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昌汉

美国东岸波士顿市人文气息浓厚，著名学府荟萃，戏剧、音乐、美术繁荣蓬勃，具有优越的文化发展先天条件。19世纪后期，哈佛大学波士顿图书馆和麻省理工学院为了展出所藏艺术品，倡议筹建波士顿美术馆（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1870年该美术馆正式成立，但是直到1876年7月4日美国国庆日方才开馆。一个多世纪以来，波士顿美术馆的主要展览包括亚、非、欧、美和大洋洲等地区的艺术文物，种类包括绘画、雕塑、工艺、摄影、印刷及多媒材等，其馆藏集古今人类艺术之大成，被公认为美国最佳艺术博物馆之一。

波士顿美术馆内藏品分亚洲艺术、埃及和近东艺术、希腊罗马艺术、欧洲装饰艺术、绘画素描、美国装饰艺术、印刷摄影、染织衣物和20世纪艺术九大部分。其中亚洲古艺术收藏在世界首屈一指，成为中、日收藏之外，海外最佳收藏地。

波士顿与日本历史上有密切的贸易与文化渊源，波士顿美术馆最初之亚洲藏品得自19世纪美国东方学者爱德华·穆尔斯（Edward Sylvester Morse， 1838～1925年）和旅日医生威廉·斯特吉斯·比奇洛（William Sturgis Bigelow， 1850～1926年）在日本的收集，堪称除日本外当今最出色的日本艺术品典藏。1890年波士顿美术馆成立日本美术部，首任主任聘请曾在日本居住12年，在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和哲学8年之久的学者费诺罗萨（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1835～1908年）担任。他于旅日期间研究日本古老寺庙、神社、艺术、文学和戏剧，一生出版多部亚洲艺术著作，倡导东方美学，认为东方美学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其影响深远。

1903年波士顿美术馆的日本美术部更名为日本中国美术部，其后再改名为东方部。中国文物典藏自新石器时代迄今跨越4000年，拥有各式陶器、青铜器、玉器、佛像、敦煌经卷、书画、明器、工艺、服饰等。这里是最早收藏中国古代绘画的美国博物馆，在收藏初始阶段，主要通过日本渠道，对日本传统鉴藏依赖甚重，当时西方人难以从中国获得学习机会，所以通过日本认识中国艺术，错误难免。1894年费诺罗萨举办了美国史上第一次中国绘画展览——京都大德寺所藏中国南宋绘画《五百罗汉图》。这套巨制是南宋宁波职业画坊作品，其中6幅早年佚失，其余于15世纪被带到日本，由日本人狩野德应于宽永15年（1638年）补作凑足，是海内外仅存珍宝。不过当时波士顿美术馆展览作业混乱，竟将其中两幅在展前失踪，展出中的5幅由该馆购下，另外5幅卖给哈佛教授兼博物馆赞助人丹曼·罗斯（Denman Waldo Ross，1853～1935年），罗斯最终将之又赠与了波士顿美术馆。失踪作品之一几年后由费诺罗萨卖给收藏家查尔斯·郎·弗利尔（Charles Lang Freer，1854～1919年，华府弗利尔艺廊创办人），对此，费诺罗萨的解释是作品打包送回日本时被重新发现，日本代理人赠送给他；另一幅后来也在市场出现，1907年也被弗利尔购入。展品失而复现在主办人手中，且流入市场，其间弊端显见，却未得到深究。回归日本的88幅作品在1908年被日本指定为“国家珍宝”，始受严格保护。

费诺罗萨在日本市场购买中国古佛教绘画后转售给波士顿美术馆赞助人医生查尔斯·威尔德（Charles G. Weld），后者于1911年捐赠波士顿美术馆，连同稍早前大德寺《五百罗汉图》部分作品，至此奠定了该馆中国绘画典藏的最初底蕴。

1896年费诺罗萨因为婚外恋离婚另娶，在清教徒氛围浓厚的波士顿这种现象难被接受，因此他丢掉工作，日本中国美术部由其学生、曾任东京美术学校校长的冈仓觉三（Okakura Kakuzo，1863～1913年）继任。觉三后来改名天心（Okakura Tenshin），他英语流利，是日本明治维新后西化洋务之文化推动者，因向西方介绍东洋艺文而受赏识，1904年起先受聘为波士顿美术馆日本中国美术部顾问，1910年升任主任，至1913年去世。冈仓曾学习汉语并游历中国，在波士顿美术馆工作期间每年前往中国，在当时西方垄断中国艺术品买卖之日本“山中商社”外另起炉灶，构建了以其外甥早崎幸吉（Hayasaki Kokichi）为中心的购买渠道。当时中国正值辛亥革命前后，政局不宁，国宝外流严重，冈仓购买了大批珍品，包括南宋夏圭《风雨行舟图》团扇、元代王振鹏《姨母育佛图》卷等，极大丰富了波士顿美术馆库存。1912年冈仓请中国书画家吴昌硕题写“与古为徒”四字，而后制成匾额，至今安放在波士顿美术馆中国部大厅。

东方部主任在冈仓之后由约翰·伊勒顿·罗吉（John Ellerton Lodge，1878～1942年）续任，传北宋范宽的《雪山楼阁图》、南宋陈容《九龙图》等即在罗吉任内购入的。罗吉之后日本人富田幸次郎（Tomita Kojiro，1890～1976年）接任此职务，富田从1916年起任波士顿美术馆助理研究员。1921年成为研究员。1931年升为东方部主任，一直工作到1963年，是任职时间最长的部门主管。任内入藏名作有北宋赵令穰《湖庄消夏图》卷、南宋鲁宗贵《吉祥多子图》方页等，并首次出版了馆藏中国古画的完整著录数据。

美国多数博物馆靠捐赠基金运作，逐渐积累收藏。波士顿美术馆早期最重要的捐赠得自前述哈佛大学艺术教授丹曼·罗斯，他担任该馆理事逾40年，收藏、捐赠之精品较多，中国古画部分如南宋《五百罗汉图》中周季常、林庭珪所作《洞中入定》《应身观音》《经典奇瑞》《渡水罗汉》《施饭饿鬼》5件，还有传北宋徽宗《摹张萱捣练图》卷，北宋摹本杨子华《北齐校书图》，宋佚名作品《古帝王图》《文姬归汉图》等。

波士顿美术馆所藏中国古代绘画很多属于国宝作品，由于收藏源头早期多来自日本，难免反映出日本人偏爱之品味风貌，如南宋院体册页和立轴及道释画等。至于宋以降的元、明、清文人书画，多是后来研究员罗伯特·崔特·潘恩（Robert Treat Paine）、曾宪七、方腾（Jan Fontein）与吴同等人所购入。

除前述诸作外，波士顿美术馆收藏的其他名画有：唐代 阎立本《历代帝王像》、辽代李赞华《东丹王出行图》、传五代董源《平林霁色图》卷、宋代赵伯驹《刘邦进关中》、宋代佚名《九歌书画》《杨贵妃上马图》《天官图》《地官图》《调鹦图》《番马图》、传宋代杨士贤《前赤壁图》、宋代张思恭《猴侍水星神图》、南宋孝宗行楷《书苏轼诗句》团扇、宋代赵琼《十六罗汉——第二尊者》、元代吴镇《草亭诗意图》卷、元代赵雍《高峰原妙禅师像》、元代佚名（旧传吴道子）《明皇观马图》卷、元代姚廷美《雪山图》、明代仇英《弹箜篌图》、明代董其昌纸本墨画册页、明代李流芳《山水图》、清代董邦达《庐山图》卷等。

古艺术真假扑朔迷离，波士顿美术馆尽管专家云集，也难免有走眼的时候。1957年美术馆在富田幸次郎同意下，自张大千手中入藏五代关仝的《岸曲醉吟图》等一批中国古画，次年张大千再度卖给该馆6世纪画作《无垢菩萨》，被认为获得了传世最古的绢本佛像。不过到20世纪70年代末，经过科学检测以上两图的颜料成分，发现画的钛白色为20世纪20年代产物，因而坐实赝品身份。2008年馆方以“张大千：画家、收藏家、制赝者”为题推出一个小规模展览，为所吃闷亏打一记回马枪。

张大千以绝高的绘画和鉴识功力“诈欺”波士顿美术馆固然遭受批评，成为生平污点，但是西方博物馆所藏文物许多来自掠夺，同样久受批评，波士顿美术馆“伟大”的收藏未能例外。像宋徽宗的《五色鹦鹉》即为八国联军所抢文物，辗转流落到此。还有转售弗利尔的两件《五百罗汉图》同样妾身未明，更有买卖方不回避利益输送的历史弊病，使得问题典藏不在少数，因此当“收赃者”变身苦主可算冥冥中的报应，并未引致同情。

艺术文物的真伪靠专业检视，技不如人苦果只能自己吞咽，但是国际劫掠牵扯之问题更广而难解。现代世界尝试终止艺术与古文物窃夺事件的发生，1970年联合国会议中呼吁规定法律，美国直到1983年才实行。但是追溯时效不明，执行上存在许多漏洞。1997年波士顿美术馆展出玛雅文物即引起波澜，瓜地马拉政府质疑文物的法理依据，要求归还。 波士顿美术馆以该国政治不稳，古物留在波士顿比较安全的说辞推诿。争论期间，《波士顿全球报》走访了传说中文物出土地瓜地马拉米瑞德河（Mirador River）河谷，尝试找出文物确切来源。就在访前几日，帮派分子带着突击步枪盗掠了当地庞大的石碑，该国文化部官员沉痛地说：“遗失文物是满载我们国家历史的书页……”文物回归虽因人性贪婪和历史纷乱而棘手，不过终究缓慢朝向正面改善。时至今日，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纳粹劫夺的艺术品归还已见成效，2010年波士顿美术馆同意将在不知情状况下购买的一批意大利艺术品归还意国，交换条件是意大利出借一些重要文物供作展览，这项举措创造了双赢的局面，深具意义。

波士顿美术馆的典藏光环与背后的侵夺罪行是西方博物馆面对的共同历史是非，当艺术文物的真伪、收集的法理基础、与利益团体的关系遭致放大检验，无疑是当代社会进步的表征。唯有通过检测，古艺术文物的收藏和展览才能立足于无垢之境，否则即使以美国庞大的政治、经济力量，终究无法予强取豪夺以合理化借口。

作为一名华人，观赏波士顿美术馆的中华绘画收藏情绪十分复杂，骄傲与失落都在所难免。无论如何，这里的海外遗珍已经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在遥远的海外异地见证着中华文化的风雨与辉煌。（作者系旅美画家，独立策展人，艺术理论研究学者）

责编 李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