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昊 Kong Hao学者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了避免受到扣留，英国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旅居到了美拉尼西亚——新几内亚外海的一个小岛，在那里潜心研究特罗布里恩德岛民与世隔绝的社群文化。生活在岛上的土著居民美拉尼西亚人，当时仍处于原始社会的状态。马林诺夫斯基观察到一个有趣现象：当居住在岛上沿海社区的渔民从大海中有所收获时，总会有守在岸边的、来自内陆社区的村民从渔民手中接过几串鱼急匆匆地赶回几公里以外的家中。内陆社区给予渔民的回报则是蔬菜，这种以物易物的交换形成了一种双向义务，双方都不能拒绝履行义务，在回报时也不能斤斤计较，更不能无限拖延。

在这样一个简单的原始社会里，没有法院、没有警察，但身在其中的居民却一丝不苟地履行着自己的义务，极少有人会违背。这一套义务体系之所以能够顺利运作，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是因为“这两个社区的居民之间存在着互惠”。内陆居民举办盛筵时必不可少的食物就是鱼，同样地，渔民从沿海贫瘠的土地上无法得到足够的蔬菜。这样一种互惠关系使得这两个社区的居民各自谨慎小心地履行着自己的义务而无需外在的强制。

这个故事的寓意是社会自发的力量在适当的条件下会形成一定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之中社会成员自觉地履行着自己的义务，外在的强制力量甚至是不必要的，并且几乎不需要付出多少成本。从效率的角度看，这无疑是一种相当理想的状态。

然而，我们早已远离了原始社会，仅仅通过人们之间的互惠关系显然已无法进行有效的社会管理，这种低成本运行的社会状态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现在已然习惯了高踞于社会之上的政府权力的存在，而且似乎对其依赖的程度越来越深，甚至曾经试图将其扩张到社会的所有角落。但是，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证明，政府权力也存在边际效应，当其对社会的干预达到曲线的顶点时，再继续加大对社会的干预程度必然会导致其效率的降低。如此一来不仅政府权力本身的运行会受到重重阻碍，而且社会也在层层管制中被窒息了活力。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认识到在保证政府权力对社会进行有效管理的前提下，对于不应该管、不适合管的事项政府权力应当逐步退出，用李克强总理的话说就是，“管住管好该管的事。放和管两者齐头并进。”新一届政府成立一个多月内，已经三次强调简政放权，取消和下放了133项行政审批事项。

权力的下放不一定就会导致社会的混乱，重温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调查可以化解我们的这种担心，他告诉我们社会自身具备一定的秩序建构能力，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为社会这种自身能力的发挥创造适宜的制度条件。

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政府对社会的有效管理在很大程度可以从社会自身中获取教益。这当然需要转变社会管理中单方面的指令模式，不再将之视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权力运作，而是注重于政府与公民间的双向互动。

这里还有一个小故事。加利福尼亚州东南角的帝王谷是美国最干旱的地区之一，当地的农牧业几乎完全依赖于一套有效的灌溉系统。这套灌溉系统是在一位水官的主持之下运行的，他负责分配水资源并解决农牧民们之间因用水问题而发生的纠纷，他扮演的其实是“协调者”的角色，“这项工作不只是简单地视察农民的土地，它要求积极主动地向农民咨询，了解他们的需要、计划和希望。”正是在这种互动中，水官可以做出尽可能符合实际需求的决定。这个小故事启示我们，政府权力的行使如果能从社会中汲取经验与智慧，那么就可能更为有效。

我们要放弃对权力的狂热崇拜，让公权力回归公共服务，要认识到现代社会自身具备的能力，在政府权力合理行使的条件下不仅可以建立起秩序，而且还可以释放出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