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伟 陈玲芬

一、引言

当今中国处于社会转型中，我国农村社会也正随之发生剧烈的变革。从农村阶层结构、农民的生活方式乃至农民的观念，都在剧烈变动。在这样的大的社会转型背景下，关注当前农民主体意识的变迁分化显得甚为重要。深入对农民主体意识进行研究，对其发展历程、趋势，存在问题及原因进行分析把握，找到实现农民主体意识建构的现实路径，有利于激发农民主体意识，促进当前农民尤其是新型农民主体意识的建构，有利于当前我国新农村的建设和加快解决“三农”问题，从而更好地构建和谐农村社会，促进农村地区社会管理水平的提高，加快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转型实现。

培养、塑造新型农民，使之成为新农村建设、农村社会自我管理和现代化建设的主体，使亿万新型农民能够持续地、最大限度地发挥主体作用，是一项非常紧迫的任务。

二、新型农民的内涵

“三农问题”的解决、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农民是主体。潘逸阳在《农民主体论》一书中，从哲学层面总结认为，农民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不仅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创造主体，而且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价值主体。〔1〕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张鹏，郭建鑫在《从新型农民的内涵浅谈农民培训的有效措施》一文中总结道:“新型农民”就是长期居住在农村，掌握一定文化知识和农业生产技术，同时又具备经营能力，服务于新农村建设的农民。〔2〕而201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则又提出“大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引起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和热议。朱启臻则从概念上对新型职业农民进行了内涵界定。〔3〕他认为，新型职业农民首先是农民，新型职业农民除了符合农民的一般条件，还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一是新型职业农民是市场主体，充分地进入市场，并利用一切可能的选择使报酬最大化，一般具有较高的收入。二是新型职业农民具有高度的稳定性，把务农作为终身职业，而且后继有人。三是新型职业农民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现代观念，不仅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还要求其行为对生态、环境、社会和后人承担责任。可见，目前党和政府已充分认识到新型农民的培育、建设的重要意义，正大力推进新型农民的培育。随着越来越多的传统农民向新型农民嬗变，新型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国现代化推进中的主体意识、地位逐步加强，三农问题的解决、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和中国现代化必将能够顺利实现。

三、新型农民:传统乡土性及其价值观念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则似乎带着几分藐视的意味，但这个土字却用的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指泥土，乡下人离不开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在我们这片远东大陆上，三条大河的流域基本上全是农业区，可以说我们的民族确实很泥土分不开的。当然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4〕“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5〕在这样的乡土性影响之下，广大农民 (包括新型的农民)的意识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自然也会难免带有“乡土气息”。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笔者所调查的西村的村民的生存、生活资料主要依靠从土地耕种得来的农作物，靠天吃饭，当地人的说法是“从土里刨食”。人多、可耕种土地又少，使得农民不敢懈怠对于土地的耕作，小麦和玉米是主要口粮作物，所以，在主要适合耕种的土地上，小麦和玉米是主要农作物。同时，在山坡、丘陵等细碎化的空间内，农民会辅之种植一些地瓜 (也就是红薯)、黄豆、高粱等，或者一些白菜、萝卜、黄瓜等一些常见便宜的蔬菜等，用以满足农户家庭的各种需要。但是，农民仍然生活贫困，温饱问题亟待解决。这种其他收入不足、农业收成主要是自给的情况下，导致农民可支配收入不足、无缘过多市场交换，除非必要的生活资料 (盐、油等)、生产资料 (五金等)、重要节日需要的年货、酒肉等需要从市场集市上购买。

可见，土地是村民的命根子，土地的重要性使得农民形成了浓厚的土地依赖意识，周而复始地农耕，主要依靠墨守成规的经验，缺乏理性主义的科学思维，固守小农小手工操作，抵制新生事物和农业技术上的技术革新。农民自发形成一定的生产、生活习惯，生活在稳定的村落中，形成了“熟人社会”。依赖、根植于土地，活动在祖辈居住的封闭地方村落，培育了农民的乡土性。一个农民在家庭中出生，在家族、村中长大，接受些许的教育或者只学一定的农业手艺也能过的下去，文盲并不少见。因为农业的生产主要依靠经验，农民往阶层上层流动的可行性并不高的现实，导致农民对于教育的看重不足。在封闭的村落和固定在土地上生存生活的现实下，乡土文化、村落文化深深地影响到农民的市场意识、人际交往、社会秩序等等方面。

四、转型中的农民心态与现代意识

关于人的现代性、现代意识的研究，应该首推英克尔斯，他是较早提出相应的现代化概念的学者。他通过量化现代人的形象，经过在全球多个国家的实证研究，分析了现代性的人在诸如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以及生活态度等方面具有相似特征。我国学者杨国枢、叶南客等人也分别对人的现代性因素、主体意识等做了相应研究。杨国枢认为，人的现代性并不是一种孤立的特质，而是使整个人格的各个方面都发生改变。叶南客通过研究提出了实现个体现代化发展的三步走战略。〔6〕

在关于现代化研究中，对农民的现代化研究尚少，近几年，周晓虹〔7〕通过对北京“浙江村”流动农民的研究，探讨了流动对农民的价值观等发生作用的具体机理。他认为，流动提升了农民的个人责任感、风险意识、适应性等，流动经历推动了普通农民从传统向现代转变。

笔者在对西村进行调查时，结合国内外学者对农民现代意识的研究状况，针对农民的现代意识的考察，将其主要量化为生育观念、市场意识、奋进意识三个维度。

(1)农民的生育观念

按照现代化理论，传统农业社会，生育后代是家庭的头等大事，尤其是生育男孩传宗接代。而在现代社会，人们更注重自己的生活质量，传统的传宗接代意识淡化了。目前，西村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生育观念就成为考察农民现代性转型的重要维度。

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一问题，青年组选“非常不同意”与“不同意”的总共占比51.2%，选择“同意”与“非常同意”的占比22.0%，同时，中年组的分别占比是18.8%与56.3%，老年组的分别占比是38%与33.8%。可见，在传宗接代问题上，青年人思想最为开放，中年人比老年人更为重视传宗接代问题。青年人开放，一是因为接受现代化因素影响较深，对于将来养老问题考虑较少，老年人现在处于养老状态，已经完成生育任务，对于养老的经济理性考虑更为现实，对于生育态度反而比中年人看得开。中年人处在养老和抚小的人生阶段，比青年人考虑的多、深远，又不像老年人一样悠闲，所以生育态度比较保守。

表一 对“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态度

(2)农民的市场意识

市场意识核心是商品等价交换，指的是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形成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与行为规范等。过去单一的经济体制和集权的政治体制影响下，一味地要求平均主义，忽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造成了农民的市场意识的落后，而农村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又加重了农民传统的安土重迁意识，对于新生物、新观念的接受比较被动和保守。而且在长期城乡二元化结构下，教育、社保等种种国民收入分配政策纷纷倾斜城市，农民的整体市场意识的培育受到很大的制约。

表二 农民对“市场改革有风险，但是比大集体好”选择(人/%)

可见，对于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反对平均主义，农民高度认可，体现出追求他们市场价值规律的一面。同时，在访谈中了解到，农民中有的之所以比较怀念大集体时代，也是因为怀念比较平均安稳的日子，没有竞争，而现代市场经济带来竞争、带来福利，也带来了巨大的城乡落差感和商品高消费感。

(3)农民的奋进意识

对传统小农的理解，总是认为他们观念、意识保守，习惯安定的生活，简单地重复生产再生产。经济发展、社会改革开放和变革给农村和农民带来很大的冲击，现代化不断要求农民适应社会变革，改变因循守旧的旧习和观念。

当询问“您对个人成功的最为重要的因素选择是什么”，有58.6%的农民回答“个人努力、有能力”;15.5%的人选择“能拉关系、积极跑动”;13.8%、12.1%的人分别选择了“家庭条件好”、“命好、运气好”。可见，多数村民对个人能力是成功的重要因素有着高度认同，同时对于社交能力、朋友圈的公关能力也比较重视。

表三 对个人成功最为重要的因素的选择 (人/%)

城乡二元化格局下，农村居民一直过着相对城市居民来讲更为传统的农村生活，相对落后，还保留着一些与现代文明不相适应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等，而农村要实现现代化，需要农民的现代化，这需要农民的思想观念、行为习惯等实现转变。当前谈及现代化，往往带有文化城市中心主义倾向，认为传统农村文化束缚了农民。

笔者在西村的调查发现，村民的原有的乡土性的传承，有阻碍现代化进程的一面，但是，其现代性也在逐步地提高。

乡土性、现代性交织的互构形成的农民的主体意识，体现出一种位于乡土与现代文化之间的连续状态，作为一种文化，或者生活、精神状态的复合型主体意识的共存。当前中国，这一农民主体意识复合型状态比较普遍，这体现出我国农村的文化特征，反映了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特征。而对于当前新型农民的培育，不能一味地要求农民抛弃原有的乡土性，彻底市民化，而要考虑到传统乡土性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所能给予农民的情感支撑、心理慰藉等力量，这不一定都是阻碍农村、农民现代化的因素。

五、返乡农民工、乡村干部、农村经纪人:新型农民的类型学分析

(1)返乡农民工这一群体，经历过城市现代化的直接洗礼，城市感、现代感最为强烈，而现代性的获得，是其在城市中不断经历种种艰难之后，才能获得对城市现代感的适应，和对传统乡土性的重新审视或抛弃。其在回到乡村之后，自身的行为逻辑必然有所改变。如何引导其正确地融入原有村庄、发挥其现代性优势，更好地建设新农村或引领带动村民的行事逻辑的改变，是值得引导、研究的。

访谈个案一:李某43岁原长期在外当货车司机

“我在外面开了近20年的货车，最开始是给我舅舅的一个亲戚朋友干，后来也换了几家东家，主要是看能不能赚钱，同时看活累不累。这几年在外面也吃了不少苦，不然也赚不到钱嘛。太累了，回家也少，老婆孩子也管不上。小孩子快中考了，得好好管了，决定今年不太出去干了。回来后，打算自己干点物流、倒腾下我们村里的山货。这几年长长外面跑也积累了一些货源、市场和朋友嘛。”

像李某一样的在外打工者群体，他们在择业过程中也有自身的理性考虑、拥有自身一套的生存保护策略和技巧，这是其能动性适应城市生活的体现。对基于血缘、地缘等乡土资源的整合利用，是他们生存的策略。同时，对家庭责任的承担，“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的认知，也体现了其乡土性的延续。

(2)乡村干部

访谈个案二:吉某48岁现任村主任

“我选择当村主任，主要是因为我现在办的公司还行，我觉得我得多为老少爷们儿，老百姓做点事儿。本来之前我也不想当的，老主任找我谈过几次，认为我生意买卖做得不错，在村里也有一定的影响力，有实力的话，做村干部能更好做。现在其他的年轻人不是在外面打工就是在我的工厂里打工了，我后来也觉得可以尝试一下，就干了。咱这个村比较穷，又没有集体财产了，当上这个村主任后，我个人往里面垫了不少钱的，不过对于公司来说，对我来说，出门谈买卖时，我的面子还是长了不少。”

当前，我国不少农村都流行着“富人治村”或“老板治村”现象，贺雪峰曾以浙江奉化调查为例讨论了当前富人治村的治理景观，他认为这是农村经济社会分化的产物，也是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安排，尤其是党建指导思想促成的结果。〔8〕吉某在村中当初积极竞选村主任，曾以一百元一张的价格购买选票，其当选村主任的竞争优势也非常明显。对于当前村庄“精英循环”现象，一方面华北农村中，村民传统的乡土性中有“为仕”的习惯，不管是原来的“学而优则仕”还是现在的“富则仕”，主要考虑的是资源的获得。现在的村干部即使在比较穷的村中，也能截获相应的资源，或获得资源分配的权力。而吉某作为“富人老板”，其资源的获得更多的是指政治权威的标签，这对于生意场的资源优势无疑更是增加不少，这一“精英循环”中传统的乡土性——仕途的“光祖耀族”让位于现在的“村主任老板”。但是，介于村中地缘上的接近，社区舆论、村庄道德评价体系，迫使“富人村主任”也会相对比较能够积极作为，村民也对其也有更高的期望。

(3)农村经纪人作为村中的特殊一群体，来源于普通村民，同时又不同于一般村民，其头脑灵活，有很好的沟通技巧和为人处事的本领，于是总能较快地在村中经济竞赛中领先，且甚有可能实现政治精英的身份转化。当前，西村处于转型、裂变时期，农村经纪人也开始在村内“使坏”，对于村民也开始出现“缺斤短两”、“欺市”等霸道现象。这一群体往往有过外出打工的经历，在城市中学会了一些强硬的生存策略，他们对于传统的乡土性、社区舆论敢于挑战，对其必须进行引导，让其才能实现更好的转化，同时不破坏村庄。

访谈个案三:张某39岁农村经纪人

“我初中毕业后再外面打工了5、6年吧，回来结婚后就在村里做点小买卖，帮外地人收购药材、金蝉、香椿等，也自己收购过然后去青岛市场卖，这几年反正也没怎么闲着，什么季节有什么就收什么，卖什么，也积攒了点钱。明年准备再换量好点的汽车，这样买卖更好干了。”

六、讨论

当代中国正处在大的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农民也正处于从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新型农民的转变过程中，那么，必然会具有比较明显的过渡人特征。一方面，当前的中国农民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传统人了，他们或多或少地具有了现代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从现代文明、现代性社会转型的要求来看，当前中国农民又不是现代人，离新型农民也还有一定距离，其思想观念、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又有许多传统农村文明的烙印。

因此，对于村中那些成长迅速的群体，需要鼓励，同时引导其现代化意识的转型方向，不能放任“个人无功能主义的崛起”，导致“集体主义的萎缩”。对于新型农民的培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不仅仅技术、政策的支撑，也需要精神、文化知识的智力支撑。同时，对于村民主体意识的引导也必须引起重视，合理、渐进、有序地引导其乡土性向现代性的转变。转变中要注意保护传统的、积极的乡土性价值观念和行为，同时，应该根据对新型农民的类型学分类，更好地针对具体的、分类的主体意识进行建构。这样才能持续地、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主体作用，使之成为新农村建设和现代化建设的主体。

〔1〕潘逸阳.农民主体论〔M〕.人民出版社，2002.

〔2〕张鹏，郭建鑫.从新型农民的内涵浅谈农民培训的有效措施〔J〕.安徽农业科学，2008，(4).

〔3〕朱启臻.创造良好社会环境培养新型职业农民〔N〕.农民日报，2012-03-21.

〔4〕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2.

〔5〕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6.

〔6〕杨国枢.中国“人”的现代化〔Z〕.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74.

〔7〕周晓虹.流动与都市体验对中国农民现代性的影响〔J〕.社会学研究，1998，(5).

〔8〕贺雪峰.论富人治村〔J〕.社会科学研究，2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