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陈广晶

北京时间2012年10月8日17时30分，201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在瑞典斯德哥尔摩揭晓，英国发育生物学家约翰·戈登、日本学者山中伸弥以其在细胞核重新编程研究领域的杰出贡献获此殊荣。他们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打破了传统的干细胞生长不可逆的观点，彻底改变了人们对细胞和器官生长的理解，这是举世瞩目的成就。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的一位科学家便以精确的显微镜下鸡胚脊髓移植手术说明了神经细胞的生长、退化和分化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调控，虽然他目前尚与诺贝尔奖无缘，但他的科学前瞻性和孜孜不倦、毕生求索的探索精神仍是科学工作者的楷模。他就是国内外著名的细胞生物学家、实验胚胎学家和生殖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薛社普。他的经历充满传奇，他的探索充满艰辛，已经在科研道路上披荆斩棘的薛社普却始终充满情趣，笑对艰辛。

“要干出一番事业”

1917年，薛社普出生在广东省新会县古井镇竹湾乡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父亲薛浚远在加拿大做苦工，最初开洗衣馆，后来开饭店，工作虽然很辛苦，却赚不了多少钱，全家生活主要靠薛社普的母亲赵氏支撑。薛社普童年生活很苦，但他却很快乐。他常随祖父攀登的圭峰山，还有家乡的柑树、橙树、蒲葵树，以及那些啁啾的小鸟，都久久地留在他多年的记忆中。

可惜，快乐的童年好景不长。1926年，薛社普的母亲因病去世，那一年，他还不到9岁。母亲去世后，父亲又娶吴氏为妻。

父亲挣钱不容易，人比较节俭，对薛社普和他的两个哥哥要求也很严格，不像母亲那样疼爱孩子。由于家庭不富裕，薛社普从小就跟随母亲干活，直到9岁还没有念书。幼时的薛社普个子小，体质弱，有了继母之后，他每天早上都要挑水。广东人是用两个瓦罐挑水，瓦罐肚子大，口很小，里面放根棍，放入井中的时候水满了再提上来。他所在的村子有一口公用水井，一次薛社普挑水时一不小心，整个人都掉到了井里。幸亏另一边的水罐没有掉下来，薛社普死死抓住绳子大呼救命，才终于被人救出水井。

此事发生之后，薛社普的两个哥哥责备了继母，而他的两个姑姑则认为他应该上学了。薛社普的二姑在距离竹湾乡六七里的文楼乡，当地有个古井小学，教学水平很高，于是二姑出钱安排薛社普去那里读书。二姑同情他小小年纪就没了母亲，生活上很照顾他，三个表哥也不欺负他，但失去母爱的的薛社普总有一种孤独感觉，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

▲1981年，薛社普（左）重访华盛顿大学，与恩师汉布格合影

薛社普读书十分刻苦，成绩也很好。那时候，薛社普每天从家到学校要走30分钟，他也不觉得苦，穿得比别人差也不在乎。特殊的家庭环境培养了他独立思考、独立应对问题的能力。那时，薛社普很内向，不大爱说话，但是写字、写作文都很好，学校办展览的时候总是有他的作业，小学6年，他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小学毕业后，薛社普考上了广东省最好的中学——广雅中学，当年古井小学只有他一个人被录取。这在乡里相当于考上了秀才。薛社普的家乡很重视教育，但薛社普的父亲却不支持他继续读书，最后还是家族的长辈出来干涉，薛社普才得以去广雅中学上学。

求学路充满艰辛

1932年，薛社普走进广雅中学。参天大树、石山碑林、水榭书亭、莲花池塘、湖光掩映……这里太大太美了！薛社普十分庆幸能来这样的好地方求学。

广雅中学这所创立于1888年的中学曾被称为“中国近现代教育史活的见证”，由两广总督张之洞创建，原名“广雅书院”。这座中学以“让学生独立思考，自由发展”为特点，办学宗旨明确，学贯中西，以独特的教学方法培养了包括薛社普、曾德超在内的6位两院院士。当年的广雅中学已经很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学校设有各种活动小组，如游泳班、歌咏班等，学生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参加。薛社普经常到石山上读书，与同学面对面读英文，虽然讲得不好，但是胆子练大了，敢张口了。同时，薛社普也渐渐对大自然、动植物发生了兴趣。初中毕业后，薛社普又以优异的成绩在广雅中学直升高中。1938年，薛社普高中毕业，被国立中央大学博物系录取。国立中央大学本来在南京，但那时南京已经沦陷，该校已经搬到重庆。从广东到重庆太遥远了，薛社普拿着哥哥嫂子给的几十块钱还是很难成行，幸亏在香港的舅母为他出了路费，还给他买了件皮袄御寒。薛社普对此十分感激，至今仍把那件皮袄作为纪念品珍藏。

离诺贝尔奖很近

国立中央大学创立于1902年，原名三江师范学堂，1928年更名国立中央大学。薛社普在这里遇到了对他影响极深的一位恩师——王希成。王希成当时是中央大学博物系的系主任，他曾赴德国留学，导师是因创立胚胎诱导理论获得1935年诺贝尔奖的施佩曼。王希成当时在中央大学教授实验胚胎课。这门课程深深地吸引了薛社普，他经常去找王希成求教，王希成也很欣赏这个勤学好问的学生。薛社普毕业后，王希成聘任他做助教，并录取他为硕士研究生。薛社普说：“我这一辈子的恩师有两个，王希成就是其中之一。”可以说，是王希成开启了薛社普终生事业的起点，维克多·汉布格则帮助他确立了毕生科研工作的方向。

1943年，薛社普结了婚，翌年女儿出生，但他并没有就此放弃“科学救国”的理想。并于1946年通过公费留学考试，在同乡的帮助下于1947年赴美留学。

薛社普就读的芝加哥大学在美国大学中排名第二，学校里有很多优秀的华人学生，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李政道就在其中。在芝加哥大学，薛社普品学兼优，各科成绩均为A，由于对实验胚胎学、细胞分化十分感兴趣，在导师保罗·维斯的推荐下，薛社普于1948年转学到华盛顿大学，师从“神经发生学之父”维克多·汉布格。

汉布格是鸡胚专家，尤其是鸡胚神经发生学的权威，在国际上首创了鸡胚实验胚胎学，他也是施佩曼的学生，与王希成是师兄弟。汉布格在学习和生活上都对薛社普帮助很大。薛社普初到美国时虽然领了奖学金，但还了船票钱和交了学费后就所剩无几，不得不打零工解决生活费。而到了华盛顿大学之后，汉布格不但免了他的学杂费，还介绍他帮系里的两位教授画插图，从而使他的生活费有了着落。

▲1981年，薛社普（前右一）到美国北卡大学解剖系参观

▲2011年11月，94岁高龄的薛社普还在创作书法作品

受施佩曼胚胎诱导的启发，薛社普开始思考：神经管发生初期，从头到尾的神经管细胞都是一样的，4天以后，颈部的细胞逐渐退化，而胸部神经管细胞由于与周围的上肢及内脏的神经支配微环境有关，就特别发达，形成该区脊髓的相应细胞柱区。假如我把颈部神经管细胞切下来，移到胸部神经管的位置上去，会不会受胸部环境影响，发展成为胸部脊髓相似的细胞柱区呢？如果结果是肯定的，那不就说明细胞分化可以被调控吗？“细胞分化一旦决定和已分化后即不可逆”的传统概念难道不值得怀疑吗？

薛社普的想法得到了汉布格的赞赏，同时也告诉薛社普在显微镜下进行胚胎脊髓区段移植难度很大。看过薛社普的几次预实验结果后，汉布格终于同意了他的论文课题：《鸡胚神经管区域分化及其调控》。

鸡蛋不大，鸡胚很小，4天胚龄的鸡胚更小，薛社普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夜以继日地手术、观察、分析，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试验，终于在1950年冬实现了使原先退化死亡的颈段脊髓运动区细胞在新的微环境下存活下来，并分化形成类似胸区脊髓的细胞团区，甚至出现新的Terni节前交感神经柱，证明了神经细胞的生长、退化和分化可在一定条件下予以调控。汉布格对此非常满意，根据此实验结果写成的论文，还发表在美国权威期刊上。十几年后，英国发育生物学家约翰·戈登通过实验，成功地将美洲爪蟾的小肠上皮细胞核注入去核的卵细胞，并使之发育成为成熟的爪蟾，打破了传统的干细胞生长不可逆的观点，彻底改变了人们对细胞和器官生长的理解。这一发现后来被发展为克隆技术，引起世界瞩目，戈登本人也因此获得2012年诺贝尔奖。但是人们不知道，早在1950年的那个冬天，薛社普与这一发现已近在咫尺。

学成归来报国恩

1950年6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薛社普得知后归心似箭，他暗暗加快了实验进度，终于提前半年完成博士论文。

1951年初，薛社普谢绝了有关单位的盛情挽留，在导师的帮助下毅然返回祖国。临行前，汉布格谆谆叮嘱他要坚持科研，执着求索。汉布格的学术成就、坦荡胸怀和不计名利的品格，都给薛社普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回国前，薛社普曾接到老同学的来信，代表大连医学院院长沈其震邀请其回国教授人体胚胎学，同时还接到了其他同学邀请，但与妻子商量后，他还是决定北上大连。在大连医学院，薛社普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不但受到沈其震院长亲自迎接，学校还分配了他一座在老虎滩海滨的小洋楼。

薛社普在大连医学院承担人体胚胎学课程。胚胎学在形态科学中是后起之秀，不如组织学、解剖学发展成熟，且胚胎很小，这门课很难讲。为了讲好它，薛社普想了很多办法。当时的教学资料都来自国外，为了建立中国自己的教学资料，他亲手绘制了中国人胚胎早期发育图，请绘图员画成挂图，还把许多平面结构变成了立体图形，这在国外也是没有的。

1955年，薛社普应邀来到北京，到北京卫生研究院任副研究员，他的工作重点开始转向科研。1958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医学研究所成立，薛社普任副主任。从应邀进京到文化大革命初期，薛社普开展了继续鸡胚实验研究、对“活体质学”的实验评价，以及早期鸡胚发生发育中诱导分化等项目的研究，取得了国际领先的成果。

五七干校受磨练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薛社普被卷入了群众运动，最初是学习文件，后来开始涉及个人历史的调查。由于曾经在旧中国国立中央大学读书，又是在美国取得的博士学位，他受到了怀疑并被隔离审查，红卫兵抄了他的家，还把他在美国读书时的文凭烧毁了，最后，他被下放到江西的一处五七干校。

在五七干校，薛社普先是干农活，后来人家觉得他做过动物实验，又是胚胎学家，就安排他和另外两个同志养猪。虽然养猪的劳动很辛苦，可薛社普不怕辛苦，并把猪养得很好。

▲薛院士76岁时的作品《雄风抖擞》

那段日子虽然很苦，但是也使薛社普对科研思路有了新的认识。他曾回忆说，到了农村，了解了农民的疾苦，也使我认识到科研工作要紧密联系实际，譬如我们应该联系控制人口的需要、防治常见病和肿瘤的需要开展一些研究，并增强了开展科研工作的紧迫感。

“学术问题不能太功利”

1970年，离开五七干校的薛社普从江西永修来到位于四川简阳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实验医学研究所。重新开始科研工作的薛社普调整了研究思路，停止了鸡胚研究，但是细胞分化调控的科研大方向并没有改变。当时研究所的分院有一个任务——开展男性节育药棉酚的研究，薛社普欣然受命，从此开始了对棉酚调控精子发生的研究。

差不多有人类以来，为了解脱女性过多生育的痛苦，就有人开始研究避孕。而目前最有效的避孕方法就是服用避孕药，尤其是女用避孕药。但对于男性避孕药的研究，却始终比较滞后。

棉酚是一种从棉籽中提取出来的酚类化合物。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医学科学工作者发现，一些产棉区和一些食用棉籽油的地区，男性不育症患者普遍高于其他地区，后来才知道棉籽中的棉酚有抗生育作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世界人口激增，直接影响到各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控制人口已上升为一个社会问题。如果能够将棉酚制成男性节育药，对中国乃至世界人口控制都会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其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男性避孕药。

我国卫生部下达的“棉酚抗生育作用及其机理研究”的科研任务，由中国医学科学院承担，薛社普任科研组组长。薛社普很快掌握了相关知识，及时组织科研组成员分工协作，所里其他同事也来帮忙。研究过程中，薛社普还创造性地将放射自显影术应用其中，用14C标记棉酚喂服大白鼠以便观察，创国内外此类研究之先河。

正当研究工作顺利进行之际，薛社普的身体却出了问题。简阳饮用的沱江水被沿江多家农药厂严重污染，导致原本身体很好的薛社普在分院工作7年之后出现尿血、发烧等症状，被诊断为肾炎以及肾和膀胱结石，但他依然带病坚持科研，直到卧床不起。

1977年，由于病情严重，薛社普只好返回北京休养。此时文革已近尾声，各项工作开始逐步恢复正常，身体逐渐康复的薛社普又一次被委以重任——筹组建立细胞生物学研究室并担任研究室主任，他们在建立了细胞分化调控、组织培养、组织化学等科研组，以及以教学为主的解剖学教研室和组织胚胎学教研室，继续进行棉酚抗生育研究的同时，又开始深入进行精子细胞分化调控等研究。经过十余年的努力，薛社普带领的研究团队最终建立了节育药的动物实验模型，起效评估指标和一整套功能与形态定位、定量、定性的检测技术方法，对男性节育药棉酚，以及其后的雷公藤单体等药物的抗生育作用机理进行了开拓性的系统研究。他们的研究，基本阐明了棉酚在体内代谢的动态变化、抗精子发生的作用环节，以及毒性、毒理及三致（致癌、致畸、致突变）遗传效应，建立了抗生育药对精子受精、原核形成和单倍体染色体结构影响的评估体系。他们的这项研究在国内发表论文70多篇，出版专著1本，还有临床试用记录8806份，并于1986年和1987年分别获得卫生部及国家计生委的科技进步二等奖，还引起世界卫生组织（WHO）和美国人口委员会的高度关注，薛社普还受到美国人口委员会的邀请，赴美交流。

可以说棉酚是薛社普70年科研生涯的辉煌一页。进入21世纪后，对棉酚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很多专家认为，棉酚作为一种经过近万例临床试用有效的药品，如果其毒副作用能够设法解决，完全有可能成为国际上第一个男用节育药。香港的一家企业表示有意投资500万元支持此项研究，并首付50万元人民币。薛社普非常高兴，立即制定了新的研究方案。后来，棉酚研究基本成熟，但其起效周期只能缩短至4周，对方觉得时间过长，担心市场前景，无意继续投资。薛社普对此十分惋惜，他多次呼吁：“看待学术问题不能太功利！”我国对棉酚的研究已经开展30多年，薛社普院士对此有着割舍不掉的深情，他说：“希望我活着的时候能够看到棉酚做成一个药。”

红细胞开启新征程

1984年，薛社普68岁，这一年，他的“可调控小鼠脊髓瘤恶性生长的网织红细胞胞质体杂交模型”成功建立起来，此时，红细胞已成为薛社普论证细胞分化可调控性研究的新模型，正发展为与精子具有同等地位的细胞材料，它也将薛社普学术生涯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哺乳动物红细胞的发育包括早幼、中幼、晚幼排核、网织红细胞四个阶段，红细胞分化到晚幼红细胞时，细胞核越来越浓缩，高度浓缩后，细胞核就会被排弃掉，形成网织红细胞，最后形成成熟的细胞。薛社普猜想在浓缩过程中，细胞核中有一个浓缩因子，而排弃过程中，应该有一种红细胞排核因子（EDDF）。

薛社普认为，细胞分裂过程中，某些因素，如射线等，很可能使促进细胞分化的因子表达被抑制，使促进细胞分裂的那些基因活跃，从而打破了增殖与分化的平衡，就发生了癌变。他说：“K562细胞是人的红白血病细胞，小鼠MEL细胞也是一个红白血病细胞。这两个细胞本来都是有血红蛋白的，但是变成肿瘤以后，就没有血红蛋白表达了。其细胞核不但不被浓缩排弃，而且还不断增殖，分裂失控，形成致命的癌细胞。”

薛社普认为，红白血病与失去正常存在于红细胞中的排核因子有关。他认为，如果把自然存在于红细胞中的“排核因子”或“核浓缩因子”输入到血癌细胞中，也许能抑制细胞核的分裂失控。

为了获得红细胞分化排核因子，薛社普领导研究小组做了大量工作，在多方支持下，终于取得成功，分别从小鼠、兔和人胚肝造血细胞中提纯到EDDF蛋白，测定了氨基酸序列及cDNA片段序列。并克隆出6种EDDF相关基因家族成员的全长序列或EST序列，经查实，均为新发现的基因序列，这一成果远远领先于国际水平。

体外实验表明提取的因子可以诱导癌细胞，促使其分化，这种细胞再移植回裸鼠体内未再长瘤，这再次证明了细胞分化的可调控性。此项研究历时十几年，发表论文70多篇，部分阶段成果获得卫生部1988年及1991年科技进步二等奖。薛社普多次应邀在国际国内作相关报告。

关于后续研究，薛社普设想，以发现EDDF为契机，以红细胞的去浓缩因子为突破口，可以进一步研究染色质浓缩的相关基因和相关蛋白质的结构与功能；揭开可逆性与不可逆性染色质浓缩之间的奥秘，运用浓缩因子“封杀”或“凋亡”肿瘤细胞恶性分裂，治疗肿瘤；甚至还可用于其他疾病中，如糖尿病。也许有一天，人们可以把胰岛里好的B细胞核种到网织红细胞中去，繁殖成一个健康的B细胞，解决胰岛素分泌问题。

“有一分钟做一分钟”

薛社普将他的科研工作概括为十个字：“一个思路，两个细胞材料。”一个思路就是“以我为主开展细胞分化可调控性研究”，两个细胞材料是指精子细胞和红细胞。围绕这10个字，他付出了70个春秋的辛苦劳作，坚持“以我为主，不追风”，锲而不舍地用这“两个细胞”探究那些国际热点课题，和迄今尚未解决的细胞分化可调控性问题。他还将细胞的增殖、分化、去分化（恶性变）、再分化（恶性逆转）顺理成章地联结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成果体系。对待工作他始终不遗余力、精益求精。薛社普80岁以后，女儿常常劝他“歇歇”，薛社普写信把女儿批评了一顿：“我现在还能做贡献就要好好做，有一天做一天，有一分钟做一分钟，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2006年，90岁高龄的薛社普仍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第一作者论文。2010年，93岁高龄的薛社普，又起草了一份课题申请书：《细胞增殖与分化及癌变的研究》，继续推进对“浓缩因子/去浓缩因子和去核分化因子（EDDF）”的探索。

2003年，83岁的薛社普被聘为《首都医药》杂志社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此后每年开编委会，他都风雨无阻准时到场，而且都是怀着学习的心态参与，会上总是认真地做笔记。同时，他学习能力极强，对电子产品很有研究，能熟练掌握多种软件，甚至还学会了用电脑绘制论文插图。

如今薛社普院士已经95岁高龄，他依然精力充沛，思路清晰，酷爱大自然，喜欢花鸟鱼虫，擅长书画，兴之所至还会提笔赋诗，更没有停止工作。前不久，他又承担起多媒体《中华医学百科全书》医学细胞工程卷主编的工作。有人向他询问长寿的“秘诀”，他说最大的秘诀就是“心宽”。

本文编自《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薛社普小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