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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公器的批评——从一部“流产”的80后诗选谈起

2013-10-26陈家坪

江南诗 2013年2期
关键词:东东流产记忆

◎陈家坪

几年前,王东东、徐钺主编了一部80后诗选——《新世纪诗人选》。诗选的出版因故搁浅,实为憾事。但诗选中的诗人和作品,以及80后诗歌现状,都是值得研究、探讨的,本文期望对80后一代人的诗歌写作形成健康良好的批评氛围,尽一份心力。文中提及或没有提及到的诗和诗人,我都有关注的心愿,而以我有限的视野,真正想表达出来的,应该是他们的存在与精神。

在我看来,王东东是一个奇怪而矛盾的人。他爱好思辨,有时会将自己给绕了进去;他偏要写诗,这就让他的头脑显得孤立了。我猜想,每个诗人都有他秘密的情感的来源。因为在我看来诗歌还是更多依赖感性。那些头脑好的人经过努力,也许会形成一种含蓄而美妙的智性风格,也就是智性要更多为感性包涵才好。但头脑好的人,天生是批评的料,一首平凡的诗,经他一说也会显得光彩十足。但王东东从来不说自己的诗,这让我感到他志存高远。他写诗、评诗,不管用什么方式,从来就没有掩饰过自己的抱负和雄心。与之相等的傲气,他用超出常人的勤奋和尽可能觉悟到的谦卑来平衡。用他写过的诗句来说,就是:“完美的行动表现,处处出于谦卑的性格。”觉悟来自于对知识的吸取和个人反思,谦卑来自于对写作和人生价值的信念。

在王东东看来,诗产生自不安。“他写作,由于负重过度,脊柱让地狱弯曲。”这个他,是写作的自我,为着负重,用脊柱去承受地狱。“我置身在天空和大地之间,经历着严重的变形。”一个承受着压力的诗人形象,立于天地之间。可以说,这不是一个真实的画面,但是可以想象。“禁止触摸的画,一定出自你手。”你,亦是我,所谓的禁忌来缘于自我的行为。他写一盏台灯,“按钮下是埋藏一万年的煤炭。”文明世界里的“按钮”,它的光明来自于混沌的大地。这个时候,诗人的想象力直接就等同于创造力。

具体到王东东的写作,他有多个侧面。我想,任何诗人的写作都不可能只有一面,但我们在观察和评述时,只能取其一面。就像我们要检测海水的质量,只能取其一滴。所以,我来谈谈“云”和“钉子”。“云,揭开我头上的伤疤”,正是这样的疼痛,让王东东开始了述说:“是怎样的一朵云(轻飘飘的),撞伤了我的脑袋?”揭(主动)、撞(被动);后来的诗句:“顶端,没入了云雾”、“曾同一朵云同寝,被其无故压伤”,顶端(限度)、同寝(合一)、压伤(结局),这些词是云的无数个动态。那么,云是一个什么样的主体?“所谓自由,就是与一朵云同寝,被其无故压伤”,原来,云,是我们对世界的一个自由幻象。

钉子呢?“如果我能被你钉在墙上,这一幅画,该有多么幸福!这幸福多么安静。”这样的一个对象,不管多么突兀,“目光锤打,但只能让它更为牢固。”你看,我就是这一幅画。但现在,“如果我们一起将这幅画钉在墙上。”我,成为我们,并且能够一起来处理先前是我的这一幅画。因而,世界就是一枚巨大的钉子,“……我整个存在的真实都显示在熊熊燃烧的画布上。”“这是上帝最大的梦想”,“将一个物体固定在那儿”。最后,“上帝已经将一个人钉在了爱的十字架上”。

如果说,“云”是王东东对世界的一个自由幻象,是人心灵里一个不可见的内伤;那么“钉子”,触目惊心,让我们看见了人和这个世界的关系。王东东问:“他们需要多久知道?”也就是说,他们怎么还不知道?这里有一个自喻式的先知存在。

缘于对诗人希尼的学习,我在处理早年乡村生活时,体会到公共记忆中较为个人化的那一部分。与我同样出生于乡村的老梦,却反过来置疑这种公共记忆的真实性。“一对新人在屋子里潜伏,陶醉于创造的喜悦”,“创造的喜悦”基于“痛苦的黑夜”,基于“讥讽”。我们是“单纯的农民”还是“现实意味上的城里人”,一种“无所适从”的“农村记忆”。老梦这种对公共记忆的个人化纠正,模糊体现出另外一个写作基点。也许正是看到了老梦这个模糊的写作基点,王东东秉持着批评是一种公器,认为老梦的写作还不够稳定,而没有选编其诗作。由此可见,作为《新世纪诗人选》的主编之一,王东东有他的编辑立场。用他的话说,入选的作者,不能三五年不到就不知去向。

入选的作者,我觉得杨成伟也有对希尼的学习。一种相同的对于生活的信任、投入与思索。他写一场雪,“整个空旷的学校沸腾了起来”,“我们衣服下面,欲望欢喜地鸣叫着”;写由一把刀子回想起一只被剁掉了头的跃进“池塘”里的青蛙,“自己体内同样尖锐的鸣叫,与青蛙的声音是那么合拍”;写第一次做爱,“那种感官的快乐,让我远离现实轰响的泥泞”;写玩陀螺,“抽打得越快,转动得越欢实”,“你停止抽打,它就轰然倒地”。但“我说的不是陀螺,是人,我们每个人”,“我们只是渴求能旋转得,漂亮潇洒,少受些鞭打”。

如果说杨成伟是通过个人记忆来重现逝去的生活,那么郑小琼则是通过个人的切身经历介入了现实。“这一切,都让你用中国乡村的心忍耐……”。郑小琼这样表达时,她离开乡村成为工厂里的一名女工,“用一台机器收藏了她内心的孤独”。她发现那些“更为渺小的昆虫”,“它们不因自己的脆弱而充满叹息”。她自我怜悯:“被风雨打温了翅膀的昆虫重新起飞,我,一个带着怨恨的旁观者,我心中的羞愧像傍晚的风,沙沙吹着……”。当她意识到自己在某种意义上的“幸存”(也许更准确来讲是幸运),她的“信仰像一颗颗钻石,在最晦暗的时辰,它透明而清凉,撒落心中”。我和老梦私下里讨论,认为郑小琼的写作具有某种敏锐的社会传播性,但写作本身有些虚弱。“我”的频繁出现,是她对自己身份的某种怜悯所致。她在诗中变换你,她,我,好的地方,是起码抓住了一个东西,即表达了农民工这个身份。一个工业时代里最出名的身份。哪怕这个身份更多出于她的自我艺术化,而不包含对其他身份的同情。她展现的农民工,是工厂工人,尤其是女工。但即便是女工,也是我们这个时代里的一群女工。在这个基础上,如果郑小琼去掉自我怜悯的部分,充分发展某种高贵的同情心,或将其内心向深处挖掘,在表达强度上体现出地狱中的灵魂,她会成为更好的诗人。

我的观察,乡村记忆的尊贵在于乡村社会的没落。而这一背景下的写作,尚处在一个无法回归的起点上。或者说,我们势必得重新来创造一个写作的起点。希尼的写作由个人记忆、家族记忆到历史记忆;与他同属爱尔兰的前辈诗人叶芝,则是由个人记忆、民族记忆到人类的神秘性。我们的写作能否从中获得具有实际意义的参照?这是一个未知。

对王东东他们选入的另外一些作者,我试着把以下几位个性不同的作者统一起来,去探寻他们在写作上的力量。这像人类创建巴别塔的象征意义,大家在一起,因个性不一而歪歪斜斜,但力量是统一的。写作在今天,可能不再是一个社会变革的成果,但它可以是一个诗学发展的象征。

丁成写国家,国家是一个象征;罗铖写祖国,祖国也是一个象征。这个象征的统一性在于,我们过的都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生活。但无论国家还是祖国,在这儿,都只是一个视角。

表面上,丁成在揭示国家的谜底,“黎明还很遥远,看看大地上,黑得最深的影子是我”,实质上,是自我的生活,“女友再次回到我身边的时候,我竟然提不起一丝精神”。他的好奇心“伸到每一扇敞开的窗子里面,去窥视随时发生的奸情”,让微笑“成为这个国家的徽章”。政治是“消化不良的”,“国家与时俱进的解释,只能有一种”;人,不翼而飞,“从遗像后面悄悄地遛开了,像一道微弱的光”。

罗铖的祖国,“给我秤,我就轻;给我诺言,我就卑微”,“在这旷世,我容易悲伤”。是祖国太大了吗?只见“小小的站台上,三个民工被阻止上车”。什么理由?“因为他们的身体,像他们手中的蛇皮口袋”。因为他们“臭”。“祖国,本着良心,宽恕和赞美。每一行汉字里都有缄默、渴念和疼痛”。

蒙晦面对这卑微的现实,在失败的历史中形成个人的诗歌声调。“噢,他们是天边的他们是天边的一排无知的栅栏”。表达得那么少,我们只能一句一句的听,回味却是那么的多。标语公园,小教堂,橡胶人,吃肉的儿子,核桃爱人,“你,就继续用橡胶味的痛苦言明我们的处境:每换一季被羞辱地脱光一次,亲爱的无头模特!”这无头,是被羞辱的结果,还是被羞辱的原因?“父亲的结石——扔向父亲的背,这就是父亲的终结?而歌声不能恢复他的信念,梦话也不能恢复他的情欲”。扔向,终结,一个果断的句式。“当你吃我时,请把我的苦味痛快地吞进你的忍耐——”。

“……这首诗如果让坦克来写

也许将成为杰作……”

唐不遇的历史感受是,一首诗的失败,其前提“只有年轻的死者们深知”。对历史的无奈,表现出玩世不恭,坠落,“在吱嘎吱嘎的木床上,没有多少安全的快感”。就是爱人间的欢乐时光,也充满情欲,“无山可爬时,她就做双份的爱”。而我们的圣人呢?“是一只蜘蛛,它早已不再吐丝”。一张痛苦的脸,在“向每一个游人传授衰败的知识”。一切成为文物。一只透明的水杯,变成了一只陶罐,这是一个谜,“没有人去猜,也永远猜不透”。野史满足中外游人的想象,但“这里并非天堂,而是另一个国家”。“关掉旅馆的灯”,被照亮的,是“太高的归途”。当我们不能从精神上得到回归时,一个诗人,在生殖中获得胜利。即新的“生命”到来,“我仿佛听到了哭声,但不敢确定”。

以上几位作者的写作让我体会到,我们在写作上的力量可以来源于对某种发言权的夺取。可以说,正是从强制压力那儿,诗人才提出了人们内心的诉求,表现出了哈维尔所呐喊的“无权者的权力”。虽然我们表达的是一个共同的现实,但各自的角色不一样。可以初略认定,丁成是一个观察者,罗铖是一个忏悔者,蒙晦是一个吟唱者,唐不遇是一个经历者。王东东补充我对唐不遇的评论,即你剥夺掉他的政治权利,但你不可能取消他在生殖中的胜利。

当然,王东东觉得这儿存在着一个要将诗人和笔下的形象分开来讨论的问题。但我更愿意讨论的,还是我们如何来面对我们这个社会所产生的道德冷漠。在机构层面,我们强调的是认真执行上级命令,这个命令好像跟自己的信念一致,一旦事件发生,规范原则取代了道德责任感。因为我们认同的是组织内部的规章制度,而不是个人良知;在日常工作层面,我们强调的是获得最高收益和效率的方法,于是道德标准与行动的技术成果之间完全超出了适当的水平。我们也许对工作毫无热情,但职责取代了热情。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道德早已缺失。

这也许是人类现代精神的一个普遍困境,因此,亚历山德拉·莱涅尔·拉瓦斯汀在其专著《欧洲精神》中表达了这样一种担忧:“按照现代的逻辑,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应当是那些不再自问自己在他人的不幸中是否负有责任的人;应当是那些能够让其道德感永远闭嘴的人:在他身上,道德感失去作用,他可以随时按需要中断对道德的思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去谈这个时代里我们的写作技术,而是在谈我们现时的一个写作处境。

诗选中,小雅的言辞,有柔韧的力量。使“我就大胆地摸下去,沿着裸露的线条,想象的手指滑过平坦的腹部”。“口授三座大山”时,需要什么?知识,故事,还是神话。而现实的一种,是“新娘的婚纱还来不及褪去,就已经投入了另一个人的圈套”:

那抖颤的玫瑰,那无助抖颤的爱和血管,那玛丽亚

你不认得她们。

可我仍在她们未出嫁的镜子中看到你!你的唇,你的甜美的脸

你爬满记忆的手掌,你被我折弯的——海潮的

生命线。

徐钺是《新世纪诗人选》的主编之一。他的写作神话,其“使徒”所肩负的使命,似乎可以从这儿开始:“一支船队载着最后的重物,从床尾驶向床头”。不管人或者世界,都有一个成长的游戏,徐钺实际上要完成的是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创世纪。“爱人是此刻的岸,是此刻我所能想起的所有安全”。舷窗边,记忆“像是祖父,在童年初识的镜框中渐渐浮现”。“钥匙转动;回到关闭的房屋,我脱去命运”。记忆“意外受孕的处女”,是“最苦痛的得胜”。“我用果核睡去”,“我在冰里苏醒”,这时,我变成你,“你感到疑惑——:这张你未曾见过的脸孔”。抒情诗人的主体,在你和我之间转化。“在早餐的盘中品尝赞美”,这是日常的生活吗?“时间正翻洗床单,重新铺设”,“你:挂起钥匙的你,躲避那易碎时刻的你”。这时候,他可能包含他者。但在他和你之间,“你是我的”。“我和以赛亚食用同样的忏悔”,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在处女和母亲之间,我辨别不清。“恐惧会把我像狗一样赶走”。这是徐钺的一月,一个数字的起点,“念诵你,唯一的名字”。

张杭的诗整体感很好,表面散,实质在收紧。他是一个面向生活与深度的思考者。“所限”是他能够给予诗的一种形式感,“我的情欲被一个没有来的女人所限,那跑向海里的男孩,被他的预感所限”。“我被记述的不能重复所限”。他没有具体对某个形象进行塑造,我们却可以从整体上对他获得一个可期待的写作者形象。但在一首诗里,用了珍惜的渴念、满溢的光、陪葬者的悲伤、狼心的狗,这样的修饰要避讳。一是修饰有一个先入为主的观念,这个观念可以是认识客观事物的方法,但它本身非常不客观。不客观阻碍了我们表达的直接和真实;二是修饰具有象征性,容易夸张。象征是一个方法而不是目的,因为我们追求的是是什么,而不是像什么;三修饰很容易获得意义,但这个意义往往是人为加上去的。诗要达到简单明确,如:小桥,流水,人家。每个词都是其所是,是其本身,实有所指,但意味深远。

申舶良的写作把握到了一个“描述者”。“我年少,喜好给世界找药方”。那些短句,一停一顿,描述始终控制在描述者这儿。如果“电梯中只剩你我时,很想送本自传”。这时,短句就是敲打,在你注意力集中时,他描述树,描述人的回声。“描述,是调出清晰图像,意见回到秩序”;在你注意力分散时,他思考“喻体”与“本体”,“仿佛这本体只造访了你”。你,是一个抒情的自我。“我有无数方向,你怎能看到全貌?”描述,在浪费时间,“而那真实、清晰、具体,却使你全然失去对描述的兴趣”。最后明白:“我是所有的时间”。但这一切是时间中的戏剧,所谓描述也就是诗人的戏剧独白。

胡桑的修辞如同步行,“幸福就像那些睡莲,你叫不出名字,但它们一直在生长”。他让古风的旋律进入到今日的现实,“那么多风,吹散了革命”,而我“扔掉上海,找到了落叶一般的存在”。他看见,“农民躬身于水田,种植痛苦,就像昆虫,被遗忘在作物里”。“我忧伤,犹如一幅清代的水墨”。而我们,“一个缺少漫游精神的民族孕育了多少游子”。在我们的现实里,“金钱可以改变花朵绽开的态度”,“月亮落入废水,据说是灾难”。花朵,月亮,比喻女人……

我是把《新世纪诗人选》当作一部鲜活的批评文本来阅读,来进行对话。王东东在信里对我说:“有的作者入选两三首,或一两首,是因为他们实在没有其他成立的诗,我选的是他们最好的诗,也有可能一生都不再写出”。我想,一两首诗对于诗人何以成立,恐怕只能是源于它们所触及到的文学主题。

“鬼魂”是一个文学主题。李浩在“喊魂”的仪式中触及到这个主题,“我跟在火把的后面奔跑,被举起火把的人们淹没”。梅花落也触及到这个主题,“她似乎是一个鬼魂,我的另外一个存在”。在她的表达中,“鬼魂”有一个变体的机会,“我爱的男人对我说:一起装吧”。装,就是一个机会。

梅花落还触及到“牌坊”这个主题。同样触及到这个主题的,还有孟芊,“我的房前有一座牌坊”。但孟芊的表达偏向于自恋,“总体来说,我不算太悲伤”。

叶美触及到“性”,“性”也是一个主题。“昨天夜里她成了最放荡的一个,险些咬破他的嘴唇,狠命地吸吮那僵硬的舌头”。最后,“我闭目倾听她的喘息”,但“我是无力告知她结局的她的姐妹”。

袁永萍、泽婴,他们的诗里有母亲这样一个主题。袁永萍清新和温情的表达,有一股暴力,“早上十二月的寒阳,是你亲手割开的喉管”,“有人在你胸腔里,安装了一架急促的风琴”。“我”阅读“海姆”,“我承认:人类那些热烈的,关于生和爱情的赞美,也是出于失去”。而泽婴的母亲,“让炉上的茶壶也理解一个秘密”,“每一粒雪花都让我想到母亲,当晚钟远远敲起,她正坐在窗前静静织着毛衣,勇敢地面对一切忧患”。

父与子的关系,一个永远不能抹去的文学主题。邱启轩的体会是“我坐在深渊面前,就变成了另一道深渊”,“那些往事终于从背后追上来,抡圆了利斧”,“用牙齿啃掉黑暗中的恐惧”。旋覆的父亲则是她的英雄与骄傲,人们“议论着他的头盔和猎枪,他生疏地屈起高大的身子”。唐磬在宗教的意义上体会父与子。上帝也是父。而人,去“歌颂全部失败”。

所有严肃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自杀也是一个文学主题。蒋峰表达了这个主题,“问题与自杀一样渺小,自杀是那些被撇开的人干的事情”。“自杀,不单是结束生命,有自己,才有自己来对自己下手。死,在那些故事里变得微不足道,即使不在那些故事中也如此。故事中的人物,下决心,在悔悟,在回生的路上被堵住,这说明问题永远都是问题。有问题,才有自己,才有自己对自己下手”。

但文学主题好比是一个概念,真正的写作还要打破这个概念,让读者忘掉你所要表达的文学主题,而直接感受到自由写作的思想。对于写作,如果没有对文学主题的意识,就还没有跨过思想自由的这一道门槛。跨过这道门槛,经由文学主题向文学母题回归,也就是回归到人和万事万物最为本源的存在。

最后我要说,我对王东东等诗人的写作,以及他和徐钺主编的《新世纪诗人选》的批评,是基于我在他们身上所感受到的希望,即他们这一代人的写作:自由、尊严与命运。希望之路是人类的文明之路,不管以后出现什么意外,我们都不能够放弃这个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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