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壹

国民性众说纷纭，讨论历久弥新。作者以其独特视角，认为国民性并非一成不变，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为塑造国民性的主要因素。

国民性，指的是一国国人所共有的性格特征。其实，像中国这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度，国民性格是千差万别的，许多时候并不能单纯地以一两个或几个词汇去概括它。不过，在这些因人而异的差异背后，却也有一些普遍存在的共性，乃本国大多数国民身上所共有的特性。这就是所谓的国民性。

对于中国国民性的劣根性，近百年来，有诸多大师级人物在研究和批判它，例如梁启超、鲁迅、胡适、柏杨、龙应台等。他们对此进行了手术刀式的精妙解剖，并且都有极其精到的评判，曾给国人带来空前的震撼。时至今日，读上述诸公之论，仍受益匪浅。

不过，这些大师在论及此类国民性的时候，多数是点出其特点，谈论其危害，举事实摆道理，引出发人深省之呐喊，但却很少去论述形成这类国民性的原因，从源头上断其根。

“今天中国的所有问题，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答案。当今中国是古代中国的延续，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也是由历史塑造的。”在《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一书中，学者张宏杰以“专制制度的演变导致国民性格大倒退”为主要论点，穿越中华两千多年的历史，从先秦甚至是三皇五帝开始论述，及至秦始皇创建秦朝，再由汉、魏晋、唐、宋乃至明、清各朝，逐一详解，讲述中国各个朝代国民性的演变历程，最终论证出当代中国国民性种种劣根性的根源，实乃历朝历代专制制度长期作用下所结出的恶果。

从书中的论述可知，国民性并非一成不变的，从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国人的性格如同瀑布一样，飞流直下，越来越恶化。春秋时代中国人单纯淳朴；唐代人雄健阳光，有尚武精神；进入明清之后，流氓气越来越重。尤其是经明清两朝的压制，使国民性饱受封建专制的无情打压摧残，逐渐演变成具有贪生、怕死、趋利、避祸等自私自利特性的国民性。

可见，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塑造本国国民性的最重要因素，它的好恶取舍对于其国人来说，具有风向标作用。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制度，在一定时间之后，必将会投射到本国的国民性上。在独裁专制的制度之下，不论是普通国民还是高官大吏，人人自危，谁都随时可能会因言或行获罪，突遭不测，所以人人都慎言慎行，将“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或“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等不讲究规则法治，极端自私自利的社会信条奉为行事的座右铭。在这种政治体制之下，社会伦理、人的社会性格也会随之发生坏的变异。

作者在书中还通过历史事实，有力地抨击了所谓“因为国民素质太差，所以不足以推行民主制度”的论调，指出只有让制度先行，大胆迈出第一步，在实践中训练，才能切实有效地提升国民素质（国民性），使民主制度越来越成熟。而不是反过来，先等国民素质够格了，才来推行民主制度。这类研究，有助于民众从理论上破解这类似是而非的谬论。

一个社会，如果不通过完善的制度设计，制约和监督统治阶级，那么统治阶级必将会因为缺乏制度的制约和监督，率先败坏社会风气，从而带动普通民众的社会品德也随之堕落。与其抱怨普通民众素质太低并“怒其不争”，不如去推动制度的革新，将公权力关进笼子里，从而使其不仅无法败坏风气，而且还必须带好风气，最终使国民性得到改观，逐渐趋于正向。

所以说，改造国民性，必须先从改革制度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