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楠婷

摘 要：中日两国在社会道德层面皆非常重视“和”，虽说日本“和”的观念起源于中国，但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已然赋予它很多新的意义。将中国的“和”与日式的“和”相对比，分析两国对和的不同理解以及由此产生的行为模式和语言习惯的差异，从而进一步讨论“和”在日语教育乃至外语教育中的积极意义。

关键词：和；思いやり；日语教育；外语教育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6-0254-02

如今的日语学习者们接触日本文化的途径越来越多，那么对于不同文化间所产生摩擦的解决能力，以及对异文化的理解能力就有了全新的要求。为了营造和谐的交际环境，除了毫无障碍的语言交际能力之外，更多的人对异文化交际中应持有的态度、能力，以及在国际商务中所具备的素质都有了全新的诉求。也就是说，当代的外语学习者，已不能仅仅满足于语言符号的简单替换，还必须承担起架起异文化交流之桥的重任，并能在国际商务中发挥调和作用。大多数情况下，外语教师和外语学习者学习外语最直接动机是为了自身或本国的利益，而在异文化之间实现“和”，在如今的外语教育中还仅仅停留在口号上。然而，通过语言的学习理解他国行为方式和语言习惯，并且同本国进行比较，提高异文化交流的能力才能成为可能。

日本和中国一样，都是注重团体的社会，但是两国的语言习惯和行为模式差异颇大。一国以村落为利益共同体注重“和”，一国以血亲为重注重“孝”。日本自然灾害众多，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中形成了以村落为单位的行为准则，而中国历史悠久，在长达几千年的战乱和动荡之中，形成了以血亲为重的思维模式。

“和”与“恕”相关联，并且很容易联想到“信义”二字，属于横向理论。“孝”无法与血亲之间的“情”割断，是纵向理论。因此，中日两国看似同属集团主义社会，却由于孕育它的文化背景不同，产生了相异的行为准则。由此看来，想要在异文化间实现和谐的人际关系，必须对彼此文化中的行为准则有所了解。长期以来，语言作为一种有效的媒介连接着日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共同体对日本人各种行为的影响不可小觑，本文将以日本语言行为中的利益共同体理论为依据，探讨如何在日语教育中发挥其特点。

一、“和”对“和解”的贡献

Schutz认为，集团行为是对于他人对处理人际关系最基本的诉求，换而言之，就是由包容（inclusion）、控制（control）、感情（affection）的诉求所决定的。所谓包容，即期望有所归属的欲望。控制，是指由团体对他人的控制或是甘愿接受团体管辖的个人情绪。而感情，就是希望将团体成员连接起来的情绪需求。根据Schutz的理论，集团的形成和发展，成员之间必需相互满足以上的这些需求，那么成员之间的和谐（compatibility）就非常必要了[1]。换而言之，为了让集团成员的诉求都能得到满足，成员之间的和谐意识必需增强，也就是保持“和”。然而，往往集团成员之间对“和”的诉求强度不同，为了保持“和”，就得设定一个文化基准。中国讲究“易地而处”，意思是换位思考，而日本则重视对他人的「思いやり（体贴、体谅之意）」。不同的思维模式在长期的发展中孕育出不同的行为模式，应用于异文化交流之间，就要求双方充分理解互相包容。尤其是现在，大家都在强调构建共荣共存的利益共同体，那么为了保持这个共同体之间的不同文化的“和”，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行为准则。同一地域内的各国之间由于历史原因纠葛颇多，各国之间的“和解”是走向“和”的第一步。地区内的“和解”，当然少不了和谐的人际交往，而人际交往的重要手段是语言，那么外语教育的重要性就自不待言了。也就是说，为了实现保持地区间共生、共荣、和平最基本的“和”，外语教育是不可或缺的。日本尤其强调“和”的理念[2]，是维护社会团结的一味良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地区内的“和”与全世界的“和”是具有相同价值的。

日语中，有很多语言场面中都体现着“和”的理念。比如，在交流中无论感兴趣与否，大多数日本人都会选择做一个积极的听众，并对其言语做出积极回应，这不能说不是“和”的思维起到的推动作用。本文将这种作用统称为“委婉的作用”。

本文中，将中日两国的文化差异为背景，研究两国对“和”的不同理解，探究异文化之间“和”的真谛。

二、“易地而处”和「思いやり」的待人之道

中日两国都受到了“和”的思想的影响，众所周知，“和”基于儒家学说的“恕”，但是对其深刻内涵的理解却颇不相同。

孔子（前551年—前479年）提出“以和为贵”。春秋时齐晏子（前578-前500）进一步解释了“和”的意义，认为必须能容纳不同的意见，兼容不同的观点，才能使原来的思想“成其可，去其否”，得出正确的结论。而孟子（前372年-前289年）从“人和”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对“和”的理解，他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这里所谓的人和是指人民的团结，人民的团结是胜利的决定性条件。儒家的以和为贵的思想在历史上曾经起了促进民族团结，加强民族凝聚力，促进民族融合，加强民族文化的同化力的积极作用。对于“恕”，则诠释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认可“求同存异”的做法，认为应将“礼”时时刻刻放在心头。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教化之下，中国人形成了“易地而处”的美德。如今的“易地而处”指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不强求与人。也就是说从他人的视角看问题，把他人的视角变成自己的视角从中寻求“和”，只要能够做到换位思考，就可以缩短和对方的差异，做到“和”也就不难了。基于这种对“和”的理解，以血缘为中心的中国社会，血亲之间彼此亲密互相依存。有时甚至过于为对方着想，强行要求对方接纳自己的判断或价值观，对别人的行为横加干涉，反而起到负面作用。所以在血亲关系中滋生的个人主义倾向成为“礼”的意识发展的极端。

另一方面，日本对“和”的理解有所不同。伊藤仁斋（1627—1705）对日本传统思维中的“恕”做出了解释。“恕”，不仅仅是将“礼”放在自己心头，而是应该完全站在他人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别人不喜欢的行为自己一概不做，更加强调诚于待人的“诚”[3]。也就是说，日本人的“恕”是建立在日式的「思いやり」上的。日本人的交往中，将自己与他人严格区分，人际交往中主张为对方着想，尽量压制自己的意愿，与他人保持一定距离，认为与其积极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意见，倒不如暗中观察周围的气氛，做好面子工作，自己尽量保持在场面中不显得突兀。虽说也有“以和为贵”的说法，但日式的以和为贵强调的是完全压抑个人的意志以集体意志为重[4]。于是，大部分日本人“时刻观察着周围的环境而严于律己，是‘他人意志型，换句话说就是‘大势追随型，这是日本人行为方式的突出特点”[5]。但从大的方面来看，虽然保住了“和”，但却完全丧失了自我，一味顺应他人意志，这就造成了他国人对日本人的误解，认为日本人表里不一，嘴上说的永远和心里想的不一样，永远无法知道日本人和蔼的面孔之下是什么样的心思，岂不知，这种随大流、不得罪人、只说好听话的行为模式，是日本人从小受到这种意识熏陶结果。倘若日本人能够在相处之时再加上“信义”这把杠杆，该表达意见时委婉地、恰当地表达出来，那么其他国家的人们也就不会认为日本人“虚伪”“难以相处”了。这种日式的「思いやり」仅存在于以村落为共同体的社会构成中，所以在与不同文化相碰撞时，就必须互相包容了。

“易地而处”和日本的「思いやり」的待人之道，在善待他人这一点上是积极的行为哲学，但若丧失了“礼”和“信义”的约束，实现“和”就无从谈起。由此看来，在“易地而处”和「思いやり」之上，再加上“礼”和“信义”，互相充分融合，也许在中日两种不同文化之间能够起到积极良好的作用，也就是说，为了实现异文化之间的“和”，首先应该推广“和”的理念，然后再加上“礼”和“信义”的约束，以此作为对待他人的准则。那么，负责相互沟通的这些外语学习者就首先必须具备这些素质。具体到中日文化上，再具体到我国的外语教育上，就首先要求日语学习者们除了具备我国“和”的意识之外，还应理解“礼”和“信义”的重要性。

三、委婉交际教育的本质

委婉交际是指“人和人之间通过语言、非语言的媒介，侧面互相传达知、情、意的相互作用的总称”，“双方之间无地位优劣、高下之分，在交际场合互相产生的各种影响平稳和谐，事物朝着应有的方向稳步发展。另外，行为、语言、肢体动作要以对方为重，充分理解对方的心情和立场，谨慎相处”[6]。日语在人际交往中所起的作用，几乎全都符合委婉交际的原则，但是其中文化色彩较重，对委婉交际原则的影响颇大。探究日语当中富有文化色彩的语言机能，其中问候、帮腔、随声附和、顾虑、话题的延伸、敬语等都是富有委婉交际原则的语言形式。换而言之，日语是一种委婉性很强的语言。

这一点广大日语学习者应该感同身受，日语素以“暧昧”著称，在与日本人的交往中，往往大家的感触是他们不直接表达自己的意愿，说话含含糊糊捉摸不透，比如觉得别人弹琴吵，不会直接说吵，而是说■ですね（你练琴可真刻苦啊！）」，类似于这样的表达方式，经常成为日本人同外国人出现摩擦的起因，而日本人却觉得直接说吵，是对对方的不尊重，违背了“和”的原则，这充分证明了日语是种委婉的语言。

江户时期的町人阶层在私塾学习算盘和商业礼仪，从这一点便可以看出交际在商业往来中的作用非凡。如果富有委婉交际的能力，并且在与人的交往中能够重视尊重兼顾慈善事业，那么此人必成大事。日语教育中灌入委婉的教育，是社会各界和异文化交流之间的需求。1998年，德川宗义教授曾在韩国的日本学会学术大会的演讲会上提出这一理念，这也是人性语言学的精髓。

四、日语教育中的“和”

综上所述，日语教育中所追求的“和”，是以实现“和”为目的而确立“和”以及「思いやり」的委婉性的，只有如此，才能长期在某个共同体中维系“和”。

过于强调“和”在利益共同体中的作用，难免发生委曲求全的问题，于是就会陷入交际困境，更影响了个人根据自己价值观做出判断的能力。为了逾越“和”带来的副作用，在更加广阔的文化圈里形成“和”的意识，就要求起到纽带作用的外语学习者遵循“信义”的原则，在不同文化交流的各个领域起到积极促进作用。当然，以促进异文化交流、异文化理解为目标的外语教育中，最应该注重的是对待不同文化时的“礼”。民族文化单一，容易产生狭隘思维和偏执的民族优越感，会给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带来障碍。我们应该在教育过程中尽量让学习者逾越这种狭隘的自我文化中心主义的壁垒，对不同文化持有“礼”的意识，能够做到“易地而处”。为了做到这种换位意识，应该首先对本国文化，特别是通过身边事物发现异文化的成因，从而做到理解并接纳不同文化。接受异族文化这个全新的概念之前，首先应该尽可能多的接触和理解自己生存的社会环境下产生的异文化摩擦，从而提高自身认识，继而扩大为对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文化的理解与接纳。只有对自己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变性做到客观公正的认识，才能对他国文化有更加正确的理解。

因此，我们在日语教育过程中，应该珍惜两国文化“和”的精髓，在培养学习者语言能力的同时，加深他们对互相文化的理解和包容能力，对日本与中国出现矛盾的问题，能够及时分析出究竟是文化摩擦还是别的原因。倘若是文化差异导致的误解，能够及时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只有这样，我们培养出来的就不仅仅是语言翻译“机器”，而是能在国际关系中起到润滑油作用的全才，那么中日两国在文化层面的交往中便可以避免更多的误解和争端。

其实，不仅仅是日语教育，将“和”的理念在所有外语教育过程中推广，都是有积极意义的。倘若所有外语学习在充当语言翻译角色的同时，更能担当得其文化翻译的重任，那么对于创造国际和谐环境也是具有积极推动作用的。

在今后的外语教学中应该增加学习者体验异文化交流的途径，也就是说，在异文化理解的教育问题上，教学过程中应积极探索多种教授方法。同时，我们的教育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对异文化理解的层面上，而应该扩展到能够对人类一切文化都等而视之。培养外语学习者实现异文化间“和”的能力，实际上就是在培养联络各地域之间的文化专家，意义重大。

五、结语

综上所述，外语教育不应该仅仅是记住一些语言符号，而是应该同时习得实现异文化间的“和”等多种能力的培养过程。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外语教育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不能仅仅只求交流无障碍，还应该以彼此尊重为前提，努力提高多文化间交流的能力、对异文化的适应能力和解决文化问题的能力。要想建立这些能力，就需要学习者同时具备语言学、应用语言学、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等一系列相关联学科的素养，这在目前的外语教学中应该还是空白，倘若今后的外语教学中在培养语言能力的同时，重视文化沟通、文化调和能力的培养，这对全世界和平共建都将意义非凡。

参考文献：

[1]Schutz，W.C.A.Three-dimensional theory of interpersonal behavior[J].N.Y.；Rinehart & Co.Inc，1958：72-73.

[2]石井敏他. 异文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M].东京：有斐阁选书，1987：95-98

[3]洪顕吉他.日本思想的理解[M].時事日本語社，2002：52.

[4]南博編.日本人的人间关系事典[M].東京：講談社，1980：211-229.

[5]小松左京.日本人の人間関係事典[M].東京：講談社，1980：30-31.

[6]李徳奉.ホスピタリティ日本語の特徴と教育のあり方[M].东京：時事日本語社.2010：110-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