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贝蒂·利夫顿李 菁 译

像往常一样，科扎克早早地起床了。他俯靠在窗台上，给“犹太孤儿院可怜的植物”浇水。正在这时，他发现赭石街上围墙旁站岗的德国警卫在向他张望。科扎克不知道那个警卫看到这幅家常情景，感动或者是生气，或者在想，用科扎克的光头当靶子实在是太好瞄准了。既然来福枪在手上，那个士兵为什么还是双腿分开，站得笔挺，眼神平静呢？也许他是没接到开枪的命令，但对于一时兴起就对着谁把弹夹打空的德国党卫军来说，这种命令实在不算什么。

早上七点，科扎克准时同斯黛法还有教师和孩子们一起坐在木桌旁用早餐，木桌其实是用推到房间中央的木床拼凑出来的。也许他们吃了几片土豆皮和几块放久了的面包皮，也许每个人还用杯子喝了仔细计算好分量的代用咖啡。科扎克正准备站起身来，清理桌子，突然两声哨声响起，一个恐怖的命令传来：“所有犹太人出来！”

科扎克和斯黛法立即站起身来稳定孩子们恐慌的情绪。像往常一样，他们心有灵犀地知道对方要做什么，互相配合。斯黛法指示教师帮助孩子们收拾行李，科扎克则走出孤儿院，来到院子里向犹太警察请求，在孩子们排队站好前，给孩子们收拾东西的时间。科扎克的请求通过了，他一共有55分钟的时间。

到了此刻，科扎克还是连想都没想过要把孩子藏起来。几个星期以来，试图藏在橱柜里、墙后、床底下躲过一劫的犹太人不是被德国人扔出窗外，就是在枪口的威胁下还是走到了街上。这一切科扎克都看在眼里，他别无他法，只能带着孩子们和教师们直面未知的未来。何况，运气好的话，说不定他们还能摆脱这些痛苦。谁说他们在东部不能侥幸活下来呢？

但是，科扎克想象不到等待着他和孩子们的是怎样的未来。当时，还没有人从特雷布林卡逃出来过，也就没人知道真相：他们要去的不是东部，他们只不过在特雷布林卡停留短短一晚，最终的目的地是华沙东北部60英里处的毒气室。

德国人点了点人数，一共192名儿童和十名成人。这支小军队的头是科扎克。队伍里还有给教堂写过请愿书的兹格木斯、萨米、阿布拉沙、汉卡、阿隆尼克，得了哮喘的大汉娜和笑容苍白的小汉娜，会做噩梦的蒙德莱克，会拉小提琴、扮演了阿马尔的阿布拉沙。有个男孩带上了小国王马特一世的那面绿旗，旗子上蓝色的大卫之星鲜艳夺目。他们一共走了两英里的路，一路上年纪大一点的男孩轮流持旗，科扎克的“小国王马特一世之旗”一直随风飘扬，屹立不倒。

临近几幢房子里的犹太人在德国人的命令下，也站在自家房子前面，挤在人行道上。科扎克带着孩子们走出孤儿院时，一个教师突然开始高唱起进行曲，街上所有人都跟着唱了起来：“就算狂风呼啸，我们也要高昂着头。”

他们的队伍走过离赭石街上不远的儿童医院，年轻时的科扎克曾在这里做了七年医生；走过潘斯卡街和特瓦尔达街，多少个夜晚科扎克曾来这里给穷苦的犹太病人看病。街上空无一人，许多人都躲在家中，透过窗帘注视着他们。孩子们走到了格里兹保夫斯卡街上的诸圣堂，在这里，他们与上千名其他方向来的犹太人汇合，其中多数是那天早上其他机构遣散的孩子。人群一起穿过小犹太区，走过克罗德纳桥，来到大犹太区。目睹这一场景的人说，桥面是鹅卵石铺的，凹凸不平，许多年纪小的孩子走得跌跌撞撞，上桥时还是被推上去的，很多人不是摔倒了，就是被推倒在一旁。

孩子们的队伍接着走过杰日那街，走过帕菲雅克监狱，来到赞门霍法街，走向犹太区的北围墙。时值酷暑，年纪小的孩子已经热得没了精神，拖着脚步，一边走一边抱怨着想休息，想喝水，天太热想洗澡。但是护送他们的犹太警察还是飞快地向前走着。

犹太区的尽头，几对新来的党卫军和乌克兰士兵拿着皮鞭、别着手枪、牵着猎犬，在大门口等着孩子们到来。烈日当头，成千上万名犹太人早已等在了这里。这里没有水，没有食物，没有放松身心的地方，一切在德国人的皮鞭和咒骂下无处可藏。

负责的警察头子施梅林，下令各孤儿院的人员上车。科扎克让全体孩子起立。

就在那一刻，有个德国军官穿过人群，把一张纸递给了科扎克。传说纸条是一位犹太福利机构的高官当天早上向盖世太保求来的特赦令，凭这张纸条科扎克可以留下，让孩子独自离开。据说，科扎克只是轻轻地摇了摇头，挥挥手就让这个德国人走开了。

拉姆巴回忆，科扎克带领上车的是第一批孩子，斯黛法带领的是第二批孩子。德国人拿着皮鞭催人上车，要是一般混乱的人群早已厉声尖叫起来，但孩子们排成四队，维持着自己最后的尊严，平静地上了车。“只要我活着，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一幕。”拉姆巴写道，“这不是上火车，而是在向这个丧心病狂的统治作无声的抗议……像这样的队伍，人们从未见过。”

科扎克领着孩子们走向火车，所有犹太警察自发地分出一条道路，站在两旁向他立正敬礼。德国人问拉姆巴此人是谁，拉姆巴却突然泪流满面。广场上响起人们此起彼伏的哀号声。科扎克一步一步地走着，高昂着头，一手牵着一个孩子，眼睛直视前方，眼神与以往没什么不同，就好像看到了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