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瑛

在某种意义上，大概可以承认，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正如艾布拉姆斯在谈论历史的时候指出，“知道‘我们过去是谁、是什么、在何处’之后，我们才能明白‘我们是谁、做什么、在何处’。”九十年代以来，消费主义来势汹汹、全球化浪潮席卷、社会阶层断裂、经济运作失衡，中国社会处于激烈冲突的转型期，面对复杂时局，不少知识分子和民众重温民国历史，以史为鉴获得解决当下问题的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在此背景下，自余英时、张灏对康梁等人的研究发端，民国知识分子研究经历了一个从冷到热的过程，一大批学者对反映清末民国时期知识分子思想观念及人生道路的历史材料进行勾陈索隐、整理分析，钱理群、王汎森、许纪霖、罗志田、傅国涌、谢泳、张耀杰等对近代知识分子思想历程、学术源流、现实境遇的考辨梳理各有所长，从不同侧面展现了民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生活状态。学院之外，以民国知识分子为题材的书籍受到读者的普遍欢迎，胡适、傅斯年、罗家伦、丁文江、邵飘萍等曾经被历史风沙掩盖的名字重新出现在人们视野之中，他们起伏跌宕的命运和独特的思想见解、出色的学术成果成为从学界到有一定人文知识修养的一般民众津津乐道的话题，如徐百柯的《民国那些人》、傅国涌《民国年间那人这事》、范泓《隔代的声音——历史劲流中的知识人》、韩石山《民国文人风骨》等书都销路看好，读者众多的《南方都市报》、《读书》、《万象》、《随笔》等报刊杂志都刊发了为数不少的对民国知识分子进行研究或追忆的相关文章。而在这股民国怀旧热中，张昌华及其作品可算是颇为独特的存在。

张昌华著有四部民国文化界名人传记散文集，另有《走近大家》、《书香人和》、《书窗读月》等一系列随笔，对苏雪林、张充和、黄侃、陈西滢、张君劢等民国人从日常琐事到人生道路、思想学术做了生动刻画。张昌华担任文学编辑多年，曾担任江苏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这一身份使他与文化名人及其家属多有结交，熟悉他们的生平和写作状况，这就成为他写作民国人事的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以一颗善感的心去看待名人，对他们赋予“同情之理解”。张昌华的书写特别细腻鲜活，并且在一些几乎已成定论的问题上独树一帜、别有见解，如果说其他民国题材类的作品能让读者感受到逝者旧事的魅力，在回眸中一瞥人间世的兴衰沉浮，那么张昌华的作品就是带领读者直接进入延续到今天的民国余韵，触摸到还带有余温的真实，以一种不带成见的眼光重新打量人与事，获得直观新鲜的理解和领悟。

第一，亲临现场，写真传神

狄尔泰在论述传记写作的时候，曾说，“要想使对于一个个别人物的理解过程变得完满，人们就必须具有系统的知识，而这种系统的知识又同样依赖于对个体的生动的把握过程。”张昌华因为各种机缘得以在论述民国人物的时候实现这一“生动的把握过程”，他与苏雪林、无名氏、张充和姐妹、陈西滢的女儿陈小滢、梁实秋的女儿梁文茜等民国文人及其亲友都有通信和会面，近水楼台先得月，他掌握了大量外界罕见的第一手资料，对民国文化人的认知比别的研究者更为真切，理解更为完满，书写他们的人生和思想往往入木三分。

比如，对苏雪林，一般研究都聚焦于苏三四十年代对鲁迅的狭隘偏见、攻击和对胡适的狂热崇拜，还有一些则以苏雪林与张宝龄的婚姻悲剧为主要记述对象，这些书写使苏雪林仅仅被视为民国时一个婚姻失败而性格偏执有几分才华的女人，事实上，作为一位长寿老人，苏直到1999年才过世，但她生命的后数十年状况还没有受到研究者应有的重视。张昌华因为编选名人自传丛书，1996年经人介绍与苏雪林相识，来往信件多封，信件内容不仅涉及苏回忆的二三十年代文坛史实，更对苏雪林老年生活和思想有比较直观的展现。在张昌华《书窗读月》书简一辑中，张将苏雪林的两封信记录了下来，这是非常宝贵的第一手材料。在1996年4月25日的信中，苏关心冰心和钱锺书的病情，表现出民国旧友的真挚友情。有趣的是，苏对自己作品在大陆出版一事非常悲观，自称因过去反鲁反共，被摈弃于文坛之外，不被文学史提及，“比死亡更酷”，自己的书“出版后亦未必有人肯购读，盖我在大陆为久判死刑之人故也”，在同年6月19日信中，她又称自己并非名人，不敢与胡适、林语堂等并列，“不久便归消灭”，希望张昌华不为她出自传，“不如为谢冰心、黄庐隐先生出版个自传”，苏雪林一再如此强调自己名声微末不足称道，固然是有谦虚的意思，但也可看出她自知因为政治立场不正确，被大陆学界封杀多年，在普通读者群中缺乏知名度，表现出对一生创作未能大行其道的失落和颓唐。如果以苏雪林为典型，做一个赴台的民国知识分子晚年对大陆文坛心态考，相信是很有意义的研究。此外，苏在信中对唐德刚的胡适传记非常不满，认为唐败坏胡适形象而牟取名利，对其大加贬斥，愤愤之情溢于字里行间。此时的苏雪林已是百岁老人，犹是如此耿介执拗，不管苏的见解是否正确，她对胡适数十年如一日的这份拳拳维护之心倒是令人起敬的。张昌华又通过这些信感受到苏雪林对写信的热忱，从苏以巴掌大的餐巾纸做信笺觉察到苏经济上的困窘，并结合苏雪林日记，揣测苏晚年的寂寞无聊，他笔下的苏晚年“寿则辱”，苏耳聋不能接电话，只有靠信件与友人交流，穷困节俭，乃至在信纸邮票上都要锱铢必究，却又毅然拒绝官方资助，张昌华对苏雪林的凄凉晚景表示同情，指出苏穷且益坚，不失文人气节。这些史料及分析都带着湿漉漉的新鲜劲儿和毛绒绒的生命质感，使读者面前的苏雪林从文学史上一个略感陌生的冷冰冰的名字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

再如民国教育家张吉友的四位女公子是民国文化界以美丽和聪慧出名的“张氏四兰”，长女张元和嫁给昆曲名家顾传玠，二女张允和嫁给文字学家周有光，三女张兆和与丈夫沈从文留下一段文坛佳话，四女张充和嫁给美籍汉学家傅汉思，研究她们及其友人的行状记载对了解民国文坛很有帮助。但是很可惜，除兆和因沈从文的缘故常被附带提及以外，研究者对其他几位的思想和生活还很少有关注。张昌华与张充和姐妹及家人多有交往，挖掘出了姊妹鲜为人知的事迹。张昌华是生活的有心人，他在画展上偶然看到张充和的一幅《仕女图》，便专程拜访，得知了张充和、沈尹默、郑肇经、章士钊等作画、题画、作诗的一段雅事；他又从一幅字《归去来辞》牵出了黄裳、董桥、张充和、沈尹默、吴晗、杨振声等的书画往来和董桥、黄裳的买画还画道义之举，为文坛留下温馨佳话。张昌华曾收购一幅题名为胡适写给张充和、傅汉思的字，唯恐有假，致信张充和求证，充和女士既笑张不识字好坏，又特意写一幅《一萼红》相赠。张昌华纯用白描记述此事，在质朴平实的文字中充分刻画出充和女士性格的爽朗率真、大方干脆。张写周有光与妻子张允和的琴瑟和谐，举例两夫妻给他题词，一个写“人得多情人不老”一个写“多情到老情更好”，援引周先生在信中谈妻子的逝世极沉痛之语，“我们结婚七十年，我从没有想到会有一天两个人中少一个！”叙述周有光以97岁高龄，亲自整理允和遗稿，费尽心机出版张允和的《昆曲日记》以怀故妻。种种事因作者本人参与其中，写来细节丰满，真情流露，分外动人。

又如，张昌华叩访著名文学家梁实秋唯一在大陆的女儿梁文茜，写作《女儿眼中的梁实秋》一文，文中，梁文茜谈到父亲的敬业，说他痔疮发作血染座椅，而兀自伏案工作一点不知；谈到梁的敦厚谦和，提及他挤出自己家人房间给保姆的儿子结婚用，到台湾后，还寄钱给老保姆，租房子中途搬走，硬不要房主退租金；梁实秋思念家乡，把北京旧居枣树上的枣子用酒精泡成标本放在台湾家里客厅，不时看看寄托怀乡之情，去世时遗嘱穿长袍马褂，安葬高山以望故乡。见微知著，以小见大，这些点点滴滴的生活情事，经过张昌华的辛勤访谈和记述，营造了梁实秋作为学者、游子、家长的整体形象，为后来的研究者留下了宝贵资料。

第二，反弹琵琶，别奏新声

张昌华的民国名人系列散文，不仅通过详实的资料收集整理和优美动人的文字刻画了民国人多姿多彩的人生，更难能可贵的是，张善于多方查考相关材料，凭借事实说话，不因循从众，在对人事的评析上，往往自成一脉又入情入理。他自称并非刻意做翻案文章，“只据占有的史料，力求把人物写得丰满些、鲜活些，还他庐山真面目罢了。”他的书写表现出一位饱经沧桑的睿智长者对历史真实的尊重审视、对复杂世事的宽厚胸怀和对纠结人性的深刻理解。

最典型的，大概是对陈西滢其人其事的记述。陈西滢写得一手好散文，曾担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但在人们眼中，他更多地是以跟鲁迅论战过的“反动文人”形象而出名，往往认为他才华有限，无能无德。张昌华因为编陈凌的散文集《双佳楼梦影》，与陈女陈小滢有过从，又熟识陈凌的老友苏雪林、萧乾等，对陈西滢有较多了解，他笔下陈的为人处世就另有一番气象。首先，在性格上，一般人认为陈西滢尖酸刻薄，好讲“闲话”，而张昌华却指出，苏雪林、萧乾都说陈“ 外冷内热”、“ 厚道”、“ 好人”，他又引用陈小滢所言，“父亲也认识到他的性子太直，有话就说，有时候得罪了人，自己还不知道，但他对人没有坏心”，并举出三十年代陈西滢与鲁迅相遇时礼貌握手为例。张昌华谈到陈注重操守，在担任武大文学院院长期间，为避嫌硬是不让凌叔华到武大教书；在联合国任职期间，主动给自己降薪，为此还和凌叔华大吵一架。陈清高内敛，从来不提在英国获得博士头衔，这是陈西滢“孤冷的不屑，是他英国绅士修养之一端”。张昌华并用陈西滢赡养老母和姐姐的事，赞叹陈西滢具有中国传统美德，注重孝道亲情。很多人认为，凌叔华跟陈结婚是一种“下嫁”，而张昌华多次晤谈陈小滢，认为陈小滢言下对母亲隐有不以为然之意，凌叔华当年主动追求陈西滢，结婚后又不愿与陈西滢交流沟通，受不了拮据俭朴的生活，与陈母和姑子合不来，能保持家庭完整，是因为“父亲陈源是个老好人，宽怀大度，每能原谅别人”。对陈西滢的才华学力，张昌华特别提及夏志清给自己的信中所言，“中国最有资格写欧美八大家的是陈西滢。”女儿和朋友的举例和评说，虽然难免有美化逝者的可能，但是毕竟是来自当事人的亲身经历和体验，自有其重要意义。张昌华不惮其烦，再三寻访相关人士，在掌握大量直接和间接材料的基础上，厘清真相，重新评估，以事实为基础洗刷去了陈西滢身上一些不该有的訾诟。这种客观严谨的治学态度，不仅是对一个民国知识分子的尊重，更体现出对历史真实的敬畏和对写作本身的慎重其事。

不仅对陈西滢、凌叔华这样的知名文人，甚至对一些民国文化界边缘人士，张昌华也表现出还其真实的热忱，对毛彦文的记述就是一例。毛彦文与吴宓、熊希龄的婚恋纠葛可说是民国文化圈的一桩笑谈，世人一般认为：毛彦文薄情寡义，看重熊希龄的资产地位，不惜红颜伴白发，吴宓始终不悟。而张昌华作《毛彦文的往事》一文，对上述说法来了个彻底颠覆，他参考征引各种资料，通过分析整理当事人的自述如《吴宓日记》、毛彦文《往事》和旁观者的追忆记载如周秋光《熊希龄传》等相关论述，指出，毛彦文其实是一位贤惠大度、事业心强的上进女性，她和熊的结合建立在相互理解支持的基础上，而吴宓对毛的追求却是既不了解自己，更不了解毛彦文，纯属一厢情愿。张昌华的说法一反几成定论的旧有论调，初读之下，令人瞠目怀疑，但细细体察，却又不能不承认，张说的合乎人情道理，有事实根据。

张昌华的书写不只力图还污名者以清白，他还不惮于指出那些被世人看做正面楷模的名人身上不甚光彩的一面。如对鲁迅评为“并世无第二人”的章太炎，张昌华既述章拒绝袁世凯贿赂、宁饿死不屈服之事，又如实记载章太炎曾接受孙传芳的馈赠，并转引《胡适日记》记章太炎到熊希龄内阁国务院秘书处强讨钱赖着不走一事；既写章鼓吹革命、才学盖世，早年为排满坐牢，国学造诣深厚，又述其目空一起、狂傲自私，待人时有刻薄之举，充分展现章太炎超凡和世俗的两面，把令人望而生畏的革命先哲、国学大师还原成了充满人间气息、同样具有优点和毛病的凡人。

第三，情动于衷，议发于外

研究者难免会将个人思想和情感投射到笔下历史人物的身上，带着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去记叙某事、评论某人，而学院派研究者往往尽力与研究对象保持情感距离，不在记述中掺入明显的研究者个人感情，张昌华的民国文人传记散文却有着毫不掩饰的强烈的叙述者干预倾向，他走《史记》的路子，一方面尽可能用翔实可靠的文字记载和当事人口述回忆去还原历史事件，力求全面立体地把人物写活写真，在客观记述人物言行举止的基础上，又并不掩盖自己的情感立场，在陈年旧事的记述中灌注今人的价值判断，使历史变为当下，文字中处处充盈着作者对笔下人物或赞同、或反对、或同情、或鄙夷的诸般感情。

如写石评梅与高君宇的情事，在详细记载了二人的相识相交和天人永隔之后，作者还在文末有这样一句议论：“高石之恋，是一曲哀婉、凄恻的悲剧，是浩渺烟波中一株残荷，‘ 留得残荷听雨声’！”痛惜之情令人动容；写苏雪林老年生活，开头就是一句“苏雪林的生活俭朴得令人鼻酸”，末了又直接跳出来道：“笔者真不忍心写出苏先生皮袄下的这个‘小’字……”充分体现出一个读书人对前辈学人的尊重和同情；写许广平，作者在记述许广平被日军抓捕，受尽酷刑而绝不屈服的历史事件之后，赞叹道“她与鲁迅一样，是民族的脊梁”，在写许广平对鲁迅事业所做的巨大贡献之后，又道：“鲁迅在人民的事业中永存，许广平将在鲁迅的事业中永生。”这句议论正是全文点睛之笔，一语道破许广平在文学史上的特殊意义和价值。

张昌华的民国书写，文笔细腻，记叙生动，质感鲜活，为民国文人绘制了一幅幅惟妙惟肖的剪影画，而张对笔下人物赋予深深的尊重、理解和同情，不仅记述其言行，更力图刻画出一代学人的精神和情感，这使他的写作具有了一般学院派研究者所不具备的情感的炽烈和真诚，引起读者深深的共鸣。

张昌华所致力于的民国历史研究是现在人文学界的重要课题之一，而历史是由过去、现在和未来混合而成的长河，每一个时代都不会真的消逝，正如狄尔泰和柏格森通过不同论证方式在不同层面和角度上指出的同一个结论：过去投射于现在，我们永远不能体验纯粹的现在本身，过去的记忆对现在持续发挥着影响，引导我们对面前的事件作出反应。在这个意义上，民国研究和追忆的兴起，并非一种单纯的怀旧式感伤的蔓延，“后”时代社会纷繁复杂的激烈变革令人们应接不暇，人们希望从“前”时代获取某些应对经验，而认识过去，最重要的莫过于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历史认识的理论可以定义如下：其探究的对象也是各种人物的构思、意图、愿望和感觉。换句话说，人是历史认识的主题。”而在各色人群中，知识分子作为文化的传承者，为社会运行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他们具有比别的群体更加敏锐的触角和更加深刻的思想，是预知风浪来临的海燕、变革急流中的弄潮儿和时代风潮的风向标，如果说，“每个个人的心灵都将是对整个物质世界的某种模拟”，那么有理由认为，知识分子的心灵是对他所在那个时代的精神的更精确的模拟。研究知识分子的思想和生平，对我们认识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意义重大。同时，正如学者所说，“人们对于民国知识分子历史的兴趣，所折射的也许不仅仅是对于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群体的缅怀与哀悼的情绪，更多的是指向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希望通过这种对于民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生命、学术世界与社会生活的书写来为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乃至今天的中国文化灌注一种隔代的养分”。民国知识分子研究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理清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从近代至今的的发展脉络，更是从历史中寻找思路和理念，为解决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作出努力。张昌华的民国文人书写，其最根本的价值也就在此。

【注释】

①[美]M.H.艾布拉姆斯：《文化史中的理性与想象》，《以文行事：艾布拉姆斯精选集》，赵毅衡、周劲松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第133页。

② [德]威廉·狄尔泰：《历史中的意义》，艾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38页。

③张昌华：《苏雪林》，《书窗读月》，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74—180页。

④张昌华：《岁月的书签——苏雪林日记中的七七八八》，《民国风景——文化名人的背影之二》，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2页。

⑤张昌华：《悲喜“仕女”》，《书窗读月》，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0—63页。

⑥张昌华：《五位名人与一幅字》，《书窗读月》，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64—65页。

⑦张昌华：《张充和》，《名家翰墨》，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194—195页。

⑧张昌华：《周有光百岁》，《书窗读月》，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9—101页。

⑨张昌华：《女儿眼中的梁实秋》，《书窗读月》，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6—129页。

⑩张昌华：《自序》，《民国风景——文化名人的背影之二》，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页。

⑪张昌华：《闲话西滢》，《民国风景——文化名人的背影之二》，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9—143页。并参张昌华《陈小滢》，《名家翰墨》，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版，第228—231页。

⑫张昌华：《毛彦文的往事》，《民国风景——文化名人的背影之二》，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3—223页。并参张昌华《吴宓：爱江山也爱美人》，《书窗读月》，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23页。

⑬张昌华：《留得残荷听雨声——石评梅与高君宇》，《民国风景——文化名人的背影之二》，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6页。

⑭张昌华：《岁月的书签——苏雪林日记中的七七八八》，《民国风景——文化名人的背影之二》，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6、178页。

⑮张昌华：《许广平在鲁迅生前身后》，《民国风景——文化名人的背影之二》，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6、149页。

⑯[德]格奥尔格·西美尔：《历史哲学问题——认识论随笔》，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43页。

⑰[德]格奥尔格·西美尔：《历史哲学问题——认识论随笔》，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45页。

⑱唐小兵：《 透视民国知识分子史热》，《 南风窗》2008 年第 9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