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晓辉

(台湾中山大学 中文系，台湾 高雄 80424)

一 引言

在中国文学史上，大概很少有像曹植《洛神赋》一样，其主旨会引起那么大争议的作品。历来对此赋的创作动机和寓意之讨论，主要围绕“感甄说”和“寄心文帝说”而展开。“感甄说”盛行于唐，李善《文选·洛神赋》的注中，表明《洛神赋》是为“感甄”而作。虽然李善《文选·洛神赋》的注只见于宋尤袤的刻本，乃有尤袤取《感甄记》的内容加入注中的怀疑，但观唐代诗人有不少以“感甄”为题材的诗作，可知“感甄说”实流行于唐代。宋代则兴起“寄心文帝说”，至清代尤盛。持此说者认为李善的注是后人加入，赋的主旨是曹植仿效屈原《离骚》，以洛神比文帝，抒忠君之心及不遇之叹。

学界对此两种说法，至今仍是争论不休。对于李善注中“感甄”的成份是否后人加入，“寄心文帝说”的支持者都只是提出怀疑，未能提出更多的实证。退一步说，即使能证明李善注是后人加入的，也只表示此注的不可靠，并不能由此推论出“感甄”是或不是赋的主旨。他们的盲点是以为推翻注的可靠性，就能推翻“感甄说”。但是注只是对文本的解释，否定注的可靠性不等于否定文本具有注中所述主旨的可能性。

本文尝试抛开传统关于李善注或曹植道德人格的争议，回归文本，先将以屈原《楚辞》为主所建立的洛神原型与赋中的洛神形象作比较，找出曹植对洛神原型的袭用和改造之处。此比较的用意在于:既然《洛神赋》的创作是有寄托寓意的，而赋中洛神形象又与原型有颇大的差异，则曹植对原型的取舍袭用和改造之处，必然透露出曹植的用意。然后再将之与“感甄说”和“寄心文帝说”作比对，分析赋中洛神的形象和情节与哪一说更为符合。

二 洛神原型与《洛神赋》中洛神形象之比较

在《离骚》中，屈原在向重华陈词后三次“求女”，洛神(宓妃)则是三次“求女”中的第一个对象:

吾令丰隆乘云兮，注:丰隆，雷师。求宓妃之所在。注:宓妃，神女也，以喻隐士。言我令雷师丰隆，乘云周行，求隐士清絜若宓妃者，欲与并心力也。解佩纕以结言兮，注:纕，佩带也。吾令蹇修以为理。注:蹇修，伏羲氏之臣也。理，分理也。述礼意也。言己既见宓妃，则解我佩带之玉结言语，使古贤蹇修而为媒理也。伏戏时淳朴，故使其臣也。纷总总其离合兮，忽纬繣其难迁。注:纬繣，乖戾也。迁，徙也。言蹇修既恃其佩带通言，而谗人复相聚毁败，令其意一合一离，遂以乖戾而见距绝。言所居深僻，难迁徙也。夕归次于穷石兮，注:次，舍也。再宿为信，过信为次。《淮南子》言弱水出于穷石，入于流沙也。朝濯发乎洧盘。注:洧盘，水名。《禹大传》曰:洧盘之水，出崦嵫山。言宓妃体好清絜，暮即归舍穷石之室，朝沐洧盘之水，遁世隐居，而不肯仕也。保厥美以骄傲兮，注:倨简曰骄，侮慢曰傲。日康娱以淫游。注:康，安也。言宓妃用志高远，保守美德，骄傲侮慢，日自娱乐以游戏，无有事君之意也。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注:违，去也。改，更也。言宓妃虽信有美德，骄傲无礼，不可与共事君。虽来复弃去，而更求贤也。

对于“求女”之“女”，王逸认为是喻贤臣、隐士，谓屈原欲寻志同道合者以共辅君主;朱熹则曰:“女，神女，盖以比贤君也。于此又无所遇，故下章欲游春宫、求宓妃，见夫女，留二姚，皆求贤君之意也。”谓“求女”乃求贤君。

《天问》对洛神的记载只有一条: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洛嫔?注:胡，何也。洛嫔，水神，谓宓妃宓音伏也。传曰:河伯化为白龙，游于水旁，羿见射之，眇其左目。河伯上诉天帝，曰:为我杀羿。天帝曰:尔何故得见射?河伯曰:我时化为白龙出游。天帝曰:使汝深守神灵，羿何从得犯?汝今为虫兽，当为人所射，固其宜也。羿何罪欤?羿又梦与雒水神宓妃交接也。

于是，洛神和河伯及羿就牵上了关系。河伯乃河神，洛嫔是洛水之神，宓妃本是河伯之妻，羿射杀河伯后，强占之为妻。

后世对《离骚》和《天问》这两段文字的注解纷纷总总，各有异说，但曹植的时代只能看到王逸的注，所以曹植对洛神的理解，亦当以原文和王逸的注为主。此外，李善注《洛神赋》序“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引《汉书音义》如淳曰:“宓妃，宓牺氏之女，溺死洛水，为神。”可见在曹植以前，已有此说法。

(一)洛神原型的特征分析

综合上文对洛神的描述，可以从洛神原型的属性、婚配、外貌、对“求女”的回应态度、性行、神人“交接”的性质等六方面分析其特征:

1.《汉书音义》谓宓妃乃“宓牺氏之女，溺死洛水，为神”，《天问》注亦云“洛嫔，水神”。《离骚》虽无表明她是水神，但谓“宓妃，神女”，然而她既“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注云:“《淮南子》言弱水出于穷石，入于流沙也。洧盘，水名。《禹大传》曰:洧盘之水，出崦嵫之山。”“穷石”、“洧盘”皆与水有关。宓妃为水神，当无可疑。

2.《天问》:“胡射夫河伯，而妻彼洛嫔?”可知宓妃本配河伯，羿杀河伯后，被强占为妻。

3.《离骚》:“保厥美以骄傲兮，日康娱以淫游……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王逸虽以“美”为内在美德，但解为外在美貌亦无不可。且司马相如《上林赋》云:“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绝殊离俗，姣冶娴都，靓庄刻饬，便嬛绰约，柔桡嬛嬛，妩媚姌袅。”极言宓妃貌美，扬雄《甘泉赋》云:“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寿兮，屏玉女而却宓妃。玉女无所眺其清卢兮，虙妃曾不得施其蛾眉。”暗示她蛾眉出众，且宓妃既为神女，羿又强占之为妻，则宓妃之美，殆无异议。

4.《离骚》述屈原以佩纕为礼、蹇修为媒以求宓妃，但她“夕归次于穷石兮，朝濯发乎洧盘”，“日康娱以淫游”;尽日遨游，对屈原的态度是“保厥美以骄傲兮”，“虽信美而无礼兮，来违弃而改求”。王逸认为她虽信有美德，用志高远，无意于事君，但对屈原的所求冷寞回应，轻慢无礼。而扬雄更要“鞭洛水之宓妃”，挞伐衪貌美而恣逸不贞。

5.虽然王逸和扬雄对宓妃的理解各有偏重，但都认为她放逸无礼。从宓妃对屈原的回应，可以反映她的性格是态度轻慢冷淡，自恃其美(美貌或美德)，率性自恣而无心于行义达道。

6.《天问》注:“羿又梦与洛水神宓妃交接也。”此句的关键有三:羿、梦和交接。有研究者指出宓妃的原型有性的含义，又以神与人的“圣婚”来解释宓妃与羿交接行为，是因为在“圣婚”模式中，只有君王才有资格与神女交合。而羿篡夏，亦为帝王，自得与宓妃相配。交接，本有交合、接触和交往的意思，就文意来看，理解为交合、接触和交往皆可，但羿既与宓妃婚配，宓妃原型也有性的含义，此处当理解为交合为宜。而羿与宓妃交合的特殊之处，在于他们是在梦中交合的。这就替作为神的宓妃与人的互动关系，添上了一层如梦似幻，迷离彷佛的氛围。

(二)《洛神赋》中洛神的特征分析

《洛神赋》对洛神的描写更为丰富，不像王逸注直接指出她的背景和特征，而是透过文学手法，暗示或烘托其形象，且赋中最为突出的是其性格、举止及面对曹植的退缩所作出的反应等描写。笔者对应上文，亦在赋中整理出六点，以作洛神原型和赋中洛神形象的分析比较。

1.《洛神赋》中借御者之口表示:“臣闻河洛之神，名曰宓妃。”赋中又形容洛神“攘皓腕于神浒兮，采湍濑之玄芝”，“指潜渊而为期”，“从南湘之二妃，携汉滨之游女”，“虽潜处于太阴”。赋中洛神形象承袭洛神原型，为洛水之神，可以明矣。

2.赋中无明言洛神之婚配情况，只借其口慨叹:“叹匏瓜之无匹兮，咏牵牛之独处。”曹植不明言其婚配情况，可能性有四:一是不知道洛神的原型是有婚配的;二是欲立其高洁的形象;三是认为其夫之性行不足以匹配;四是其夫另有新欢，是以有夫等于无夫。

3.《洛神赋》有大量篇幅描写洛神之容貌、形态、行为、服饰等，极言其美。形容其神态:“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渌波。”形容其体貌:“秾纤得衷，修短合度。肩若削成，腰如约素。延颈秀项，皓质呈露，芳泽无加，铅华弗御。云髻峨峨，修眉联娟，丹唇外朗，皓齿内鲜。明眸善睐，靥辅承权，瑰姿艳逸，仪静体闲。柔情绰态，媚于语言。奇服旷世，骨象应图。”形容其服饰:“披罗衣之璀粲兮，珥瑶碧之华琚。戴金翠之首饰，缀明珠以耀躯。践远游之文履，曳雾绡之轻裾。”等等，描写繁多，未能尽录。

4.洛神对曹植“解玉佩以要之”这追求举动的回应是:“抗琼珶以和予兮，指潜渊而为期。”当曹植因犹豫而退缩时，“于是洛灵感焉，徙倚彷徨”，“超长吟以永慕兮，声哀厉而弥长”，“动朱唇以徐言，陈交接之大纲。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可见她对曹植的畏缩十分失望。

5.赋中洛神仍保留了洛神原型喜欢逸游的性格，曹植不但没有丝毫谴责，更形容她“羌习礼而明诗”。洛神对于爱情直接率真，对曹植的拒绝，仍一片痴心，甚至“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可见其痴情。

6.赋中形容洛神“动朱唇以徐言，陈交接之大纲”。此处的“交接”，应非王逸注中“交接”(交合)，而是“交往”之意。此处如作“交合”解，则其公开言及“交合”之事，与前文谓洛神“羌习礼而明诗”矛盾。且谓“交合”之事有“大纲”，又在其他神祗前明言此事，亦不合情理。而他们的交往，必是从开始就注定有缘无份，没有结果的，故云“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而曹植与洛神的相见，亦是在“精移神骇，忽焉思散”的如梦如幻的氛围中开展的。

(三)洛神原型与赋中洛神形象的比较分析

对照比较洛神原型和赋中洛神的形象特征，可以发现曹植对原型的袭用和改写之处:

1.赋中洛神承袭了洛神为洛水之神的形象。

2.王逸注中强调宓妃本为河伯之妻，后被羿所占，然而赋中只云:“叹匏瓜之无匹兮，咏牵牛之独处。”洛神原型既是从《离骚》、《天问》而出，则曹植没可能不知道宓妃有配偶一事，故曹植对这点避而不谈，或如笔者所推测，一是欲立其高洁的形象，二是认为其夫不堪匹配，三是其夫另有新欢。再者，洛神是“咏牵牛之独处”而非“咏织女之独处”，曹植是借洛神之口反写自己亦无堪配之偶，表示洛神和自己，两者虽各有配偶，但其配偶都不是自己所希冀的。

3.《离骚》、《甘泉赋》、《述行赋》等只侧写宓妃之美，《上林赋》虽正写宓妃美貌，然而却流于空泛和公式化，无血无肉;而《洛神赋》对洛神的形容则非常具体细致，对其五官、妆饰、体态、发型等都有生动的描写，使洛神的形象如在目前。

4.《离骚》中屈原与宓妃很少互动，宓妃对屈原的所求，反应冷淡坚决，以所居深僻难迁为由而拒绝。赋中洛神对曹植的追求，却是反应大胆主动，不但举琼珶答和，更指潜渊以为期，欲邀曹植至其所居之处。然而，曹植面对洛神大胆主动的回应，却迟疑退缩，因礼法之防而无进一步的行动，洛神因而“声哀厉而弥长”、“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失望之情，溢于言表，明知这人神之恋注定没有结果，仍“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洛神从原型的傲慢冷淡，一转而为赋中的大胆主动、多愁善感的态度，特别是与曹植的互动而表现的心理变化，非常生动传神，有血有肉。其间情节之逼真动人和心理变化之微妙，不可能是仿效之前任何一篇的骚赋作品，而明显是另有所本的。再者，洛神既“陈交接之大纲”、“怨盛年之莫当”，此处“交接”已如前述，不可作“交合”看而只能作“交往”看;且既云“大纲”，当不止此次“交往”，否则一次短短的相会，有何“大纲”可言?曹植于此荡开一笔，表面上写与洛神的一次交往见面，暗里却是写其现实中的一段交往的经历。

5.《离骚》云宓妃自恃其美(美貌或美德)，而轻慢骄傲。赋中洛神亦是“华容婀娜”，美貌绝伦;“嗟佳人之信修兮”，德性美好，兼具美貌与美德，却没有原型的骄傲无礼，更重要的是，赋中具体指出其性行是“习礼而明诗”。从“无礼”到“习礼”而且“明诗”，这些元素的加入，亦当是另有所本的。

6.洛神原型具有强烈的性的象征，能在梦中与人交合。但在《洛神赋》中，曹植将交合的意思转换为交往，且指出洛神“习礼而明诗”，自己“申礼防以自恃”，淡化了原型的性的意味。他将交合转换为交往，造成了两个效果:一是因礼法的规范，深化了两者相恋却不能相守，“恨人神之道殊”的悲剧性;二是由强调肉体的“交合”关系，升华为强调精神层面的“交往”关系，突出了关系的纯洁。

曹植除了对“交接”的意思作了转换外，对“梦”这个交接的背景也作了改造。《洛神赋》所参考的另一个文学原型:宋玉的《高唐赋》和《神女赋》，同样以“梦”作为人神交接的背景。在《高唐赋》中，楚怀王梦见高唐神女并与之交合;《神女赋》中，宋玉(一说楚襄王)亦是在梦中与神女相会。宋玉对此主题的处理，比王逸的注丰富和具体得多，所以曹植在序中说:“感宋玉对楚王说神女之事，遂作斯赋。”但《洛神赋》不同于原型和《高唐赋》、《神女赋》神人梦中交接的背景，因为后者明确描述“交接”是在梦中进行的，梦和现实仍是截然可分，不相混同。而《洛神赋》中并无描述曹植是在梦中遇见洛神，只记述是在“精移神骇，忽焉思散”的情况下看到洛神出场。我们固然可以说洛神的出现是曹植在行程奔波疲累、倦极而睡的情况下所梦见的，但曹植既然不作这样的叙述，则其用意明显是将神人交接的背景，由“梦”换置在亦真亦假的梦幻氛围下，打破“梦”与“真实”的界限。曹植的经历可以是梦，亦可以是真实:是梦，所以更显其不可得的无奈惆怅;是真实，所以更显其得不到的悔恨忏情。比较而言，宋玉的描写，是“事如春梦了无痕”，更为虚无缥缈;曹植的描写，更似因追悔一段经历而虚生的幻觉。

从上述的比较可见，曹植的确是对洛神的原型作了相当大幅度的改动，除了详细描述写她的容貌服饰、行仪举止外，更加入了她与曹植的互动细节及心理描写，这些新元素和情节的加入，在在显示赋中所写是在现实里另有所本和另有寓意的。

三 洛神原型改造之背后意义

历来对于《洛神赋》的旨意，主要有“感甄说”和“寄心文帝说”两种说法。上文既已用比较的方法揭示了曹植对原型的袭用和改造之处，并从中透露其用意，只须将之与“感甄说”所本的甄后和“寄心文帝说”所本的文帝作对比，看何者较为符合，则可以推断出《洛神赋》的真正旨意。

(一)赋中洛神形象、情节与“感甄说”之比较

尤袤本《文选·洛神赋》中李善引《记》，叙述曹植于洛水见甄后后，“悲喜不能自胜，遂作《感甄赋》。后明帝见之，改为《洛神赋》”。持“感甄说”者，认为《洛神赋》本是曹植感甄之作，承认曹、甄间的爱恋关系。不论《洛神赋》是在黄初三年还是黄初四年写成，其写作背景都是甄后已被文帝赐死，曹植经历灌均告发，几被诛杀，回归属国的途中在洛水旁感甄而作的，因而甄后是洛神的原型，赋中的情节，亦是曹、甄的经历。虽然相关的史料处处透露出曹、甄关系的蛛丝马迹，却始终无明确见载于史册，毕竟“感甄说”是帝室丑闻，被掩埋亦是在情理之中。故笔者只能藉曹植和甄后的文学作品及其他史料，勾勒甄后的形象及其与曹植的关系，以下依次比较赋中洛神与甄后的形象。

1.在曹丕和曹植的诗作中，甄后的形象总是与水有关。曹植、甄后互相唱和的《蒲生行·浮萍篇》、《塘上行》首句起兴都与水有关:“浮萍寄清水，随风东西流”、“蒲生我池中，其叶何离离。”《诗经·陈风·泽陂》:“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寤寐无为，涕泗滂沱。彼泽之陂，有蒲与蕑。有美一人，硕大且卷。寤寐无为，中心悁悁。彼泽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硕大且俨。寤寐无为，辗转伏枕。”可见蒲与荷、菡萏等水生植物都与爱情有关。

曹丕的《秋胡行》、曹植《芙蓉赋》及木斋考证为曹植所作的《涉江采芙蓉》等写予甄后的诗赋，都充满荷、芙蓉、菡萏等意象或以之形容甄后，而荷、芙蓉、菡萏等既生于水中，则甄后的形象当与水有关。

另外，木斋在《论〈孔雀东南飞〉的作者和写作背景》一文，指出《孔雀东南飞》中刘兰芝的原型正是甄后，认为甄后最后是死于水中。而赋中洛神的形象不但与荷、芙蓉、菡萏等水生植物有密切关系，而且强调“指潜渊以为期”、“虽潜处于太阴”，“潜渊”和“太阴”固然指水，但水属阴，且若甄后是死于水中，则水自然是甄后魂归之处，曹植或是借洛神之口，道出甄后的死因，此亦与宓妃溺死洛水为神的形象相仿。

2.甄后先嫁袁熙为妻，后曹操破邺，袁熙出逃，被公孙康所杀，曹丕入邺后强占甄后为妻，因此甄后的婚姻经历是曾有两任丈夫，前任丈夫被杀后，被后任丈夫强占为妻。这与《天问》所记述，宓妃的前夫河伯被羿所杀，复被羿强占为妻的处境，十分相似。曹丕刚开始时还算宠爱甄后，但因郭女王助其与曹植争位成功，且女王本身亦有姿色，故曹丕后来移宠郭女王。《三国志·后妃传》云:“(郭)后有智数，时时有所献纳。文帝定为嗣，后有谋焉。太子即王位，后为夫人，及践阼，为贵嫔。”可知曹丕另有新欢。曹丕虽然在政治上颇有作为，但其性格寡恩残暴，虚伪荒淫，为与曹植争位，不择手段;曹操刚死，曹丕就将父亲的宫女纳为己有;又另有新欢，贪新厌旧;最后更赐死甄后，逼害兄弟。再加上曹植在文学上自视甚高，对政治亦极有抱负，很可能因此而觉得曹丕之性行不足以匹配甄后。而曹植虽娶崔氏，但考其诗赋中，竟无一篇是写给妻子的，可见他并不爱其发妻。他们的婚姻可能只是政治婚姻，在曹植心中，两人不相匹配。

3.《魏略》云曹丕入邺进袁绍宅，见甄后“颜色非凡，称叹之”，《世说新语》形容“姿貌绝伦”。再看曹丕、曹植的诗赋对她的描写，可知她美貌绝伦。

4.《洛神赋》中的洛神一改原型的冷寞被动为热切主动，“指潜渊以为期”，固然可以理解为邀约曹植至其居处，亦可以理解为与曹植间的某种约定或信诺。至于这约定或信诺是甚么，我们不得而知，但曹植对此感到犹豫而拒绝，则是明确的，“申礼防以自恃”，正说明这约定是当时两人的身份所不容、礼法所不许的。李商隐《代魏宫私赠》:“来时西馆阻佳期，去后漳河隔梦思。知有宓妃无限意，春松秋菊可同时”，是代甄后宫女赠曹植。“春松秋菊可同时”其实是问句，意谓曹、甄间的爱情是注定没有结果的，而你曹植是否确定对甄后的爱情?李商隐的另一首诗《代元城吴令暗为答》:“背阙归藩路欲分，水边风日半西曛。荆王枕上原无梦，莫枉阳台一片云。”借曹植好友吴质代为答复宫女。曹植面对这没有结果的爱以及甄后可能提出的要求，动摇退缩了。《代魏宫私赠》题注曰:“黄初三年，已隔存没，追代其意，何必同时，亦广子夜鬼歌之流。”可知此事之背景，当时已有流传。或谓李商隐可能是看到李善注才这样写，而李善的注未必可靠。但观李善注对此细节未有提及，则李商隐的资料来源，可能另有根据。再者，曹植一再强调“礼”，如《感婚赋》云:“悲良媒之不顾，惧婚媾之不成。”《愍志赋》云:“迫礼防之我拘。”可知他虽深爱甄后，但到了重要的关头，“礼”始终成为他的自我约束，令他有所顾虑。这使得他对甄后的约定或要求，退缩迟疑。

5.《三国志》、《魏略》多载甄后的嘉言懿行，谦虚和顺，体贴温婉，不与人争。而且她博文知书，通音律诗艺，其谥号“文昭”，可知她喜爱文学，以文学显名。特别是她的诗艺，实不亚于当时才俊，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对此称誉有加:“《蒲生》实不如《塘上》……《塘上》之作，朴茂真至，可与《纨扇》《白头》姨姒。甄既摧折，而芳誉不称，良为雅叹。”认为甄后《塘上行》一诗优于曹植《蒲生行·浮萍篇》之作。考当世会诗且有作品留下的女子，仅甄后一人，故其才德兼备，诗礼兼习，可以知矣。

6.第4点提到，曹植心中有“礼”的束缚，所以他虽然深爱甄后，但他们之间该不存在肉体关系，而是相怜相惜、互相倾慕的纯洁爱情，否则他不会在被灌均告发后，于《黄初六年令》中申明:“身轻于鸿毛，而谤重于太山。”退一步说，纵使认为这可能是曹植的公开辩护，文饰己过，未必足信，但甄后的《塘上行》是私下写给曹植的诗，如果两人真有肉体关系，诗中没需要隐瞒掩饰。而诗中不但没提及他们两人有肉体关系，更慨叹众人对曹植的指控是“众口铄黄金，使君生别离”，两人间的关系无疑是清白无辜的。

除了上述的六点外，赋中的其他描述亦多与甄后的经历吻合，如“恨人神之道殊，怨盛年之莫当”，吻合曹、甄间的叔嫂关系如人神间的爱恋一样，注定是不会有结果的。两人相逢恨晚，盛年时都已各有婚嫁，更由于身份所限，不能自由相守。“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正符合甄后已死，两人永没再会之期的情况。“虽潜处于太阴，长寄心于君王”即曹植想象甄后死后，虽身处“太阴”，犹记挂自己，亦《塘上行》“念君去我时，独愁常苦悲。想见君颜色，感结伤心脾。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之意。

(二)赋中洛神形象、情节与“寄心文帝说”之比较

中国文学自屈原开始形成以名花香草喻德行、贤人，以闲花臭草喻小人、谗臣，以求女喻寄心君王的文学传统。清人多主张《洛神赋》中的人神相恋，是曹植被贬谪后，效法屈原，以写与洛神相恋来表达寄心文帝。然而，洛神的形象是否符合曹丕?曹植求女的动机、过程，与“寄心文帝说”比对又是否合理?

前文分析了洛神之“美”，不管是原型还是赋中洛神，都具美貌和美德，特别是《洛神赋》中的描述，从容貌、服饰到动作，都具绝代之美。《离骚》“香草美人”的文学传统，通常将这些美比喻为高贵、贤德的品性。但从《三国志》、《魏书》、《魏略》这些史籍和《世说新语》等记载可知，曹丕心胸狭窄，矫情虚伪，权谋荒淫，寡恩多疑，贪新厌旧。他为得太子位，“御之以术，矫情自饰”;父亲刚死，即将父亲宫女纳为己用，以至卞太后骂曰:“狗鼠不食汝余”;即位后，即“诛丁仪、丁廙并其男口”，残杀异己，逼害曹彰;甚至赐死甄后，多番欲杀曹植。曹丕的这些性行，根本与洛神的“美”不相符。况且曹植兄弟被逼害，朋友被诛杀，若非卞太后维护，自己恐怕亦被曹丕置于死地，这种情况下还“爱君恋阙”，未免不合情理。

《洛神赋》中记述的求女过程是曹植首先提出追求，当洛神热烈回应，约见相会时，曹植却以礼防自恃，迟疑不决。如果说曹植的寄托是爱君恋阙，或是追求美政，或是表明心迹以望君主任用，诚然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这些既然是曹植所追求的，而象征君王的洛神已有正面回应，则曹植为何突然犹疑退缩，放弃自己的理想，且以“礼防”这风马牛不相及的理由作推搪的借口?从现实政治来看，曹植多次上书进言，曹丕皆反应冷淡，不予采用。因此，就算把求女的过程看作现实的反映，同样是无法自圆其说的。

何焯、丁晏都认为曹植作《洛神赋》是效法屈原之志，然而屈原、曹植的处境有颇大差别。屈原的处境是楚国外有强秦压境，内有小人当道，自己遭谗见弃被流放，故在文中以远游求女比喻追求美政、希望楚国强大的理想。然而曹植所处的背景是魏已大致一统天下，虽有外族问题，足堪应付，不像楚国危如累卵;内政上曹丕颇有作为，虽有小人，亦不似楚国般政治黑暗腐败，谓曹植因此而追求美政，说服力未免不足。曹、屈的相同处境是面对谗言诬陷，而曹植所遭之谗为何?自然是灌均的指控。关于灌均的指控，史书多有隐瞒，只以“醉酒悖慢，劫胁使者”轻轻带过，然而观曹植所面对的凶险和惩罚，实不可能是因为“醉酒悖慢，劫胁使者”。各种说法之中，只有“感甄说”最能合理解释。所以，要说曹植求女是效屈原之志，须要面对曹植遭谗的问题，而在史书没有明言却有众多疑点的情况下，“感甄说”是最合理的解释。如果曹植是以《洛神赋》申明自己的清白，则木斋提出的《洛神赋》是曹植辩诬之作的说法，反而更有道理。

另外，潘德舆谓:“即《洛神》一赋，亦纯是爱君恋阙之词。其赋以‘朝京师，还济洛川’入手，以‘潜处于太阴，寄心于君王’收场，情词亦至易见矣。”认为“寄心于君王”的“君王”指文帝。然而在《洛神赋》开首，曹植见洛神出现，问御者有否看见时，御者答曰:“臣闻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则君王所见，无乃是乎?”可知“君王”是指曹植而言。事实上，当时曹植已被封鄄城王，御者和洛神称曹植为君王，合理不过，潘德舆之说，未足取信。

(三)洛神原型之改造背后的意义

从上述的比较可知，“寄心文帝说”与《洛神赋》不符，赋中求女的情节、洛神的形像不但与爱君恋阙的说法、文帝的形象不吻合，甚至相悖。如果曹植作《洛神赋》的动机是寄心君王，为何在他对洛神形象改造的中，完全看不到文帝的影子，更看不到他象屈原对追求美政“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着决心，有的只是用“寄心文帝说”不能合理解释的疑点和歧义。姑不论此赋与“感甄说”有没有关系，即使单就“寄心文帝说”来解释《洛神赋》，仍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感甄说”则与《洛神赋》基本相符，赋中洛神的容貌、属性、性格、婚配情况、对“求女”的回应态度、人神“交接”的性质，都与“感甄说”互相呼应。这相符绝非巧合，因为赋中洛神的形象和情节，与原型差异颇大，如果曹植的动机是单纯的赋洛神，他没可能对原型如此大幅的改动;如果动机是“寄心君王”，他没可能把原型往不符“寄心文帝”的方向改动。他把平面的洛神原型和简单的求女情节，改写成赋中生动细致的形象、丰富的求女情节，且加入了曲折的心理描写、神情反应、对话互动等元素，而改写的结果又与甄后的形象和“感甄说”如此相似，由此可以合理推断“感甄”是《洛神赋》的主要创作动机，甄后即是洛神的蓝本，人神相恋即是写他和甄后的交往关系。

从本文分析洛神原型到赋中洛神形象的改写中，可知曹植以洛神为原型，是因为洛神原型与甄后有若干相似背景、特征，所以撷取洛神原型的这些元素(当中有参考《高唐》、《神女》二赋)进行改写。但是，毕竟曹植的创作动机不是写洛神原型，而是借洛神的这些特征来写甄后，因此在原型的这些特征上，以“感甄”为蓝本作了大幅的改写，并加入他和甄后的经历作底本，赋中的情节比原型丰富得多。

世传《感甄记》中记述《洛神赋》原名《感甄赋》，后来才被明帝改为《洛神赋》。虽然后世学者对《感甄记》的内容真实性存疑，但对《洛神赋》原名《感甄赋》这点上，笔者认为不无道理。因为无论是曹植的创作动机还是最终塑造出的艺术形象，都是围绕“感甄”的。他通过对洛神原型到赋中洛神形象的改写，实现了洛神形象的改头换面、脱胎换骨。就像把一件形象朴素的金属塑像熔化后，重新铸造雕刻，虽然金属的特性还在，但铸造出来的形象与原先的已不一样。《洛神赋》虽以洛神为名，但到底是写“感甄”之事，所以《洛神赋》原名《感甄赋》，亦不无可能。

四 小结

《洛神赋》的真正意旨，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则公案，自唐至清，主“感甄说”者有之，主“寄心文帝说”者有之，孰是孰非，争论至今，悬而未决。这主要是因为缺乏足够的史料佐证，故对《洛神赋》意旨的探析，只能靠周边的证据或以主观推测，其中特别执着于李善注的真伪。学者对李善注的争论虽多，却苦无实证，以致各执一词，自说自话。因此，笔者转而着眼于《洛神赋》本文，从洛神的形象入手，先发明洛神的原型，通过多重比较，从容貌、属性、性格、婚配情况、对“求女”的回应态度、人神“交接”的性质几方面比对原型和赋中洛神的形象，揭示曹植对原型的袭用和改造之处，再将之与“感甄说”和“寄心文帝说”作比较，得出《洛神赋》之创作动机和洛神的形象符合“感甄说”而有悖于“寄心文帝说”的结论，从而推断曹植对原型的袭用和改写的目的，是以赋洛神为名，赋感甄为实的。

［1］吴冠文.论宓妃形象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演变——兼论由此反映的中国文学发展的趋势［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报)，2011(1).

［2］(汉)王逸注.(宋)朱熹注.(日)冈松瓮谷考.楚辞［M］.台北:慧丰学会，1978.

［3］(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M］.台北:艺文印书馆，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