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

一段时期以来，领导干部从事文学创作即官员写作，逐漸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文艺现象。其作品的数量由少积多，质量日益提高，影响不断扩大，堪称当代文学创作的一大亮点。特别是2010年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以诗集《向往温暖》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以来，领导干部的文学创作引起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关注。

综观领导干部的优秀文学作品，既有反映社会生活、描摹人情世态、洞悉人生至理的小说，也有或以怀古述往启迪今人、或借他山之石镜鉴当下、或寻幽览胜而有所兴寄的散文；既有昂扬正气、催人奋进的报告文学，也有造型造境、言情言理的诗词。这些文学创作从现实生活的深处走来，糅合着理性的思考与感性的表达，把优美的艺术形式与深刻的社会思想冶于一炉，呈现出十分鲜明的特点。

首先，文化视野较为开阔。领导干部的身份决定了官员写作者的生活经历不同于专业作家们，这种特定的生活历练、专业背景以及相应的知识结构，决定了其创作具有阔大的文化视野这一鲜明特点。一是能够以象见意、才识并举地体现出强烈的人间情怀。如马凯的《减字木兰花·千年交替夜》：“暮云送日，一页翻过千岁史。朝旭惊宵，几缕迎来世纪交。花开花败，尽阅沧桑天未改。钟抑钟扬，再换人间路且长。”作品不仅具有耐人寻味的韵律和美感，而且最为可贵的是并不流连驻足于文字构成的光与色，而且能够由博返约、举重若轻地表现出一种高于常人的豪迈气势与远见卓识。而李东东的词赋创作，在文学性与历史性融通中，涵摄各路信息，凝聚了对国家、对民族、对社会、对时代的深入思考。“威武之师，百炼成钢。摧锋陷阵，拔关夺隘，悲歌慷慨，龙血玄黄。曾挽国之危难，曾拯民于倒悬，脚踏祖国大地，背负民族希望。风云开合，壮士请缨，生当人杰，死亦国殇。”（《八一赋》）二是呈现出大叙事的品格。往往能够从厚重的历史背景生发开来，从而使作品获得了鲜明的时代性与厚重的历史感。“天地沧桑皆尘土，世上何人称不朽？不朽二字是精神，独把不朽留与君。”这是唐双宁在抒情诗《周总理逝世三十周年祭》中的句子，这首诗始终把强烈的个人的情感灌注在诗行当中，艺术地解读历史，文情并茂，折射出朴素的理性思考，使我们得以走进历史深处，与作者的心灵一起律动。田聪明的散文《妈妈的心》深情地回忆了与母亲一起生活过的点点滴滴，寄托了对母亲无尽的思念和拳拳的感恩之心，在作者充满浓浓温情与淡淡忧伤的文字背后，在浸透着怀念与感激之情的叙述当中，一个慈爱而又坚强、质朴而又明理、平凡而又伟大的中国母亲形象跃然而出。

其次，现实主义特征最为突出。从整体看，现实主义基本上是贯穿官员写作的一条主线，无论是以真挚朴实为基调的美学风格，还是以天下忧乐为己任的担当意识，现实主义始终是主领内蕴、涵咏万物的精神品格。其一是具有高度的责任意识与反思精神。孟学农的抒情诗《心在哪里安放？》中，“融入吧，像细小灰尘一样，冉冉升起悄然落下，覆盖在祖国的土地上，心，不需要安放，只要在难忘的地方，有山在呼唤，有水在荡漾，心，就在挥洒的过程中——发光、闪亮！”在对于人生的深切思考中，作品传神地表达出诗人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中都愿意把心交给祖国和人民的心迹，全诗始终都蕴蓄着充沛的真情，语言朴素却自有一种动人的力量。刘上洋的散文《江西老表》在历史与现实交汇的双重视野中，在纵向观照与横向比较中，既有对江西老表性格由衷的赞叹和钦佩，更有对其劣根性的冷静分析和深刻反思。在他看来，根本原因就在于江西老表的观念和性格当中的保守和陈旧的一面，因而江西老表要重新崛起，就必须冲破旧观念的藩篱，改造和重塑自我。其二是深广的人文主义情怀。丹增的散文《我的高僧表哥》以朴实无华的笔调为我们勾勒出一位智慧、虔诚、善良的藏族高僧。表哥品行高洁，唯信仰而终其一生；表哥历经坎坷，观世阅人但求向真向善。表哥有如雪域高原一样淳朴的人格魅力，使其形象犹如耸立于眼前的圣洁雪峰，传递出灵魂的感动。梁衡的历史散文《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把笔墨集中在林则徐虽蒙冤戴罪被发配新疆但仍不忘报国的种种表现，生动地诠释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所凝结的分量。

第三，艺术水平不断提高。客观地说，官员写作的总体艺术水平从趋势上看，是不断上升的，而有些作品则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可与专业创作并驾齐驱。王巨才的散文《走马平塘》浓缩精炼，层次分明，文词清丽，诗意盎然。在他眼中，平塘的美是“在于它的天生丽质，不事雕琢”，而平塘的民居之美则是“黛瓦苍台，历经岁月风霜，满布沧桑古迹的布依族木楼”，这种美是萦绕于天地间的大美，以至于“远远望去，依稀有一种路无拾遗、夜不闭户的古风传递而来”。王跃文的《国画》既是官场小说的滥觞之一，又为这一类型的小说创作树立起较高的艺术标准。《国画》深刻而传神地描写了都市的官场世相图，塑造了朱怀镜这一鲜明的艺术形象，无论是对语言和叙事技巧的运用，还是在反映社会背景的深刻程度上，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准。

当前，官员写作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均交出了一份较为出色的答卷，不仅有大批作品问世，而且也不乏引人注目、脍炙人口的精品佳构。当然，不可否认，围绕着官员写作这一特定的文学现象，争议一直存在，其中甚至不乏一些颇为极端的观点和看法。

有人认为，文学创作需要投入大量精力来加以精心构思，既耗费时间又要付出极大的精力，可谓劳心费神。而官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在任期间最为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全力以赴做好本职工作，而从事文学创作势必会分散精力，影响工作。这种担心表面上看，似乎有一定道理。但细究起来，就会发现官员写作与本职工作其实并不冲突。事实上，在我国官员写作的传统由来已久，身兼政治家与文学家二任于一身，“学而优则仕”在古代的官员中几乎成为一种自觉的“惯例”。中国古代的官员本身便是文学大家的数不胜数，屈原、贾谊、曹操、李白、杜甫、欧阳修、王安石、苏轼、刘基、纪晓岚……一直到当代，毛泽东同志在诗词创作方面的造诣堪称一流，朱德、陈毅、董必武、叶剑英等同志的诗词创作也有很高文学价值。这里主要存在一个怎么辩证地看待和处理工作与写作的关系问题。应该说，把两者关系解决得好就会相得益彰，实现两不误、两促进。领导干部们把在工作和生活当中的所见闻所思所想笔之于书，既能把一些好的想法、经验、观点寓于创作之中，使其影响进一步扩大，让更多的人通过审美得以分享这些从大量实践中提炼出的经验和思想，使人们在享受美的同时也有所启迪、有所收获。而对于作为创作主体的领导干部而言，从事文学创作的过程本身就是对行政工作更为深层的审视和反思，这无疑有助于总结工作当中的得失，鉴往知来，厘清工作思路。当然，这种思考和创作必须始终遵循文学本身的规律，以艺术的方式加以表达。

有人认为，官员从事文学创作多是哗众取宠，装点门面，甚至会催生腐败，造成负面影响。不可否认的是，有极少数的领导干部从事文学创作的目的并不单纯，他们要么借文学创作来大肆炒作自己，以期获取政治资源，要么把文学创作当成提高和显示身份的砝码，附庸风雅，以期扬名立万，更有甚者干脆把文学创作当成敛财的工具，以期发家致富。事实上，凡是抱着类似私心杂念的人，其作品的艺术水准大都差强人意，无论是美学境界还是思想内涵都乏善可陈、浅薄庸俗，因而大都难逃“言之无文，行之不远”的命运。必须看到，绝大多数的领导干部之所以从事文学创作除了自觉的社会担当，创作主体本身产生的难以遏抑的创作激情也不能忽视。王跃文在谈到自己创作的初衷时说：“我想把我的体会通过一种东西表达出来，写小说，是我能够找到的最好的方法。”因此，官员写作的本质就是创作主体有感而发，将自己的生活经历、人生阅历上升到思想的层面上，用艺术形式“加工”成文学作品。从构思、创造、呈现到接受这一系列的创作过程无一不是严格遵循着文学创作的规律，只是因为创作主体是领导干部这一特定群体，而使作品呈现出一些具有共性的特点。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与专业作家的创作相比，官员写作的崛起具有别样的重要意义。一是有助于提高执政能力。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领导同志要学会拿笔杆……实现领导最广泛的方法是用笔杆子，用笔写出来传播就广，而且经过写，思想就提炼了，比较周密。”的确，领导干部丰富的政治生活、人生阅历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丰厚养料，同时对这些素材进行艺术加工、创造，又能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加深对政事、生活、人生的理解和领悟，锻炼和提高逻辑思维能力、理解判断能力，从而有效地提升为官理政的综合素养。二是起到积极的示范作用。领导干部带头从事文学创作无疑有助于推动在全社会形成阅读、写作的良好文化氛围，有助于树立健康向上的文化消费理念，有助于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挤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学习和思考，不断拓展知识、开阔视野、提高能力。特别是对于我们党提出的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这一战略任务，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三是有助于从政者养成健康的情趣。文学具有育德励志、陶冶情操的功能，领导干部从事文学创作有利于养心益智、砥砺精神、慰藉心灵，有利于丰富精神世界，提高人文素养。此外，文学创作是需要平等交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读者不会因为作者身居高位而放弃评价的权利，因而不免会听到一些逆耳之音，这对于领导干部保持清醒是大有益处的。总之，为官与为文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是相互促进、相互深化的。

我们在肯定官员写作的同时，并不能只看成绩，回避不足。官员写作要想不断前进，“再上层楼”，就必须高度重视并且很好地解决当前两个较为突出的问题。

一是在艺术性方面，文学创作强调的是艺术魅力和文学性，无论是多么伟大的思想、多么震慑灵魂的情感，都只能通过审美来表达，用艺术的魅力来感染人、打动人、教育人。因此，艺术性在文学作品的价值构成当中居于首要地位，失去了这个基本要素，文学创作的意义将不复存在。以此反观当前的官员写作，不难发现尚有为数不少的作品艺术价值不高，语言欠缺雕琢，缺乏韵味和个性，显得千部一腔；意象提炼还不够精粹、集中，缺乏神韵，因而难以营造出自然传神、韵味悠远的意境；人物形象面目模糊，既不具备典型性也没有予人深刻印象的闪光点，显得千人一面。此外，艺术形式还比较单一，基本上以现实主义风格为主，缺乏多元的艺术手法。考察文学史，就会发现历来文学创作的求新求变大都从艺术形式上进行探索和突破，并由此不断深化，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文学变革，有力地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二是在思想性方面，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思想开掘能力的作家必须深入生活又不拘泥于生活，能够以理性的思考和独立的判断审视生活，提供发聋振聩的思想，成为“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文学才能成为人们的精神家园。真正的文学并不仅止于娱乐价值和艺术价值，相反追求高尚的情调与思想，使真善美的高度融合，最终让人的娱乐本性在审美中升华，才是最终的旨归。优秀的文学作品必定是把感人肺腑的道德内蕴和超拔的精神向度巧妙地溶解于审美价值当中，从而使读者产生强烈的共鸣，得以澡雪精神、启人深思。以此镜鉴当前的官员写作，必须承认的确还存在思想价值不高，终极关怀不够的问题。以官场小说创作为例，近年来的确产生了诸如《国画》、《人道》、《人精》等既被专家叫好又受市场追捧的优秀作品。但也不能否认，还有为数不少的官场小说的价值取向产生了偏离，它们似乎仅仅满足于揭露问题，不厌其烦地暴露官场的种种黑幕、一掷千金的豪奢和令人咂舌的腐败现象。这些作品不仅对问题深入剖析，只是浅尝辄止、敷衍了事，只是停留于简单的揭露丑恶，完全屈从于市场法则，把文学创作简单地视作一种“消费”，更为严重的是对作品中的反面人物和腐败分子不是谴责，而是打着“还原人性”、“更加真实”的招牌，给予同情甚至是某种程度的认同。总之，这种创作倾向要么仅仅关注艺术形式，把文学作品变成空洞虚浮、言之无物的鸡肋；要么无限放大娱乐功能，恶搞、无厘头等纷纷上阵，或者一味追求感官刺激，凡此种种皆使文学创作步入歧途，陷入猎奇惊悚、庸俗肤浅的泥淖，对文学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

官员写作要突破现有格局，保证不断出新出彩，佳作蝉起，这就要求领导干部不仅要真正沉入生活，贴近时代、贴近群众，大力提升艺术境界，还要有效借鉴一切文明和文化中的养分，拥有进步的人文知识和人文观念；就要求在创作中精心筛选过滤素材，精心营造意象与意境，精心安排结构、设计情节；就要求在作品中实现艺术价值和思想深度水乳交融。只有这样，官员写作才能得到进一步的开拓与创新，才能不断有所突破、有所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