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少年派》叙述了一个少年遇到海难之后的求生之路；《1942》回忆了1942年河南灾民逃荒之路上的各种事件。两部电影都反映了人面对生存灾难时所反映的心态，不同心态的背后体现了关于信仰的问题，这是导致两部电影中的人物生存走向不同结局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少年派》；《1942》；灾难；信仰 ；生存

《少年派》讲述了一个遭遇海难的青年，如何与老虎共存并且生还的故事。《1942》则是以刘震云的小说《重温1942》为蓝本，重新向我们呈现了已被人渐渐遗忘的大饥荒年代。两部电影的乍看之下天壤之别，但却又一个共通的地方：生存。面对极度恶劣的环境，人类都有普遍呈现，但背后也是同中有异的，这是两部电影进行比较的前提。

一、“派”的信仰与生存

首先有必要梳理一下“派”的漂流经历。电影中，“派”的漂流记，有两种版本。第一版本：“派”和老虎在大海上的传奇经历（还有猩猩，豺狗，斑马）。第二个版本：“派”、母亲、厨师，一个佛教徒。（第二个故事是一个血腥的经历，厨师杀了佛教徒，母亲与厨师搏斗最终被杀，之后“派”干掉厨师）这两个故事，都出自若干年后，中年“派”的口述。从我的角度而言，当然是第二个故事更符合“客观事实”。但导演无疑强调更多的还是第一个版本——奇幻漂流。不过，两个故事必定是“相辅相成”的。第二个故事的人物和第一个故事的形象们，是一一对应的：老虎是“派”、猩猩代表母亲、豺狗是厨师，斑马是佛教徒。有意思的情况出现了，那第二个故事中“人形”的“派”代表什么？“人形”的“派”和隐喻“派”的老虎，相互对抗到合作成长，代表了什么呢？真实的情况应该是：“派”杀了厨师，并且吃了船上所有人包括母亲的尸体。第一个故事，是“派”主要的回忆。之所以如此“奇幻”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一种“心理保护”机制，“派”面对厮杀，为了生存做出了一系列有违教义的事，无论是哪个宗教都不允许自己的教徒杀人吃人肉，即使没有信仰宗教杀人吃人对于人的心理冲击也是空前的（在电影中，我们可以发现在老虎杀死豺狗之后，船上的尸体全都不见了）。所以，母亲、厨子，佛教徒的形象被扭曲为动物，而“派”也认为自己是只恐怖的老虎。

那么代表了“派”的老虎和人形的“派”共处寓意了什么？首先可以认为是一种“人格分裂”或者可以说是一个人性格的两面。老虎代表野性与自然，为生存而充满攻击性的本能。在电影开始时，爸爸告诫“派”关于老虎的残忍，从某一方面也使“派”具有了某种“常识”：生存与杀戮是自然界的某种规律。人形的“派”，是”派”的超我一面：人性、道德乃至宗教。起初人形的“派”与象征老虎的“派”是水火不容的，人形的“派”愤恨、恐惧老虎的残忍。这算不算是超我与自我的冲突？但之后，人形的“派”与代表老虎的“派”走向合作。超我与自我走向和谐。这个转变是非常奇妙的。我们常常有关于“人”的种种争论，大都在于其动物性与社会性、道德性上。而在《少年派》中，两者似乎统一了。人形“派”与老虎在漂流中从对立到统一的关键因素有哪些呢？以下有我自己的几点猜测。首先老虎迫使人形“派”在恶劣生活中存活：捕鱼、寻找水源…..而老虎却在其完全的动物性中，得到了人形“派”的人性关怀：一次老虎落水，人形“派”在纠结之下，还是救起了老虎。在我看来，人形“派”救起老虎，是整个故事的转折点，从这之后两者从对抗走向了合作。不好说，是谁改变了谁，只能说在一个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各种利于人类生存的东西都是可以被人所接纳的，无论是自然界的生存法则还是宗教的关怀。最后，他们俩到了岸边，人形“派”对老虎有些不舍，但老虎还是都也不会地走进了森林。这是令我困惑的一个问题，为何最后会用一种“分离”的模式来结束这个故事？作为超我的派，最后肯定是接纳了那个只有生存概念的老虎。但老虎却又一声不响地离开了。这是一种“隐藏”。因为派已经结束了他的海上漂流，重新来到了社会性的世界，显然那种极度恶劣情境下迸发出的本我要回归到潜意识中。但也正是由于“虎性”的一面才使派可以生存下来。至少在内心，“派”接受了这层“动物性”。

二、《1942》——不停地走下去

《1942》的开头是蒋介石发表对民众国内外新闻的一段录音：反法西斯联盟的动态，抗战的动态……就这样报告完1942年的国内外大事。政治术语令人无法体会到历史具体场景下人们的生存状态，一切只是“数据”与“事件”。而事件背后的辛酸与痛苦是无法跃然纸上的。可以说，《1942》的目的就是要还原那段隐藏了的迁移史、生存史。1942年的河南饥荒流离失所、客死异乡的人数以千万记。而在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对于此事的关注与记忆却充满盲点。同盟国与轴心国，抗日，国内混乱局面……注定着由气候和蝗虫引起的饥荒，会变异为各种因素交织的“复杂事件”。

刘震云小说中时常表现“失控”，从一件事到另一件不相干的事情。不仅仅是因为“事物间是充满联系”的哲学原理；更是因为某种混乱、突发事件导致了各种无法想象的生存体验。《1942》中的灾民在复杂的国内外背景下，面临着各种国内外的压力。首先是政治家们的盘算。无论是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还是日本侵略军，都把灾民作为一颗政治博弈的棋子。蒋中正想用几千万灾民，拖延日军的部署，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欧洲战场都取得了较大胜利，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政治重心当然不会在灾民，国民政府也是选择性地忽视；没想到日本军准备使用怀柔政策，在灾民中招募“皇协军”对抗国民政府。除此之外，军队抗日需要筹集军粮，否则谁来保卫家园巩固领土完整？所以，即使到了啃树皮的地步，灾民还是得挤出牙缝交税，加之国民政府官僚系统的腐败，导致赈灾工作不利，灾民不仅承受着自然压力更承受着莫大的社会压力。在电影中，传教士小安意味着某种精神慰藉——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下，有没有通过精神安慰而减轻人们痛苦的可能？小安神父准备在大灾中，准备吸引大批教徒，接受神的感召。但，在恶劣的生存环境前，宗教之类的精神洗礼是无法安抚不断濒临死亡的恐惧的。“食不果腹”，“妻离子散”，“飞机大炮”，“恃强凌弱的国军”……这一连串的灾祸让人没有在思想上的片刻安宁。 最终小安自己先崩溃了。 他甚至开始怀疑上帝：为何“主”总是斗不过恶魔，乃至怀疑自己也被恶魔侵入了身体。

中国农民不期望有什么长远的理想与皈依，在我看来是由他们面临的境遇所决定。农民自古以来都是自给自足，并为巨大的国家机器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天气”“收成”“高堂妻儿”“赋税”是他们一生反复要考虑，要做的事，也算是一种“信仰”。一场逃荒：丧失土地生计无以为继，妻离子散或是不断死亡，战事冲突前有侵略军后有国军的苛捐杂税……日常可以忍耐的三点负担被无限放大——死了算了，不要受罪了。如若真的有一天要他们有信仰，那他们必定先有无忧的生活，生命不再和土地紧紧捆绑，不再有那么多生命不可承受之重。 可以说，中国人面对的不仅仅是灾难本身，还是一个没有保障的身心环境。而这种不安的身心的环境，恰恰又是由于国家行政、文化体制的不足所造成的。回顾“派”，他至少生长于一个适应于宗教的社会，这证明了这个社会是对人的心理是有一定保障和维护的。

《少年派》和《1942》，可以说都涉及到了宗教与生存。很明显，前者的生存意识中，融入了宗教；后者无法融入宗教。尽管都面对着可怕的灾难，但是过程和结果都是截然不同的。只能说，人面对的不仅仅是灾难本身。在灾难以外，我们的生存生长环境都引导着事物发展的倾向。这是不是可以被認为成一种“社会生态”？

参考文献

[1]葛宁.印度笔记[M].北京：京华出版社，2007.

[2] 冯小刚.《温故一九四二》准备好了[N].东方早报，2011-10-20.

作者简介

王宇栋，男，浙江丽水人，浙江师范大学行知学院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