经常打人。大经路一带，人心慌慌，度日如年，不知何时才能太平。

达仁堂药厂坐落在大经路中段，离北站不远，被骚扰更是在所难免。警察厅犒劳过往军队，达仁堂必须出钱出物。一拨一拨的伤兵、败卒，不拿钱就甭想打发走。直军战败，吴佩孚逃跑，扔下伤兵没人管，而奉军进津后又到处搜捕直军。此时的直军伤兵闻风丧胆，早已没有了过去的威风。躲进达仁堂求救的伤兵，一个个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穿一身单薄的破衣服，在初冬的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乐达仁不计前嫌，发给伤兵棉衣和盘缠，让他们在夜幕之下溜出达仁堂，回老家去谋生计。

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后，奉军重回天津，张作霖与冯玉祥控制北方政局。但各派系军阀内部争权夺势，又爆发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混战。大经路一带从此不得安宁，枪声炮声不断，仅在1925年11月到1926年8月的9个月内，达仁堂马路斜对面的达仁女校就被军阀征用了三次。

军阀混战中，达仁堂虽然得以生存，但是个中酸楚，一言难尽，在90多年后的今天，更加难以详述了。

新益求新迎春归

1949年新中国成立，达仁堂的经营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53年，“达仁堂”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1954年，成立了“达仁堂”国药有限公司；1955年，“达仁堂”实现公私合营，调整了机构。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达仁堂”曾先后两次更名，1966年更名为“天津工农兵药厂”，1973年更名为“天津第二中药厂”，直至1980年5月1日，才恢复了“达仁堂”老牌匾，由当时的卫生部副部长、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局长胡昭衡亲笔题写了厂牌，并形成了今天的厂标。

天津达仁堂在许多方面都开制药行业之先河，在人才、设备、技术、管理、产品等方面均有强大的实力。新中国成立后，它率先研制成功黄连上清片、女贞片等最早的中药片剂并将其投放市场，打响了共和国成立初期中药向科学化进军的第一炮。改革开放以后，达仁堂规模不断壮大，先后获得国家质量管理奖和企业管理奖等多项大奖，被评为国家一级企业，在国内外市场上均享有较高信誉。天津达仁堂最先在中药生产企业中投建空调净化生产车间，1990年率先晋升为国家一级企业，并先后荣获国家质量管理奖、全国企业管理优秀奖等国家级最高奖项。达仁堂还分别于1992和1996年通过了澳大利亚和德国巴伐利亚州的GMP认证，成为中国中药企业的旗帜之一。1999年达仁堂的“回生”商标被评为天津市著名商标，同年，天津达仁堂并入中新药业，这种全新品牌的塑造形式为达仁堂带来新的生机和活力。

达仁堂连续多年被评为“天津市著名商标”，并于2009年底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2010年，“达仁堂清宫寿桃丸传统制作技艺”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成为天津市首例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类项目，打破了天津市在该领域“零”的历史。

达仁堂是中国的达仁堂，更是世界的达仁堂。它从宫廷御药中走来，独立门户，自成一派，博采众长，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突破传统中药制剂工艺局限，完善中医药企业管理制度。如今，达仁堂又让绿色中药走向海外，他们的长城清心丸等“仁药”早已漂洋过海出口日本，成为畅销不衰的必备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