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湉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20世纪20—30年代德国大选新探*

张 湉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在魏玛共和国后期的几次国会大选中，希特勒和纳粹党通过欺骗宣传赢得了胜利，而在支持纳粹党的德国选民中，女性选民占有很大比例，她们的选票对于纳粹党“竞选成功”发挥了重大作用。德国妇女主要是在经济危机爆发后才支持纳粹党的，这一突发性的支持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其结果也是灾难性的。

国会选举；德国妇女；希特勒；纳粹党

以阿道夫·希特勒为首的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简称“纳粹党”)是通过竞选进入魏玛共和国国会并夺取国家政权的，纳粹政权的建立与德国选民的支持有密切关系，而在投票支持希特勒和纳粹党的选民中，女性选民又占有相当大的比例，那么，纳粹党的“竞选成功”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得益于德国女性选民的支持？女性选民支持纳粹党的原因何在？女性选民对纳粹党的支持是不是具有很大的盲目性？这种盲目性是否能够说明纳粹政权建立的偶然性？本文试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对上列问题作一简要探讨。

一

在以往的选举研究中，人们往往主要从阶级成分、社会构成和职业群体角度考察选民状况，选民的性别经常遭到忽视。实际上，早在1920年代，鉴于妇女选举权的引入和选举人年龄的降低，按照性别分别计算选票的特殊统计也开始出现，[1](P139)尽管与现今官方的代表统计法不同，它既不是全国性的也不具备统计学意义上的代表性，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在希特勒和纳粹党的支持者当中，男性选民固然不少，女性选民也相当多，并且在1930年以后，女性选民的支持率在一些地方大大超过了男性选民。

详细情况可参见下表：[2](P294-295)

1928-1930年国会选举中部分选区支持纳粹党的男女选民选票数和增长率支持纳粹党的票数支持纳粹党的票数1928年1930年1928-1930年的增长率(百分数)1928年1930年1928-1930年的增长率(百分数)柏林莱比锡男9,01677,433759.0男5,22032,250517.8女7,44880,824985.2女4,45833,070641.8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威斯特法伦-南男781,0281,217.9男62610,0281501.9女441,0862,368.2女3558,4352,276.1图林根黑森-纳绍男17,42987,132399.9男7,47549,856567.0女12,83678,947515.0女5,43546,780760.7德累斯顿-鲍岑下巴伐利亚男5506,6851,115.5男1,3054,619254.0女4446,2781,314.0女8993,516291.1科伦-亚琛巴登男3,40542.8521,158.5男3823,128718.8女1,88332,7561,639.6女2671,796572.7马格德堡男1,60918,4941,049.4女1,30519,5951,401.5

从表中所列数据可见：从1928年到1930年，除了巴登，在表中所有其他选区支持纳粹党的女性选民的增长率均高于男性选民，并且在1930年，在柏林、奥得河畔法兰克福、马格德堡和莱比锡等选区，投票支持纳粹党的妇女选民远远多于男性选民。

1930年9月14日的国会选举是纳粹党自1924年参加竞选以来取得的首次重大胜利，它一改纳粹党身世卑微的形象，从边缘大幅度地跃进中心，成为德国政坛新秀，而在此次选举中，女性选民的支持至关紧要，其选票数量虽然略少于男性选民，但对于拉升纳粹党的得票率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1930—1933年间，支持纳粹党的女性选民人数进一步增加。

详细情况可参见下表：[2](P297)[1](P141)

1930-1933年国会选举中部分选区支持纳粹党的男女选民情况1930年9月14日的国会选举1932年7月31日的国会选举1932年11月6日的国会选举1933年3月5日的国会选举男女男女男女男女不来梅12.911.129.930.920.820.930.834.4马格德堡19.818.736.338.931.134.038.143.3莱比锡14.613.134.138.8威士巴登29.126.043.043.736.136.844.947.3巴伐利亚18.914.229.225.627.424.736.234.4奥格斯堡14.910.425.221.124.521.633.431.4雷根斯堡19.713.123.317.320.014.933.128.9安斯巴赫34.633.347.650.051.255.6丁克尔斯比尔33.231.954.456.158.661.5路德维希港17.414.028.627.734.534.9科伦19.815.526.422.821.819.233.932.9康士坦茨32.026.026.121.835.932.8

(说明：表中数字分别表示支持纳粹党的男选民在各选区全部男选民中所占的比率和女选民在各选区全部女选民中所占的比率)

从上表可见：在1932年7月31日的国会选举中，支持纳粹党的男性选民的比率与女性选民的比率已基本持平，在诸如不来梅、马格德堡和威士巴登等信奉基督教新教的城市中，支持纳粹党的女性选民比率甚至超过了男性；在1932年11月6日和1933年3月5日的国会选举中，女性选民对纳粹党的支持率更明显地超过了男性选民。

在巴伐利亚、奥格斯堡、雷根斯堡和科伦等天主教地区和城市中，直至1933年，支持纳粹党的男性选民都多于女性选民，但在比率上，男性比率呈现下降趋势，女性比率则是上升趋势。例如在科伦天主教地区，在1930年9月14日的国会选举中，女性选民中有15.5%的人选举纳粹党，男性选民中有19.8%；在1932年11月6日的国会选举中，女性选民中有19.2%的人选举纳粹党，男性选民有21.8%；到了1933年3月5日的选举时，男女的纳粹选民则只有1%的差距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约有170万德国士兵战死沙场，德国妇女人口比男性人口多200万。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女性依然多于男性。据1925年统计，超过20岁的妇女比同龄男子多250万，25—40岁的妇女比同龄男子多150万。[3](P77)妇女在德国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大于男子，掌握的选票数量也多于男子。在一些选区，即使参加选举的妇女比率比较低，其实际投票人数也有可能比男子多。

另外，男性公民早就获得了选举权，他们也比较关心政治，有比较固定的党派倾向，不少人还加入了自己所倾向的党派，有义务对自己所属党派保持忠诚，在投票时大都比较专一，不会轻易改变对象。与之不同，德国妇女刚刚获得选举权，*德国妇女是在1918年“十一月革命”爆发后才获得选举权的。1918年11月12日，人民代表委员会在发布声明，宣称年满20岁的德国女性应获得投票权。这一声明后来在有关1918年11月30日国会选举的法令中得到了正式承认。尚未形成比较成熟的参选和投票模式，没有固定的支持对象，因此是一个巨大的可争取的选民源，潜在的支持者。一旦妇女参加选举，并且集中投票给某个党派，那么该党派所获得的选票就可以陡然大增。

再者，根据1925年的统计，德国人口中64.1%的人为新教徒。[2](P297)既然在新教徒占优势的地区支持纳粹党的妇女人数高于男子，而在天主教地区男女支持率基本持平，那么可以推测，在1932—1933年的三次国会选举中，纳粹党肯定也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数量超过男性选民的女性选民的支持。至少在1933年3月5日的国会选举中，在全国范围内投票支持纳粹党的女性选民是远远多于男性选民的，并且纳粹党在1933年与德国民族人民党组建的“民族阵线”也得到了大多数妇女选民的支持。[4](P59)由此可见，德国女性选民在把希特勒推上权力宝座和协助纳粹政权建立方面的确发挥了重大作用。

二

纳粹党自诩为“男人党”，大搞天才和英雄崇拜，疯狂宣讲日耳曼男子开拓疆土、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对于妇女，特别是女权主义者，纳粹党原本是十分轻视和鄙视的，根本没有注意到女性选民对于竞选的重要性。在魏玛共和国各政党中，只有纳粹党没有选派妇女代表进驻国会。相反，纳粹党领导人还在1921年明令禁止女性党员担任党的领导。纳粹党只是在1920年2月24日讨论提升民族健康水平的时候，才在党纲中提到了妇女。[2](P303)

那么，这样一个反对妇女解放的政党怎么会得到妇女的支持呢？

实际上德国妇女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积极支持希特勒和纳粹党的。妇女也不像社会学家特奥多尔·盖格尔所说的那样，“与比较冷静的男性思考方式相比，比较强烈的重感情性格特征使得妇女总是更倾向于激进主义”。[1](P136)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妇女解放和女权主义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妇女得到越来越多的机会和平等，其与劳动市场和社会经济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就业者日益增多。特别是年轻女性尽享《魏玛宪法》提供给她们的男女平等权利，同男生一样上大学，积极参加男女青年混合的社团活动，在穿衣打扮上，更多以法国女性为楷模，穿丝袜和超短裙，配以短发，其前卫和时尚，与之前德国女性的朴素、勤劳大相径庭。未婚不再意味着独身，结婚也不再意味着生育。“性爱革命”虽然在一战前已经兴起，但在魏玛时期才开始成为一股社会潮流，改革离婚法、摆脱无爱的婚姻、支持使用避孕工具以控制生育及家庭的规模、提高未婚母亲和非婚生子女的社会地位等要求一浪高过一浪，离婚、未婚先孕等现象大量出现。

然而，绝大多数德国妇女仍很保守，他们没有什么职业技能也没有工作欲望，主要以家庭和教堂为活动范围，相夫教子，祈求平安。她们看不惯爱出风头的女人，不满新潮女性的做派，唾弃有关孩童的性欲理论，坚持传统的婚姻观，重视维护家庭和一般的宗教生活。在政治上，他们更趋向于以宗教、民族为导向的或者保守主义的政党，对于共产党和纳粹党等极左或极右政治团体，她们原本不表支持，甚至是颇有抵触情绪的。

德国妇女主要是在1929年经济大危机爆发后才大规模转向支持纳粹党的，这一情形与由经济危机造成的生活困苦和对克服危机的期望有着密切联系。

经济大危机爆发后，魏玛共和国顿陷一片混乱：工业生产直线下降，进出口商品锐减，国库黄金储备几近告罄，中小企业大量破产，失业人数直线上升，最高时达600万。广大民众艰难竭蹶，申请政府救助者大量增加。政府试图通过削减工资和薪水、减少失业救济金支出和提高税率等措施改善财政紧张状况，受到议会反对派的猛烈攻击，不得不组建总统内阁，依靠总统的信任及其戒严令维持统治。与此同时，在议会外，武装冲突愈演愈烈，各政党的志愿兵团，如纳粹党的“冲锋队”、支持民族人民党的“钢盔团”、支持共产党的“红色前线战士联盟”以及由社会民主党人占主导地位的“黑红金三色国旗手”等，大打出手，经常在大街上和集会大厅发生斗殴。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在这种局势下，德国妇女深感恐慌，强烈呼吁“强人”出现，要求恢复“和平和秩序”，建立强有力的政府和强大的国家。德国女性选民同男性选民一样开始听信希特勒和纳粹党的宣传和治国理念，纷纷投票支持纳粹党。她们支持纳粹党的原因也同男性选民基本一样，一方面是出于对本国政府和政府所依靠的政党和政治家的不满，另一方面是出于对希特勒和纳粹党的信任和期望，相信纳粹党是这个“绝望时代”的最后选择。正如基督教新教妇女组织“妇女救助”领导人保拉·米勒—奥特弗里德在1932年的新年致辞中所祈祷的那样，“一个钢铁般心灵、强有力的领导人已经出现，他要将德国从无神论的共产主义革命中拯救出来”。[6](P232)

与此同时，纳粹党也开始认识到女性选民的重要性，想方设法赢得妇女的支持。纳粹党的创建者之一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认为“妇女选票有可能被大量收集起来”。[5](P39)[2](P301)希特勒也在1932年总统选举失利后*在1932年3月的大选中，兴登堡比希特勒要多获得20%的选票，并且主要是赢在女性选票上。，向纳粹党地方干部发出指令，敦促他们特别做好针对女性选民的宣传工作。[7](P259)[2](P301)

为了吸引更多女性的支持，纳粹党还强调自己尊重宗教、坚守基督教信仰的立场态度。正如海因里希·施特里弗勒观察到情况那样，纳粹党的这一做法成效十分显著，在很多新教地区，纳粹党早就被视为一个基督教政党了。[2](P291)

希特勒本人也十分精于向女性施展其个人魅力。[8](P44)他很懂得如何迎合女性们的需求，斩获她们的芳心，让她们自动拜服在自己脚下，听从他的各项吩咐和命令。[9](P402)希特勒的魅力的确征服了许多德国妇女。很多人与希特勒见面后，记录下自己的感受。有的人说：“我不知道该怎样表达，但是当你看到他的眼睛的时候，你就会狂热入迷！”[10](P560-561)还有的人说：“他是一个简单的人，用坚定、真诚的眼神凝视着人群，我们感觉就像太阳光照到心里一样，完全不可抗拒。”[10](P561)

纳粹党还进行颇具效率的组织动员工作，力图通过党的妇女团体把广大妇女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来。早在1928年，由埃尔斯贝特·灿德尔领导的“德意志红万字妇女团”就成为纳粹党的一个分支机构了，以此为主体，格雷戈尔·施特拉塞尔在1931年10月1日创建了“民族社会主义妇女联盟”作为纳粹党对妇女进行领导的核心组织。该联盟的任务之一便是纳粹党赢得更多的妇女选票。在1932年国会大选期间，格特鲁德·朔尔茨—克林克率领自己的部下，走遍巴登各地，同一些男党员一起为纳粹党拉选票。

纳粹女党员大都成长于保守的，经常还是宗教的家庭，婚后不工作，用愤怒的心态来看待自己所处的世界，敌视自由主义魏玛宪法所承诺的妇女解放。她们认为男女平等不是一种机会，而是一种威胁，“性别民主”会摧毁家庭，理想的社会应当是崇尚妇女传统的价值和角色的社会。她们深感一般经济和政治变革的威胁，厌恶知识分子所赞美的那种文化，大声疾呼进行一场革命性的反革命，彻底摧毁“色情革命”或“性改革”。[10](P557-558)这种立场观点是相当切合当时大多数德国妇女的要求的，因此也是具有相当大的感召力的。对于许多德国女性选民来说，她们对纳粹党的支持正是基于这种认同性的。

三

长期以来，在德国史学界，关于希特勒纳粹政权的建立一直存在着偶然性和必然性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的争论。一些史学家认为希特勒夺取政权只是德国历史上的一个“偶然事变”，主要是由诸多突发性、临时性事件和因素，如一战失败、战后的通货膨胀、世界经济危机和社会国家的匆忙建设等促成的，与德国的过去没有任何深刻的有机联系。

另有一些史学家则主张从19和18世纪，甚至更早的德国历史中深挖历史根源，认为德国近代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太晚，民族国家形成得太迟，并且缺少一场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所以当德国在19世纪中叶迅速克服其经济的落后状态、在世纪末上升为仅次于美国的工业强国时，其社会结构仍维持着前工业模式，政治上仍实行非民主的君主制，资产阶级不仅放弃把其经济的优势转换到政治统治中，而且本身屈服于传统的容克贵族、官僚和军队的统治。1918年以后，议会民主制虽然得以建立，但旧贵族仍然担任要职，把持政治经济大权，控制着国家各机关部门、军队和公民。这种经济、社会和政治的“非同步发展”必然会导致专制独裁统治。纳粹政权的建立实际上是德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11](P492-493)

坚持偶然论的主要是思想较为保守的新、旧政治史学派史学家；坚持必然论的主要是自由派和民主派史学家，恰恰由于政治立场的不同，两派史学家始终不能相互妥协，达成共识。实际上，从纯学术方面来说，两派的观点都有一定道理，分歧的产生主要在于观察角度的不同。从“长时段”的角度来看，任何事物都会呈现出某种事后总结的规律性和必然性；但若只着眼于当时情景和当事人感受的话，人们又会发现某个历史事件的发生实际是由众多出人意料的具体因素促成的，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偶然新。从妇女参选的角度，我们发现纳粹党的“竞选成功”以及接踵而来的纳粹独裁体制的建立实有相当大的偶然性。

希特勒竞选初无成效，后来异军突起，在距离前一次选举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其得票数就从2.6%上升为18.3%，这一点颇具爆发性特征，是一种典型的“黑马现象”。而在支持纳粹党的选民中，女性选民占居多数，这又是世界选举史上比较罕见之事。德国女性选民原本是排斥纳粹党的，但在1929年经济大危机爆发之后却突然转向支持纳粹党，并且最终为纳粹党赢得大选立下了汗马之功，这一点也显示出了较大的仓促性和盲目性。所有这些情况都表明纳粹政权的建立实有很大的偶然性。

实际上，在纳粹党1930年9月的竞选结果揭示后，无论该党的反对者还是其追随者都深感震惊。对于纳粹党的反对者来说，这一选举结果不啻一记沉重打击，他们怀疑选票计算有误，在反复进行了多次检查后才接受了事实。[12](P330)约瑟夫·戈培尔在其注明日期为1930年9月15日的日记中狂热地写道：“第一个选举结果。好极了…一个难以置信的上升…”。[1](P32)由约瑟夫·戈培尔主编的报刊《进攻》更欣喜若狂地评论道，这是一个巨大的选举胜利，“就其规模和程度而言，最大胆的乐观主义者也未曾预料到”。[1](P31-32)

不仅纳粹党领导人，而且在国内外，纳粹党的选举成功也被看作一场政治地震，甚至是“震惊世界”的大事，是“宣告德国历史发生新转折的事件之一”。[1](P32)“保守主义革命”的知识分子传声筒《事实》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把这一胜利说成是在这个时刻没有任何人预料到的“冷革命”之一，而阿图尔·迪克斯也在其1930年发表的关于选举和德国民众的态度转变的分析报告中强调“国内外对于1930年9月14日选举普遍的和巨大的吃惊”，尽管他本人的态度比较冷静。[1](P32)共产党的选举分析家汉斯·耶格尔把纳粹党的胜利描写为“德国历史乃至国际议会政治发展史中的一个轰动一时的非正常事件”。[1](P32)社会民主党的新闻记者格奥尔格·德克尔则用“未知的民族”以及其他人未曾注意到的“巨大心理震撼”等词语来描写德国和德国的国会选举。[1](P32)

在1932年7月31日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赢得了1370万张选票，230个国会议席，一跃成为德国最强势的政党。但在同年11月6日举行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相对于7月的选举大约丢失了200万选民，虽然继续保持着第一大党地位，但却只获得了33.1%的支持率。一般说来，这个结果可谓纳粹党竞选的失败，甚至是纳粹党走下坡路的开始。选举结束后，《前进报》刊登了“希特勒靠边站”的大字标题，《福斯报》也以类似的方式声称“希特勒的没落”，《德意志汇报》则声称选举结果是“对纳粹分子的政治警告，因为不可抵挡的魔法…被打破了”。[1](P37)

与此同时，经济好转的第一批征兆也开始显现了，而纳粹党却面临着一系列困难。在联盟策略方面，党内第二号领导人物格利戈尔·施特拉瑟同希特勒发生了严重分歧，全党陷入分裂局面。在经费方面，纳粹党几近破产，难以维持成千上万党内工作人员的薪水和庞大冲锋队的需求，工业家们也不想提供捐助了。尽管在1933年1月15日的利珀邦国国会选举中赢得了39.5%的选票，纳粹党员们却对于未来普遍持悲观态度。

峰回路转，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非常意外地被总统兴登堡任命为政府总理，这又是一个令当时人深感意外的政坛大事，而希特勒和纳粹党就是如此“神奇”地夺取魏玛共和国的国家政权的。

我们强调纳粹政权建立的偶然性并非要为德国人开脱责任，毕竟他们选择了希特勒，把一个恶魔推到了权力的顶峰，为他以后发动侵略战争、屠杀犹太人等犯罪行为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当时谁会想到希特勒竟然能够犯下如此大的滔天罪行呢？不仅德国人没有想到，世界其他国家的政要和精英们也没有想到，历史的“恶作剧”着实戏弄了一整代的人。

[1] Jügen W. Falter, Hitlers Waehler [M]. München: Beck, 1991.

[2] Helen L. Boak, “Our Last Hope”: Women’s Votes for Hitler: A Reappraisal [J]. German Studies Review, Vol.12, No.2 (May, 1989).

[3] Tim Mason, Women in Germany, 1925-1940: Family, Welfare and Work. Part I [J]. History Workshop, No. 1 (Spring, 1976).

[4] Herbert Tingsten, Political Behaviour. Studies in Election Statistics[M]. New York: Arno, 1975, p. 59.

[5] Jill Stephenson, National Socialism and Women before 1933 [A]. The Nazi Machtergreifung[C], ed. Peter D. Stachura. 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83.

[6] Claudia Koonz, Mothers in the Fatherland: Women, the Family and Nazi Politics [M]. St. Martin's Griffin, 1988.

[7] Hermann Rauschning, Hitler Speaks [M]. London: Thornton Butterworth, 1939.

[8] Charu Gupta, Politics of Gender: Women in Nazi Germany [J].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Vol. 26, No. 17 (Apr. 27, 1991).

[9] Joachim C. Fest, The Face of the Third Reich [M]. Harmondsworth, 1972.

[10] Claudia Koonz, Nazi Women before 1933: Rebels Against Emancipation [J].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56:4 (1976: Mar.).

[11] 陈启能主编. 二战后欧美史学的新发展 [M].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

[12] John Toland, Adolf Hitler [M]. New York, 1976.

NewResearchontheGeneralElectionofGermanyinthe1920sand1930s

Zhang Tian

(School of Hist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In the several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of the late Weimar Republic, Hitler and the Nazi Party won the victory through the deceptive propaganda. Among the voters who supported the Nazi Party, women supporters occupied a large proportion. Their votes played a major role in the Nazi Party's successful election. The German women blindly supported the Nazi Party only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economic crisis, which prove to be a disaster.

parliamentary election; German women; Hitler; Nazi Party

D033.3

A

1672-335X(2013)06-0087-05

责任编辑：鞠德峰

2013-04-05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联邦德国史学研究——以关于纳粹问题的史学争论为中心”(12JJD770015)

张湉(1984- )，女，山东青岛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德国史和德国妇女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