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范同寿

“天末”之省的文化奇迹

文 范同寿

贵州士子得以参加科举，是建省以后的事。对于贵州来说，虽然“开设乡试”的决定来得晚了一些，却让压抑已久的贵州学子有了释放能量、展示自我的机会。

“贵州三状元”之一夏同龢（第三排右起第十位）在日本的毕业照。（李林供图）

从贵州人参与科举说起

对推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做评价，历来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称赞它的人认为，隋唐创立的这个制度用统一的标准来选拔社会上的优秀分子，使之能参与国家的政治。否定它的人则指斥科举制度“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导致人才破坏，国家贫弱。有人则主张分历史阶段来评价它，认为隋唐之际的科举制适应了庶族参政的需求，为繁荣古代文化做出了贡献；明清时期的科举考试则因以八股取士，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阻碍了科技文化的发展和新型人才的成长。

其实，科举制度通过考试的形式公开选拔人才，算得上是一种相对公平的竞争。即使用今天的视角来观察，也不是没有可取之处。考生复习同样内容的资料，参加同样试题的考试，在相同的时间里完成答卷，脱颖而出的自然是才思敏捷的佼佼者。如今万众争过独木桥的高考，乃至公务员考试，许多做法又何尝不是如此？

贵州士子得以参加科举，是建省以后的事。科举制度在明朝曾经历过一番起落，洪武三年（1370），明王朝下令从该年八月起“特设科举”，不久又改为用荐举选拔人才。……