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林

对待道德问题，我们要有历史的观点，要把道德问题放在一定的时代背景和具体环境中来分析。

时下，道德领域确实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有的还相当严重：坑蒙拐骗、制假贩假、卖淫嫖娼、诚信缺失的现象常有所见；苏丹红、三聚氰胺、瘦肉精、假羊肉、地沟油等重大食品安全事件相继发生；特别是小悦悦恶性事件更是令人震惊。这些失德、败德的行为确实让人极为愤慨，但由此怀疑、质疑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道德历史进步性，得出当前的道德是人心不古、今不如昔、精神滑坡的结论，则未免有些偏颇。为什么这么说？原因在于它背离了历史地看待问题这一科学方法。

道德问题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一定时代背景和具体环境的产物。每个时代都会面临特定的道德问题，不同时代则会面临不同的道德问题。有关真善美的一些道德的基本问题会贯穿于不同的时代，但其表现形式和侧重点会有不同。因为，人的道德活动是在历史给定的时代背景和具体环境中展开的，时代不同、社会环境不同，道德实践产生或面临的主要问题也会不尽相同。比如，以权谋私、行贿受贿、贪赃枉法的腐败现象，坑蒙拐骗、制假贩假、赌博、嫖娼、吸毒等丑陋现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的不良作风显然是现在比过去多。而且有些现象在新中国成立后灭绝或销声匿迹，现在又死灰复燃、沉渣泛起。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道德建设江河日下、“今不如昔”，而只是说明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道德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重点、难点已经和以往不同了，同时也说明现在的道德建设面临的环境更复杂、矛盾更尖锐、挑战更严峻，新情况、新问题、新特点更多，难度也更大。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过去我们是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的政党，而现在是领导人民长期执政的政党；过去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领导建设，而现在是在改革开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建设。过去存在的问题今天可能还会存在，过去没有的问题今天可能会冒出来，过去不突出的问题今天可能就会突出。坑蒙拐骗、制假贩假的失德、败德现象，过去不是多发、易发的问题，不是道德建设的主要问题。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物质匮乏、条件艰苦、环境封闭、思想单纯，这些丑陋现象很难成为道德建设的主要威胁。而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条件下，物质丰裕、条件优越、交往频繁、思想活跃，又处在新旧体制转轨变型的过程之中，政策漏洞较多，监管没有跟上，这些丑陋现象就会易发多发，成为浸染社会风气的主要因素，成为道德建设的主要问题。现在，我们置身于改革开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之中，经济社会生活充满生机和活力，人们的交往频繁而广泛。货币与财富的作用使得趋利行为成为一种常态，义利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不仅多而且尖锐地摆在人们面前。面对市场经济刺激、诱发出来的财富欲望、物质欲望，面对金钱和物质的诱惑，那些利欲熏心、唯利是图的人，就会背离诚信、践踏诚信，用坑蒙拐骗等欺诈手段牟取利益。

可见，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道德建设面对的主要问题、重点、难点是不一样的，这主要取决于不同历史阶段的环境、条件下所提出和凸显出来的问题是不同的。所以，我们不能把不同历史阶段道德建设面临的不同情况和问题作简单类比，厚此薄彼、非此即彼，以问题的有无和多寡来判断和裁定道德建设的兴衰成败。也就是说，不能认为以权谋私、行贿受贿、贪赃枉法、坑蒙拐骗、制假贩假、赌博、嫖娼、吸毒等腐败丑陋现象过去很少或没有，现在不仅有而且不少，就否定我们今天的道德建设，得出“今不如昔、道德滑坡”的错误结论。

我们不是反对比较，但比较要在相当的条件和前提下进行。如果条件变了，前提不同了，那么比较就失去了科学的意义，就会误入歧途，得出错误的结论。打个比喻，就感冒而言，我们不能简单地拿夏季和冬季作比较，如果这样比，必然是冬季的感冒人数远远超过夏季，但是否就由此得出人的体质夏季比冬季强的结论？显然不行；再就中暑而言，夏季中暑的人数肯定超过冬季，但是否由此又要得出夏季人的体质不如冬季的結论？显然也是不行。“任何问题都是要提到一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中来讨论”，都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经常讲的“观察、分析问题的科学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也是我们进行问题比较和研究所必须遵循的依据和出发点。

既然道德问题是一定时代和社会环境的产物，那么我们面临的道德问题必然带有变革转型时期的性质和特点。我们不能把产生的道德问题归咎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又不能不看到这些道德问题的产生又是与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条件和复杂环境有关。社会多元、多样、多变，思维的独立性、自主性、选择性明显增强，物质与精神、义与利、自由与责任、权利与义务、个人与他人和社会的冲突也越来越多。人们面对的道德困惑多、诱惑多、选择多、陷阱多，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导致的失德、败德行为风险大大加大。如何解决面临的突出的道德问题，显然不能回到过去的年代和体制下来把问题消灭掉，唯一正确可行的方法是要用改革的思路、发展的办法去认识、去解决。具体地讲，就是要在发挥道德教育与德治优良传统、思想优势的基础上，加大法治的力度，用法治强化德治，用他律强化自律，从而有效治理突出道德问题。

以治理诚信缺失为例。这是一个人们议论较多、也深恶痛绝的道德问题。在以前计划经济体制和较为封闭的环境下，也有诚信问题，但问题不突出。因为，除了依靠思想教育和道德自律以外，还在于有较严厉的行政管控这一他律。人们主要作为“单位人”存在，处于单一的行政隶属关系之中，而且都是“熟人”。倘若发生交往联系，彼此的资信一清二楚，信誉了如指掌。而现在的情况是，在改革开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大背景下，人们正在从“单位人”变为“社会人”，横向联系、社会上的联系、生人之间的联系、经济上联系越来越多。以往管用的行政管控的他律不再十分有效，处于较为乏力，甚至三令五申而屡禁不止的尴尬境地。这种情况决定了必须要靠法治，用法治来保障践行诚信。对于市场经济刺激和引发的物质欲望和金钱欲望来说，对于发生的利益冲突和纠纷来说，固然需要诚信道德规范的引导和调节，但也要重视和加大法律规范的引导和调节。在法律、制度的强制规范下，诚实守信的道德自律约束力会越来越强，社会的他律会逐渐变成内在的自律，从而使诚信原则植根于人们心中，植根于市场经济和社会生活之中。治理诚信缺失以外的道德问题也应当作如是观。对于人们议论的突出的道德问题，除了深入持久的思想教育、道德楷模的示范引领以及强有力的舆论引导以外，也要加大法治等他律的治理力度，使德治与法治并举，自律与他律结合，相互支持，相得益彰，从而有力地推进当前的道德建设和发展。

（作者：求是杂志社原总编辑）

责任编辑：杜梅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